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摩西会堂）位于虹口区长阳路62号
犹太学者克兰茨勒：“上海这个名字，对于千千万万个犹太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护身符。他们可凭此将一生中的噩梦，改变成得救的开门咒，而有希望逃脱纳粹的恐怖统治。”
一九三九年的东方维也纳
若想在上海感受异域风情，那就找个宁静的午后，背上相机、漫步虹口区的山阴路一带，那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欧美风格的建筑。
尽管，这些红砖尖顶的狭窄房子在今天显得陈旧，但唐山路—舟山路—霍山路—长治路这一圈近0.98平方公里的区域，却是当年犹太难民隔离区内最繁华的街区。
若是还想进一步了解住在这里的犹太人的生活，那就去向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前辈们打听，他们中大多数都对这段历史耳熟能详。
“犹太人？犹太人就在这里跟阿拉上海人一道过苦日脚……”
时间回到1938年11月，在德国纳粹怂恿和操纵下，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在德国全境内，他们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的打、砸、抢、烧。
许多犹太平民住宅窗户，在这一夜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照射下，如水晶般发光。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犹太人原本平静的生活支离破碎。逃离避难变得刻不容缓。
这时，一个遥远的、不设防的东方城市——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怀抱。
1939年，一艘意大利公司的轮船，满载着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的犹太人，停靠在虹口码头，他们在黑灯瞎火的夜晚嗅到了黄浦江的气息。
从教会犹太人使用煤球炉开始，本地人帮着犹太人租赁房子、照看孩子、提供工作……约2.7万犹太人和10多万中国人混居于此，两个同样重视伦理、教育和家庭的民族，有着相似的价值观。犹太人很快就融入了上海的市民社会。
“犹太人喜欢开酒吧，场地老小，老简单格。交关犹太人经常坐在弄堂口的露天座位，一个人一杯茶，没事体就坐在那里，可以从早到晚这样坐着发呆。在每张台子上头撑着遮阳伞，旁边还摆几盆花，看上去也蛮像样子。”你可以从现在仍住在这里的老人们那儿听到许多类似的故事。
确实，流离使犹太人更渴望平静。对于崇尚生活质量的他们来说，生活可以“没有面包也没有黄油”，但不能少了情趣。
渐渐地，在“隔离区”相对平静的状态中，他们的生活，迎来了短暂繁荣：他们养起了狗；在午后休闲的时光中，啜着咖啡；他们努力地去营造一些娱乐场所，尽可能去获得精神层面的放松，以抚慰惊恐的神经。
因犹太难民的集中经商和居住，提篮桥地区出现了商业茂盛的局面，舟山路、霍山路一带则成为充满异国情调的商业中心。这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尤其在黑色的夜幕下，舟山路附近舞厅、酒吧鳞次栉比，灯火璀璨，成为“东方的小维也纳”。个别自我感觉很好的犹太人甚至认为，自己给上海带来了文明的生活方式。
如今，翻开历史的书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600万犹太人在欧洲惨遭杀害，而在上海的犹太人除了病老死亡外，都生存了下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散居在各国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犹太人重访上海，怀着复杂的感情再次进入虹口，细细寻找当年生活踪迹，这里有着他们的青春、爱情与理想。
正如一句犹太谚语所说那样，谁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Hongkew Ghetto（虹口犹太人居住区）”这个名词，在犹太史书里，依然有着亲如肌肤的暖意。
那段艰难而温暖的岁月
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陈列着一幅名为《除夕夜》的油画。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犹太难民的真实回忆，一户中国人家在传统的除夕之夜，把犹太难民家庭邀请到家里吃年夜饭：“饭桌上酒菜不多，但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细心的中国主妇，提前帮他们准备好刀叉；看到犹太人不习惯和他人在一个盘子里进食，主人连忙把食物分到每个人面前的盘子里。”
二战期间，深受纳粹德国迫害的两万多犹太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辗转来到上海，涌入虹口。他们之所以能免于饥寒，除了犹太商业三巨头中的嘉道理和沙逊家族的救济外，虹口地区的中国居民也伸出了援手。
据如今还聚在唐山路一带的老人回忆，当时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的上海下层民众友好而善良。他们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借给他们一些生活用具，接收犹太难民儿童进校读书等。除了保持中欧犹太饮食习惯外，犹太难民们也尝试学习中国式烹调。
通过“犹太国际委员会”、“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等各种救济社团的协助与安置，犹太难民们在虹口有了栖身之地，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学校、饭店、宗教场所和商业活动。这些犹太人大多有一技之长，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各种手艺师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充分显示了犹太民族“适者生存”的特点。他们开设的小型服装、面包、冷饮、旧货业等商店，经营得还不错，迅速融入异国的生活。1941年，犹太人集中居住的提篮桥地区出现了商业茂盛的局面，舟山路则成了商业中心，号称“小维也纳”。
“他们在流亡中也不让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丢失”。此外，崇尚文化的他们办起了电台，出版了报纸和刊物，组织起剧团和乐队，尽量在艰苦中寻找一些乐趣：或光顾餐厅、咖啡馆和剧院，或到霍山公园散步聊天。
当时，一家叫“屋顶花园”的露天餐厅，成为犹太音乐家相聚、表演的场所。当悠扬的音乐声响起，如同有了魔法，那些曾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脸上的愁容好像全都不见了。
上海作家陈丹燕曾这样描述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像水银从温度表的密封玻璃逃出来一样奇迹；像水银落地一样迅速逃匿；像水银即使被碎成粉末，也会很快再汇集成完整而晶亮的一大滴一样的顽强。”
斗转星移，现在经常有一些犹太人及其后人，到虹口寻找历史记忆——艰难却不乏温暖。对他们来说，上海的虹口犹太人居住区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更有人说，在纳粹掀起的反犹的腥风血雨中，虹口成为庇护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托起了生命的希望。
以上转载自：上海虹口，微信号：shhongkou，图文摘自《虹口33个文化镜头》。
二战时两万犹太难民上海滩生活实录
文/丁翔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犹太人，慑于纳粹的淫威，欧洲多国拒收犹太难民。而在此刻，中国上海向犹太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许多犹太难民发放了生命签证，帮助他们逃离死亡魔窟。
上海虹口区的摩西会堂刻录了犹太难民在虹口生活的印记，2万多犹太难民和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度过了二战艰难的岁月，留下了难忘的真情。
他的“救命签证”救了数千犹太人
二战期间，德国实业家辛德勒救助了大批面临屠杀命运的犹太人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后，举世震撼。
而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但他的义举无人知晓，湮没了60余年，直到上世纪末，才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和美国“救命签证”等组织的努力下，被发掘出来。
1995年5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奥地利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很多犹太难民和潘光聊天时提到，当年是拿了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的签证才逃到上海的，只是记不清总领事叫什么名字了。
当时外国人要进入中国上海是不需要签证的，但是要逃离纳粹统治区却必须要出示签证，是哪位中国外交官在为犹太难民签发“生命签证”的呢？
1998年，通过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提供的线索，由美国“救命签证”组织尽力查找，最后确认，这位中国的总领事叫何凤山。
何凤山是湖南益阳人，生于1901年，1932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35年参加外交工作，1937年他被派往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工作，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回国到重庆参加对日作战，后在美国加州定居。
在找到何凤山女儿的时候，何凤山先生已于一年前的1997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6岁。但他留下的一本回忆录，帮我们再现了当年的救助场景。
一个犹太青年，跑了40多个领馆，没有一个领馆肯给他签证，最后他找到了何凤山。何凤山说我给你发签证，他说我要11张。发签证必须是要本人亲自来的，但是何凤山给他发了，11张。犹太青年拿了11张签证救出了他10个亲戚朋友，在集中营里，就凭着签证，一张一条命。
何凤山全力救助犹太人的消息被迅速传开后，让许多徒劳奔波于若干个国家大使馆的犹太人绝处逢生，于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的门前很快排起了长队。
何凤山的善举曾遭到国内同行的猜忌，但他光明磊落不为所动。法西斯当局则以中国领事馆租用犹太人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便自己出钱租用了一处小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
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1938年6月到10月，仅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他就发放了1900多份，而1938年纳粹11月大屠杀后，何凤山为犹太人发放的签证就更多了。
可他从来不提这件事情，连他女儿也知道的很少，所以才会几十年来不为外人所知晓。
2001年1月23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荣誉称号。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何凤山的纪念碑前说：“在他面前，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从而感到了我们自身的渺小。”
虹口区，2万犹太难民与中国居民共患难
1994年，上海虹口区霍山公园犹太难民纪念碑落成。在坚硬的石碑上分别用中文和希伯来文刻着这样一段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
原本逃亡到上海的犹太难民生活已逐渐走上轨道，但是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占领者将上海推入了更为黑暗的深渊。
1943年2月，日本把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犹太人赶进虹口犹太难民隔离区，并用发放通行证的方式来限制犹太人的人生自由。如果拿不到通行证，就没有机会上学、打工、谋生。于是拥挤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必须为生存挣扎，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
而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尽管自己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对逃亡到上海来的犹太难民提供各种方式的援助。
据当年的犹太难民回忆，那时中国人用低价把房子租给他们，他们成了邻居，这种亲切的感觉，如同回到了家乡。
一位叫马丁的犹太人用摄像机录下了他小时候曾在上海虹口住过的院落。他说："我妈妈那时已不在了，我和父亲一起过，因而常会挨饿且没人照看。而丁先生、丁太太总是尽力帮助我，给我们些米啊什么的，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患难之中，中国居民与犹太难民朝夕相处，成为了朋友和亲人。对于那些犹太难民来说，后来的每一次回访重聚，甚至在马路上偶然遇到的老街坊，都令人动情。
2万多犹太难民和原先就居住在虹口的10万中国人挤在一块不到1平方英里的狭小空间里，共同度过了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段艰难的岁月。
不过奇迹也随之出现了：不管你是来自德国、奥地利，还是来自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信仰犹太教还是崇尚儒家伦理学说，大家都在艰难中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当希特勒把600万犹太人抓进集中营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时，近3万犹太难民却在上海存活下来，并开创了新的生活。
维滕贝格：著名演奏家情系上海
在上海避难期间，犹太难民中的编辑记者们办起了德文报刊，艺术家们在露天音乐会演奏肖邦和德沃夏克，戏剧、舞蹈、漫画、报纸，表达着他们不可湮没的人生希望。在这同时，许多犹太难民中杰出的音乐家，也把自己的才华传授给了中国的同行。
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一流水平的德国柏林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手维滕贝格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早在1939年2月，就随同近3万犹太难民逃亡到上海。当时德国纳粹规定，犹太人离开德国只准携带10马克现金。维滕贝格到达上海时囊空如洗，只能靠教中国学生拉小提琴和弹钢琴勉强度日。
维滕贝格在上海教了许多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了中国音乐界的名人。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92岁的谭抒真教授至今保存着维滕贝格用过的贝多芬乐谱和一张师生的合影。
维滕贝格来上海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虽然生活清贫，但他教学生，无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一律只收1元钱。但他坐三轮车也给1元钱，不管远近，而那时的三轮车费只要几毛钱就可以了。
谭抒真说，维滕贝格先生人真的很好。
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已经61岁的维滕贝格同大部分犹太人一样，被日本侵华当局赶到了狭小的上海虹口犹太隔离区。一天早上，他正在拉琴，忽然就倒在了地上，被一位送开水的阿姨发现后通知犹太协会，把他送进了医院，3天后就去世了。
这位曾经名震欧洲乐坛的音乐奇才，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用非凡的音乐才华引导许多中国学生走进了西洋音乐的殿堂。
《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名曲的诞生
当时上海有很多犹太音乐家逃难而来，其中就有一对很出色的音乐家兄弟。他们在上海开了一个琴行，组织了一支小乐队，并经常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路）上的DDS咖啡馆里表演。
这对音乐家兄弟的故乡在莱茵河畔的德国科隆，哥哥奥托·约阿希姆是犹太作曲家，弟弟瓦尔特·约阿希姆是科隆室内乐首席大提琴手。1939年，兄弟俩为躲避纳粹的屠杀，逃离科隆，一同来上海避难。
在上海他们带教过很多学生，其中就有中国著名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最令司徒志文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他们要学一首帕格尼尼的古典奏鸣曲，但没有乐谱，于是约阿希姆借来唱片，硬是听着唱片把曲谱给扒了下来，学生们就是用扒下来的手抄本曲谱学习的。
奥托·约阿希姆在上海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制作了30张中国唱片。他认识一位中国作曲家，就是陈歌辛，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陈歌辛将曲调哼唱给他听，他记录下来。他说在所有的曲子里，有一首叫《玫瑰遍地开》的，后来非常流行。这首曲子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玫瑰我爱你》最早是在舞厅里流行开的。1945年左右这首曲子流传到了美国，有位美国作曲家把这首歌译成了英文，叫《Rose rose l love you》。
1950年，当时美国著名的爵士歌手弗兰克林用英文演唱了这首歌，并获得了全美流行乐排行榜第一。起初很多人都以为这是首美国歌曲，后来才知道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于是在出版的谱子上写了曲作者不明。
尾声
七十多年前逃到上海得以生存，二战结束后，又各奔前程的近3万犹太人，如今健在的只有千人左右，但是记住并重温这一段历史的后人一定会绵绵不绝。
本文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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