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只单卡录音机，是当年的时尚（图片来自网络）
“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
1979年，年轻人们提着板砖样的单卡录音机，在街上边走边放邓丽君的歌曲。对他们来说，这是最酷的事。
这一年，邓丽君发行了专辑《甜蜜蜜》。她的柔美声音，侵袭了内陆人们几十年来被革命样板歌曲疲劳的耳膜。不过，在官方口径，邓丽君受到指责与攻击，“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扣到了她头上。
人们不管。很多人晚上躲在被窝里，从收音机里的“敌台”中听她的歌声，心中甜蜜蜜。当时出现一句顺口溜：“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老邓”是邓小平，“小邓”是邓丽君。
对当年的中国来说，不管老邓还是小邓，“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在当年有录音机的家庭里，邓丽君的歌带是标配（图片来自网络）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1980年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
1979年2月，谷建芬作为音乐创作人员参加了音乐界的一个创作研讨会。会上，大家对歌曲《乡恋》《妹妹找哥泪花流》进行了批判。有人认为《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是为流氓写的，证据是一些犯人都会唱这首歌。他们还说，李谷一唱《乡恋》的气声，就是30年代上海滩流行的“靡靡之音”的翻版，“会削弱我们的革命意志，这是在文化艺术上对革命的一种挑战”。
谷建芬对这种批评很不理解，一气呵成写了一首朝气蓬勃的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批评又来了，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反党歌曲，还给她戴了一顶“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帽子，还有一顶帽子是“用资产阶级的音乐毒害青年”。
此后，谷建芬创作的《烛光里的妈妈》，也被批判成是建党以来最大的反党歌曲：歌里说“妈妈”的那些话，像“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不愿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等，有人说“妈妈”就象征党啊，把党诬蔑成这么糟，这还了得。毛阿敏在一些地方唱这首歌时，一些歌词被要求作改动，比如要唱成：“您的头发那么黑亮”、“您的腰身那么挺拔”。
当然，最终胜利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一本奇书：《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图片来自网络）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陆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印了33030本。书中的观点有：
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
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
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
“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
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多家海外通讯社的强烈反应。报道的标题是：《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零点二十二分。北京－新加坡。
“您是邓丽君小姐吗？”“是。请问您是哪一位？”当我告诉对方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歌迷的时候，她吃惊地问：“什么，北京？”对方像是一边思考一边说：“我现在很惊奇，能有电话从北京打来。”
……
我告诉邓丽君小姐，内陆一些青年喜欢她的歌。她听了想了想说：“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陆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陆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陆的青年朋友！”
据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披露，邓丽君最大的心愿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演唱会。
1991年，邓丽君在广播中说：“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
1995年5月8日，《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讣闻：“台湾歌手邓丽君，在泰国因气喘急促去世，享年42岁。”这是邓丽君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身份证上登记为“本籍河北省大名县”的邓丽君，至死都未踏足大陆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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