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迷案:也谈《傅青主女科》和陈士铎《辨证录》——与贾得道先生的商榷
山西中医学院(030024) 李树德
关键词:傅青主女科 辨证录 陈士铎
近抽工作之隙,认真地研读了贾得道先生1988年在《山西中医》第6期上发表的《<傅青主女科>和陈士铎<辨证录>》一文,并查阅了一些史料文献,感到有些观点和结论还需要商榷。傅青主到底有没有女科著作?《傅青主女科》是不是傅氏医著?
贾得道先生对此是持否定观点的。他在文中一开头,即转引陆定圃《冷庐医话》中王孟英的观点和谢诵穆《中医伪书考》中提出的怀疑,并列证据3条:⑴“特别是他的诗文已集结成一部《霜红龛集》出版,在这部文集中,也有一些论医之作,但却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关于《女科》的问题。”⑵“与傅青主同时的许多学者,在他们与傅青主诗文酬答或书信往还中,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女科》的问题。”“还有,傅氏死后,给他作传的学者不下十余家,在这些传记中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女科》。”据此而得出“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傅氏生前根本没有著过《女科》的有力旁证”的结论。那么,《女科》究竟是谁的著作呢?他“首先从著作时间看”,“其次从二者内容加以比较”,即得出“王孟英、谢诵穆等认为‘《傅青主女科’系由陈敬之《辨证录》中录出的说法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结论。很显然,他不仅否定了傅氏有《女科》著作的事实,而且同意《女科》是从陈士铎《辨证录》中录出的观点。他还对后世一些学者关于陈士铎《辨证录》实为傅氏医著的考证进行批驳。他提出“说三本书都是陈士铎整理傅氏的原作而成书的,但依据呢?一点也没有!理由呢?两条中只谈了一点,即‘因反清斗争之需’!这三部书的内容,究竟和反清斗争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之需’?……这样平平淡淡,并不很高明,假托岐伯、仲景等圣贤亲自传授的三部医学著作,除具有特异感觉的‘专家’以外,恐怕谁也嗅不出一点反清斗争的味道!有什么必要‘隐作者姓’,假托别人的名义刊行呢?”他认为说陈氏医著系傅氏医作的观点是“没有客观的史料为依据的”,是“心造的,想当然的臆测”,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颠倒黑白”。
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现据所掌握的史料,先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 关于傅青主有没有《女科》医著的问题
傅青主懂医,这大概谁都不会怀疑。有没有医著?在傅氏生前,确实也没有正式刊印行世本。这是事实。以傅氏名字公开命名行世的,最早还是其死后110余年的《傅青主男女科》。有清道光可亥7年(1827年)张凤翔刻本、有道光11年祁尔诚重校刻本、有同治2年陆懋修重订刻本。显然,这是后人整理的。这就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这后人整理公开用傅氏之名命名的《女科》,能说就是傅氏医著吗?就不会是后人出于什么目的,借傅氏之名而命名的伪书吗?陆定圃、谢诵穆不就是有此怀疑的代表吗?贾得道先生亦持此观点。怀疑尽可怀疑,但总不能视客观事实于不顾。
史料之一:傅氏同期朋友顾炎武,于康熙癸丑12年(1655年)为傅青主定稿的医著《大小诸证方论》作序称:“……予友傅青主先生,学问渊博,精实纯萃,而又隐于医。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妇杂症一卷,……诚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也。……其意之切于救人者,岂有异欤?是为序”。《大小诸证方论》抄本,现珍藏于山西省图书馆,经专家鉴定,抄本用纸,确系康熙时期的制品。这一史料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傅青主有女科医著,而且在康熙12年前即已定稿。
史料之二:傅氏同期友人曹秋岳,于康熙13年甲寅《送傅青主谒孔林》诗中说:“……山川留著述,龙蠖悟行藏;……拟获相知素,粗传避俗方。……”(见《仙儒外记》),进一步证明《大小诸证方论》传出时间是在康熙12~13年。
史料之三:据山西省博物馆保存的一部署名“松侨老人傅山稿”的“医学手稿”证实,虽仅是傅氏女科的一部分,经专家考校,其“内容与傅青主女科的调经部分相同”。其手稿用纸,又确系清初竹纸。更为重要的是,手稿中加味四物汤内有“玄胡”(《女科》、《辨证录》均改作“元胡”),说明手稿是写于顺治年间,因为那时还不避“玄烨”(康熙名)之讳。从内容和时间看,证明傅氏不仅有《女科》医著,而且在清初顺治年间就有了。
这些史料,都可作傅青主不仅有《女科》医著,而且在顺灯年间就己基本定稿的主证。另从下列旁证也可进一步佐证之。
旁证之一:山西平遥县道虎壁王培章九世祖王世能(卒于1637年),即康熙初年),为“大明良医”(见其墓碑),从其历代口授的妇科特点看,与傅青主女科一脉相承。家中世代供奉傅青主塑像,拜为师祖。可以说王氏祖所传之妇科,实得之同期傅青主之真传(其交往另述).不又从另一角度,佐证傅青主不仅有《女科》医著,且在顺治初年间就流传了。
旁证之二:道光丁亥7年5月张凤翔首刻《傅青主女科》称:“……向闻先生有手著《女科》,并《产后》(另当别论)书二册,……近得抄本于友人处,……故乐为序而行之,……。”此虽为傅青主逝世百年后后人整理,但祖本于傅氏女科抄本,恐不会假。
旁证之三:道光11年新正上元同里后学祁尔诚重校刻《傅青主女科》序称:“……然则今之《女科》一书,何为而刻乎?此书为傅青主徵君手著,……此书晋省抄本甚伙,然多秘而不传,……兹不揣冒昧,详校而重刊之。……”
上列旁证说明,其刻本不仅祖于傅氏女科的秘传抄本,而且也使人相信,这时公开傅青主真实姓名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傅氏强烈反清的政治身份和生活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文字狱猖獗的康、乾时期,虽是没有一卷、一段、一节、一句政治内容的医著,就是傅青主三个字,又有谁敢公开具其姓名刊行其著呢?傅氏死后百余年,太平天国起义军占领南京,清朝统治大大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傅氏的《女科》医著和《霜红龛集》才是可能并令人相信的。
以上史料说明,傅青主不仅有《女科》医著,而且早在清初顺治年间就已定稿,这倒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就会掉入陈士铎“遇仙传书”、“伪托仙授”的谜魂阵中。当然更不可能是从后出的陈士铎《辨证录》中录出的了。
2 关于陈士铎《辨证录》是不是傅青主所授医著问题
陈士铎曾称他晚年于康熙年间,经吕道人介绍,在燕市(北京)玉河之南,拜岐天师、岐伯天师为师,传书甚多,有《石室秘录》、《辨证录》、《洞天奥旨》等医学著作。陈受岐天师之重托,慨然已出版为己任,“伏思圣师传我异术,秘而失宣,难逃罪谴,失救济心怀”(陈士铎《洞天奥旨·凡例》)。在康熙年间即将之先后出版问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作者公开署名都是陈士铎的“敬述”或“敬习”之作。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上述诸书是陈士铎的医著,遇仙传书乃是伪托。由于是“托名仙授”,有的人就认为“拙于作伪”,“殊为荒诞”。
解铃还得系铃人,不妨看一看陈士铎在这些著作中是如何透露机关的。在《辨证录·凡例》中说:“是编皆岐伯天师、仲景张使君所口授,铎敬述广推以传世,实遵师诲,非敢自矜出奇”。在《辨证录·序》中说:“铎尼山之弟子也,敢轻言著作乎?闻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而必谓是书非述也,得毋欺世以炫奇乎”?所谓“敬述”和“述”,述者,“述而不作也”,即是说非为陈士铎自己医作也!在《石室秘录》署名上,陈士铎署为“山阴陈士铎远公甫敬习”习者,乃“传不习乎”?即非陈氏著作也,因系“医圣”、“圣师”所传,所以要“敬习”之。在别人为序中也可看出,如《石室秘录·岐天师序》中说:“余出秘录示之,乃手抄行笈,……遂将《石室秘录》令其抄录一通,存之笥中。”吕道人为序说:“陈子不乐自秘,欲公之万世,不欲仅活一世之人已也。”金以谋为序说:“余与陈子远公,同里而神交,偶得是编读之,叹为神奇,……世之览者,不以为陈子所授之书,而以为华君未焚之书也。”
陈士铎的自白,已不止一处表明不是自己的著作,授书之人,在陈氏当时,绝也不会是真的与黄帝论医的岐伯天师,真的汉时张仲景和华佗,很显然是伪托。那末,这些人到底是谁呢?还得问陈士铎。
陈氏在《石室秘录》中附《脉诀序》中称:“铎遇云中逸老于燕市”的云中逸老者,乃山西之逸老也。云中,汉郡名,大同古称“云中郡”。傅青主世居大同,其六世祖始迁忻州,北有云中山,因而云中逸老,实即山西傅青主也。康熙年间,山西逸老而有医学著作者,除傅青主莫属。既如此,介绍人吕道人,也绝不会是道主吕祖、吕纯阳(见何高民《陈士铎遇仙传书考》)。
也可能认为这也还不足为据,不妨再看陈士铎在《辨证录·凡例 》中是进一步怎样说的,他说:“所传诸方,分量有太多过重之处。虽因病立方,各合机宜,然而气禀有厚薄之分,生产有南北之异,宜临证加减,不可拘定方中,疑畏而不敢用也”。 这不提示《辨证录》的作者,是“生产有南北之异”的北方名医吗?康熙年间北方名医用药量重的除傅青主莫属。配方主攻方向突出,用药奇特,君药多用一、二两或三、四两,佐使药却只用一钱或三、五分。这是傅青主医著中配方的独特特点。这种主攻方向突出,君臣用药量重的特点,不但在《辨证录》中各门疾病的处方是如此,而且在其他几部医著治法中处方用药也是如此,和傅青主《大小诸证方论》、《傅青主女科》等医著处方精神是一致的。说明《辨证录》也是傅青主医学著作不是没有根据的。
陈士铎虽是寒士,却有出版条件。因为他既有“同里而神交”家境富裕的金以谋,又有“高足弟子”广西道监察御史陶式玉,所以敢慨然以出版为已任。由于傅青主生前在政治上是危险人物,他的医著又都是“秘传”、“秘藏”、或“秘而不传”,因此,为了保证傅青主所传医著在康熙年间尽早出版问世,最好最妥当的办法,就是“隐傅青主姓名”,以“伪托仙授”的烟幕手法而行之。如果不能明白陈士铎的用心良苦,反而怪其“作伪”、“荒诞”,不是仍要冤枉死人了吗?
总之,笔者根据史料、文献分析,《傅青主女科》是傅氏的医学著作,《辨证录》也应是傅氏的医学著作,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后人以傅氏医著为祖本,以不同的方式,整理出版的傅青主的医学著作。具名有具名的道理,隐姓埋名有隐姓埋名的原因。现在是可以为之正名,也可以正名的时候了。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