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勤
移动相对于固定，用在居家生活上，“移动”多解释为移居、迁徙、漂泊，“固定”则是定居，即居有定所、安居乐业。实际上，移居与定居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安家生活方式，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历史上，人们迫于生计，或为自然灾害，或为政治斗争，或为生活资料，或为开疆辟土，曾进行过数不胜数的民族、部落、家族迁徙，因而有了如汉魏、唐五代之际的中原举族南迁、晋商徽商之商游天下、清代反清文人流放东北等等史实，还有三峡大移民等移动壮举。这些移动迁徙，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纯物质层面的移动迁徙，是出于生活、生存需要而离乡背井，赴异地寻求生存空间，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也是这个类型。至于陆游所说的“何尝有定止，到处可生活”仅仅是文人群体的文化旅游行为，且一般不涉及举家而迁，从“五岳寻仙不辞远的”的李白，到“千古奇人”徐霞客，皆属于这样的文化游居性生活。定居是在一地长期居住下来的一种生活形态，这是人类社会主流生活形态。尤其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衣食有源，人们安居一地，休养生息，其乐融融。
现代化运动在给人们带来滚滚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生活节奏快、居住空间小、人际关系杂、心理压力大等等，严重扰乱了人们的五官六觉，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如罗曼·罗兰说：“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人们厌倦了这种无聊，厌倦了长年厮守的社区里弄，迫于换个环境清静数日、数月、甚至数年，因而有了旅游度假。旅游度假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下的一种崭新的移动生活，它远远跳出了生计、经商、战争带来的移动生活范畴，是全新的生活移动。
刘思敏博士发前人未发之论，在其《移动生活：旅游创造人类新文明》一文中，对旅游这种移动生活作了颇有建树的定义与详尽诠释，犹如在旅游学界刮起了一缕春风，引领我们进行全新的思考。它促使人们全面审视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给日常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意义，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生活化的全面提级改造，使旅游业真正成为人民所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如同衣食住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
笔者非常认同刘思敏博士的这个论断：“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人可以从工作中获得极大的快乐，甚至由此把工作视为人生的目的，但毋庸讳言，大多数人之所以工作乃至劳碌终生，却是出于谋生的目的，也就是被谋生‘绑架’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由生产方式或工作方式决定的，生活成了工作的附属物。鉴于人生是为了生活和人的本性，可以说，从生活方式的视角来梳理人类文明的形态演变，才具有终极的意义——游牧文明、定居文明和移动文明。”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作为同样的移动生活，旅游移动生活与其他类型的移动生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移动目的上说，旅游之移动生活是娱乐自我、健康身心、促进自我发展的一种生活方式，是移地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吸纳更多的文化营养，使生活更加精彩；从地理空间上说，旅游扩展了人们的活动半径，现代交通条件改善及人们可支配时间与能力的增强，人们可以在五洲四海之内任意移动，惬意生活；从人群结构上说，旅游之移动生活，有着更为广泛的群体，无论男女老幼，不分职业贵贱，都有权、有机会享受旅游这种移动生活；从多样性上说，旅游可以让人们感受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从活动频率上说，旅游成为常态生活中之一部分，空间移动频率高，人们可以在一年中多次进行短暂或长时间的异地生活。
也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因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广泛而持久的移动生活，对人类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移动生活将促进人类文明在更广阔的空间上交流，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触、摄纳、交融而共同发展；其次，移动生活作为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由此而伴生的社会服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服务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最后，旅游之移动生活，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文化障碍，和谐世界营造有了极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研究旅游之移动生活，不单单是旅游学人的事，它应该是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外交学等诸多学科学人共同关注的新课题。刘思敏博士领挈学界，导出了一个热门话题，值得学界同仁之赞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