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黄卓越
“闲暇”与“闲雅”
“闲”是相对于“忙”而言的，也可以借助这两个概念而将我们每日的时间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工作时间”，第二部分是“闲暇时间”，或称为“休闲时间”。
一个合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总是会致力于使这两部分时间很好地协调起来，并致力于提高公民在闲暇时间的生命质量，甚至于将闲暇生活的重要性置于“工作”之上。我们常说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也是这个意思，但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雅”是与“俗”相对的。正像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曾经做的解释，即便是在闲暇时间里，我们仍然很难避免各种规定性的世俗之务对日常生活的纠缠与侵占，无法保证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但是也可以将我们的闲暇时间进行再次划分，从中辟出另外一个层次，以满足我们的兴趣爱好，在这个特殊的区域中照料自己在更高层次上的需求，通过将生活审美化而使心灵获得自由与解放，进而修复在劳作中形成的异化状态。
为此，就有了“闲雅”文化的出现。闲雅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十分泛化的世俗活动及由此得到的感受或乐趣，而是在某种生活态度的指导下，并通过有意为之，打造出一种凌越于世俗生活之上的体验模式。
从“闲暇”到“闲雅”，既代表了一种理解方式的改变，也是生活技艺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
闲雅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处置闲暇时光的方式，然而如以“闲雅”二字来看，那么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是最善于此道、深谙此道的，而这又与中国人对人生的理解有关。
追溯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人一方面由于生存与社会的压力，养成了忍辱负重、禁欲克己的精神特质，儒教与佛教等的世俗教义也总是在说服人们去遵循这样的意义秩序。但是另一方面，儒教并未更多地给闲暇之域制定严厉的守则，这等于说是在一个很大的区域中留下了能量自由释放的开口。而且，古人常说的“道”，也不像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存在于隔世彼岸的一个精神实体，在世的、日常的生命被视为所有意义的载体。
既然如此，当中国人在遭受到各种外在压力的时候，就会直接从日常生活及休闲方式中寻求心灵解脱的路径，进而发展出一种“自适论”的生命哲学，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以从容、恬淡、自足为特征的闲雅文化。
我们可以从各种流传至今的读本中，发现古代中国人记录下的各种有关闲雅生活的片段，如果对之加以排比综合的话，则可以看到，其中含有一套很完整的哲学及活动设置程序。哲学，便是从理论上解答为什么人需要闲雅生活的问题。这里，可以举明代文人徐中行在为《续欣赏编》一书所撰序言中的解释为例。
在这篇文章中，徐中行重点阐释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人生的限阈在哪里？作者的回答是在生与死的界限之内，因此人的一生很短。这也是魏晋以来的文士们对生命所持的一般看法，从而与西方通过基督的救赎而可跨越生死边界的观念有别。既然如此，重视在世生活的质量也便成为题中之义。二是设定了一个作为自我完善的“心性”，也就是“真我”，并将外在的社会活动视为它的冲突面。从而认为有必要通过自我的调协，将“重外者”转移到“重内者”一端，而其方式也被称为是“自适其适”。徐中行由此赞美了当时文士沈津所编的《欣赏编》与茅一相所编的《续欣赏编》，能以一种“欣赏”的方式来安置自己的生活，以一种心灵之轻而去抵制肉身之沉。
这里最关键的一个概念便是“心性”，西方没有任何一个词语与之对应，也没有相关的释义。但在中国，“心性”也是儒释道所共同享有的一个术语，借此，既可引向一种规训化的伦理哲学，也可引向心灵对自主与自由的向往。
作为后者，根据传统的一般性解释，不是指世俗活动中的情欲等的释放，而是在摆脱功利性的社会设置以后的一种返归自性，并由此而获取的淡泊优雅心境。它的特征不是一种强力性的外放，而是一种内敛性的从容不迫。
由此推知，在中国休闲文化系统中也没有西方近代那种崇尚力量之美的诸如体育、探险等活动，而是更偏向于爱好细腻、生动的赏鉴性生活，及在其中发现“韵”、“趣”、“神”等的意味。
自适学：一种知识谱系
中国传统的闲雅文化林林总总，包罗广泛，历来没有系统分类与描述。
闲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首先体现为感受性的经验，然后也有些文士、学者对之做了阐发，或根据自己的偏好胪列事项，考注辩析，集成一书，其中并无体系可言。
自引入现代学科体系之后，各种相关的活动事项又分别被归入到诸如美术、戏曲、园林、考古、工艺、旅游等学科之中，而且多从客观方面考察，这就不仅使得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因遭受割裂而失去了其整体性的面貌，而且也多剔除了原来包含在其中的意义指向，即那些蕴含在闲雅文化中的心性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一是有必要重新将它们放回到原有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从中国人对之进行处置的态度上来理解它的含义；二是对之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与描述，依据闲雅生活的原理对之做整体式的考察。
通过以上两个步骤，似可建立起一个可命名为“自适学”的框架。笼统地说，这门学问大致可包括人生体验、哲理阐述与知识考订三个方面。
从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这一闲雅文化，也就是“自适学”是有一个自身构建过程的。
虽然在较早就已萌生，这也是有很多线索可以寻觅的，但是只是到宋代才算有了一个初步的定型，这与学术界所说的中国文化在宋代开始的“向内转”有很大的关系，为此而从以前外扩型的心理姿态转向一种更注重心性体验、审美反视的内敛式的意识取向。在此之际，“文人化”作为一个新的意义标识开始引导时代的风潮，不仅影响到了绘画与书法等的创作风格，也影响到了人们对待日常生活方式的态度。有些学者投入到收藏热当中，并撰写了一些金石学、博古学等方面的书籍，比较典型的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晁公武的《博古图》等等。
至明代，自适学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不仅可纳入的品类大大扩展，赏鉴方式更为精细，而且在理论上对之有了深入的阐述，各种相关的传谱、指南、考释等被大量生产出来，以描写闲雅乐趣为旨归的小品文广播于士林坊间，风气所向，在社会上引动了一场以闲雅生活为标榜的热潮，极大地改造了日常生活的景观。
清代则在赏鉴上更趋细化，但由于受到技术化、豪奢化、市场化等倾向加剧的影响，也使闲雅的本义有所扭曲。
过去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多限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层面，这些分别涉及到中国的政治运行、国民生计、社群关系、道德风尚等，无疑有其自身的重要性。但是却不能以此替代我们对传统日常生活景观的认识，其间事实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出入。
因此，通过对闲暇生活，尤其是更高一个层次上的闲雅文化的探索与描述，并将之做知识学、系谱学上的系统考察与构造，不仅可以重新发现本土生活方式一些主要面向，以补救对民族历史认知的片面性，也能借此展示出另一种生活的境界，加深对人性取向及其实践方式的理解。
闲雅文化的分类
从整体上看待闲雅文化，我认为，如果从一种综合性的角度入手，可以将中国传统的自适学大致划分为三个大类。
第一大类，可称为艺事类，包含有对文房、字画、玉石、器皿、古琴、香玩、雕绣、诗文、古版等的赏鉴。这些内容次一级的种类下又含有更多的分疏，比如器皿之下又有木竹器、金银器、陶瓷、漆器、铜器等细目，不同的赏家会各有偏好。
艺事类属于一种对物的品鉴，而现在大多也会将这些物称为“艺术品”或“工艺品”、“文物”等，但古人则多将之归为博古学或鉴赏学范畴，概念的变化也反映出了理解态度的差别。
尽管大量的鉴品在早期制作时是带有实用目的的，但是在后继的赏鉴活动中却已被距离化、情态化了，以用之于无功利性的审美，进而在赏鉴中生发出一种优雅、恬淡的心性，这个过程也可称为是“格物以成心”。至少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只要是有一些条件的家庭中，是不可能没有一点这些鉴品的，不然就“落俗”了。尽管有些还是出于附庸风雅，但也可见出社会的风尚所趋。
第二大类，依李渔《闲情偶记》中的提法，可称为“居室”类，也可泛指与闲居生活有关的各种室屋、起居、日常活动等的安排，在类目上包含屋舍、园艺、品茗、摄生、植蔬、食调、听乐等，往下的细分就更繁琐了。居址方式则有家居、郊居与山居等。
家居是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因此对之的安排直接关系到闲暇生活的品质，由之又发展出一整套的理论及实践程序，像《闲情偶寄》、《长物志》等都对之均有详细的解说。当然，这些活动始终不离赏鉴的目的，以在其中获得美感的享用。但至中晚明以后，则更多地加入了颐养的思想，将赏鉴与养神、卫生与调心结合在一起，以为借之可以补偿平时耗损的元气，达到充分自适的效果。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笺》可谓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述。与这一思想相关联，明代的各种对闲居生活的描述，都会十分注重诸如庐舍、卧屋、茶寮、台几、床榻等的便适与清简，以与心性的舒展、颐养相契合。这一理念也贯穿在了所有的闲雅种类中，比如饮茶的模式，便从宋代的粗放型、嬉戏型在明清后转变为了对滋味与境界的注重，关键点在于善“品”，而不是一般的饮。他如“沐浴”、“焚香”等细小的环节也被添入到闲雅生活的节目中，并对之有细微的说明与要求。
第三大类，为旅行类。包括短途的郊游与路程较长的远游。旅行因目的不同而分为禅道的“游学”、与任职赴行相关的宦游以及自主型的山水游等，像徐霞客式的探险性游历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
中国山水秀丽，从而使旅行成为国人安排闲暇岁日的最佳选择之一。相比当代旅游的套餐化，传统的旅行一般以自主型为主，都是自己设计路线，自备行装。长途旅行往往没有时间的限定，有几个月、半年，甚至几年不等，徒步是最为常见的方式，有时也会舟车兼济，兴之所至，无规格可循。从各种诗词、游记等看，古人的游兴会多集中对山水之情的耐心发掘上，不是观光式、浏览式、跑马式的，而是耽溺式、交融式、憩休式的，因此获得的乐趣也显然会较当代人为多。
当然，以上的分类主要为了更为清楚地解说各种活动的一些特点，但在具体生活中有时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分。这些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在于其目的都是指向于心灵的自适，由此构建出一种有“意味”、有品味的生活氛围，因而也是有特定的情态定位的。从外部世界来观察之，这种情态表现也可称之为“中国情调”，其中蕴藉着中国化闲雅生活方式的至深内涵及中国人对人性模式的理解。
闲雅与当代生活
回到我们的当代生活，如果进行一些比较的话，毫无疑问，我们会更多地看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我们的生存环境已大不同于传统社会。不仅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或劳作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似乎每个人都在为生计奔波操劳，“异化”于是也开始被理解为一种人性的正常状态，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为“现代性”这一逻辑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其次，我们的休闲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观。举例来说，比如许多人在业余时间会更多地耽滞在电视、电影、网络、微视频等为现代传媒所制造出的空间中，在一种虚拟化及快速流转的场景中消耗时光、收取快感，这与传统社会中的直感式、慢体验方式有很大不同，以致也会造成心理与人性构建效果上的重大差异。
再次，正如大家经常性地提到的，我们的休闲与娱乐行为，也在许多方面为消费主义所捆绑。
为此可见，传统的闲雅生活方式已在现代性节奏的碾压下破离支碎，无复原貌。尽管我们仍然还能在民间社会发现它的一些余绪，但无疑已被迅速地边缘化。
我们对日常生活方式的选择固然无法离开当下的语境，也就是说它必然会被组合到现代性的结构模式中。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存在的就都是合理的，并将人文主义的原则仍然作为鉴别社会与人性的标尺之一，那么也就有必要去多方面地发掘有利于人性发展的那些要素，以使其有助于日常生活方式的调整与改造，以及国民生活品格的提高等。
传统的闲雅文化尽管不可能取代各种现代休闲方式，但却是特别值得期待去开掘与展望的。文字整理：沈仲亮本版绘图：鲍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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