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乡村更像乡村

    记者：您一直在用“乡村”这个词，而不是“农村”，感觉您好像非常推崇乡村文化。

    张琦：对于乡村，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定义。欧洲的乡村跟我们传统里的概念就不一样，“城镇”的称谓可能更符合实际。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处于二元结构之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乡村与城市的差别是比较大的，就如同农业与工业的差别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农业反哺工业，乡村对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农耕时代，很少有城市，乡村就代表着整个社会。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2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对地，中国的乡村更稳定一些，因为中国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浪潮。

    为什么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人会在100年前进行乡村建设的思考和行动呢？因为他们在西方接受了先进的自然科学的思想，回国后在思考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时，产生了共鸣，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根在乡村，在中国一定要抓乡村的发展，一定要把中国乡村的力量释放出来。中国的问题，根本在于乡村居民的生计问题。

    这3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哲学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后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是理性。梁漱溟认为，中国理性的发祥地是乡村而不是城市。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和西方的城市是不同的，欧洲的城市是生产力的中心，中国的城市更多是特权阶层的消费中心。这种对比更坚定了他的认识，中国乡村也是智慧的发祥地。我们一定不要去怀疑他们100年前的智慧。

    记者：这与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是相关的吧？

    张琦：是相关的。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但也会有相对安定和沉淀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里出现的山西的王家大院、皖南的徽派乡村建筑等，很难说仅代表了当时的乡村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积累。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乡村，能够看到中国乡村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符号性的表述，也就是可以表达的内容，比如建筑、用具、礼俗文化等，精华几乎都在乡村。

    比如贵州安顺的屯堡文化。我第一次去那里，看到那些人的衣服都是宽袍大袖，还以为是少数民族，后来才知道不是的。那种服装除了凉快等实用功能之外，还很有美感。包括从服装上可以区分出少女、已婚妇女、老年妇女等，可以看出那些人的美学观念和生活智慧。屯堡文化就是在一个特殊时间点上，在乡村里被传承下来的。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国的乡村不仅是一个维持生计的地方，而是中国文化的根基、痕迹、表征和符号。当需要回溯中国文化的时候，乡村是最近的入口。在城市是很难找到中国文化的渊源的。

    记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更加刻不容缓了。那么我们今天应该以一种怎样的眼光或心态，来看待乡村文化呢？

    张琦：如果现在我们开始谈产业，比如旅游业，一下子好像落差很大。因为产业就是商业行为、是市场经济。但这个角度也可以作为切入点看待乡村，现在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商业社会。在工业文明发展的200余年中，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相互交融、作用，导致了乡村的变革，从100年前开始，我国乡村出现了景观的、产业结构的和自然资源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乡村居民的迁徙。但这些变革，我认为很多时候被过多解读了。

    比如“留守儿童”，我认为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城里人给留守儿童贴上了相对悲观的标签，异化为某种需要人们去同情、去帮助的类型，我认为是不对的。抛开其他不说，仅从一个人的成长上来说，我们是更喜欢那些被百般呵护、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还是更喜欢那些历经风吹雨打、却开放得很绚烂的野花呢？

    现在各地出现的乡村空心化等现象，我们不要带着某种情怀去看待，这种乡村里出现的变革，是很自然的。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是巨大的，任何人无法阻挡。乡村老房子的舒适度肯定赶不上现代住宅，但如果一处村落的确有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就可以按照市场的办法将这些价值释放出来。一只蛹在变成蝴蝶的瞬间，我们是欣喜蝴蝶终于飞起来了呢，还是痛惜它坏掉的壳呢？人类的传承能力是很强的，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如何用科学的、合理的、平衡的概念和方法来思考和做事，而不是急功近利地、片断地、单一地去思考和做事。

    在此过程中，尤其要克服和避免单一的企业或商业行为，而且要确定发展的主体是居住在当地的乡村居民，要让这些人在发展中有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社会已经从工业文明时代进入到生态文明时代，全球性网络知识经济时代也已经到来，这个时代肯定会对之前的做法进行颠覆性的变革。在这样一个时代，乡村建设应该是能够很好地与世界潮流对接，同时乡村更像乡村。

    记者：我国乡村怎样才能做到很好地与世界潮流对接？

    张琦：我国面临的一个特殊情况是：东西部存在很大差异。东部的乡村已经很接近欧洲的乡村了，那里已经没有传统的农业了，也没有传统的农民这种职业了，当地的乡村已经变成城镇的一部分。在东部，区别只是大城市、小城市、城镇等，可能还有“某某村”这样的地名，但这些地方本质上已经不是乡村了。而西部地区还基本是传统乡村的样子，乡村与城市有很明显的界线。

    既然时代已经发展到信息网络知识经济时代，那么乡村就要跟上时代、顺应时代，用这个时代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来推动发展。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发展、旅游发展与信息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的对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可以向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学习。旅游是对美的追求和体验，就是将传统文化与市场规律进行对接。在此过程中，不能有片断式思维和阶段性思维，要进行全产业链的打造，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设计，全面释放和诠释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我认为这也是我国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浪费了很多很好的资源，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机会。

    记者：具体而言，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推动乡村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会起到什么作用？

    张琦：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用设计的思维、可持续的理念和标准，把新的、有机会的乡村旅游资源，按照符合市场规律的办法发展起来。这样一来，既可以对传统文化的根基进行挖掘、传承和保护，经营性地开发出来，也可以使整个系统比较平衡。大自然本真的显现和优势资源的分享和欣赏，旅游收入就会越来越良性。此外，特殊环境中的物种、也就是乡村中生活的人，其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是最需要被关注的，要确认这些人的利益主体地位。要让这些利益主体从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受益。但是一家一户是做不了传统乡村的经营性保护的，任由一家企业或单位去做则很可能会破坏掉，因此一定要有社会力量的参与。

    我们很推崇知名设计师丁伟在江苏省宝应县启动的“设计立县”计划。“设计立县”就是通过构建创意生态，运用设计力量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从而摆脱传统县域经济的低层次竞争，实现传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是设计一个产业加速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

    “设计立县”在陕西扶风县做了这样一种尝试：扶风县有一种特产是布老虎，以前一家一户做，做着做着可能就会依个人喜好做走形了。设计师参与进来后规定一只布老虎可以用哪几种材料、哪几种颜色以及尺寸的大小等，使布老虎真正成为一种产品。此外，设计师帮助当地解决营销问题，设计了一个品牌以及简单的品牌运营和管理规划等。其实接下来还有许多事可以做，比如组织一个合作社，以应对市场的变化等，但设计师的力量毕竟有限。我们推崇丁伟的这种做法主要在于他是公益性的，而且以前设计师很少关注这一领域。

    一个乡村的旅游发展，从产品、规划、参与者的结构和系统的价值理念等，都要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放在第一高度。其实就是要处理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这就需要也只有系统的设计才能解决。所谓的绿水青山，除了生态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对乡村旅游进行绿色设定和设计，明确发展的主体是当地居民。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

    张琦：我坚信未来的乡村会越来越美。理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只不过在此前几十年中，我们仅关注了单一目标的成长，比如GDP。但是，未来真正的理性一定会主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我所在的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有一个志愿者团队，2014年曾发表了“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行动倡议书”，在河北、湖南、陕西等地进行了调研及实践，发表了《中外乡村发展优秀案例集》、《乡村设计》教材、《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工作指南》等。我们志愿服务的原则是虚心务实、对历史负责、因地制宜、可持续。我们志愿工作的三大“硬骨头”是乡村文化记忆整体需要抢救、记录与保护；乡村人居环境需要可持续的优化与改善，尤其是卫浴系统；乡村品牌价值与创业能力亟须深入挖掘与提升，尤其是传统手工设计与民俗旅游产品的价值提升。

    为此，我们进行了相关实践，计划建设一个乡村文化记忆类网站，为每个村开设一个可供下一代了解的页面，内容包括村史地方志记录、家谱的数字化；村记忆标志物（家用物品、自然、人文景观等）的影像、音视频等；村情况介绍、特产介绍及品牌链接，村民风采、四季图景和创作的作品等。我们的团队还在进行乡村老房子的修缮与改良使用，原则是与本地工匠合作推动本地建筑工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地方希望探讨众筹模式修缮客栈、酒店或公共空间；整村环境治理和卫浴设施改善，会综合考虑肥料系统及牲畜空间等；公共空间特别是文化空间的设计与策划，目前正尝试小规模设计由村民自己以家庭为单位管理的图书室、手工活动室、文化广场等，也包括农业遗产博物馆等重要建筑的设计。还有就是现有传统手工艺品与当代设计师的交流碰撞和新产品开发；现有民俗旅游产品与当代策划师的交流碰撞和价值提升；现有农产品、美食产品的品牌价值与营销提升；国际交流如“姐妹村”的合作促进、品牌形象提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