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
我对自己发展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要做一个学术的研究者与问题的思考者。我作出这样的声明，不仅仅是因为思想家帕斯卡卡尔说过一句话：“人不过是会思想的芦苇”，而且主要是因为我已经选择了这一行，这一行就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目的。
人的软弱无力与一根芦苇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之所以高于芦苇，就在于人是会思想的，而芦苇却不会。如果一个人放弃了思想，那么其价值就如同芦苇甚至不如一棵芦苇。我曾经在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到哪里寻求“真信仰”与“真求知”？》发表在《明日教育论坛》第24辑）里说过，吃了学术这碗饭，就不要指望以此为手段去与政客比权，与商业巨子比富，而要问一问自己为知识的海洋增添了什么，提出了什么有价值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明确地要求自己要学会在“权力”与“金钱”上做到安分守己，不要指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就像一旦做了牛，就要学会耕田一样，一旦选择了以学术思想为业就要学会在这个田地里耕作下去，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的。所以我与人交往的原则从来就是在学术领域里寻找自己的知己，而不敢与人言官比富。对于那些假学术之名以求一官半职或者仅为捞些钱财的做法，我是不敢也无能为伍的。
在这里，我不是想要标榜自己是什么正人君子，有多么不爱权力或者不爱金钱，相反，其实金钱与权力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很大诱惑力的。问题是以学术为业的权力应该是以思想说话，以学术影响社会，如果有人因你的思想、学术的魅力而深受影响，人们心甘情愿花钱来听你的演讲或者花钱来买你的书，因而不小心发了一些小财，也未尝不可，因为以学术与思想为业的人也要生活，并且要过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体面生活，但这些只是以思想、学术为业的副产品。以学术、思想为业的价值在于学术、思想的创新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如果以金钱与权力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则可以说从选择学术与思想的一开始就是选择了错误的行业。政府里的一个小科长有时就足以让最有影响力的教授难堪，而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成功商人的财富也可以让最有学术成就的专家教授因自己的浅薄家底而汗颜。
但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思想的光辉却可以让所有高官甚至皇帝也毫无光彩，古往今来有过多少皇帝与商业巨子，而今又存在几何？美国总统人们能记忆的又有几个？但是孔子、苏格拉底至今而且仍然将要永久性地广泛地影响世界。如果把自己的生存的根本价值所在抛弃了，那么这不仅是学术人的悲哀，也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悲哀。不是说搞学术的人就不能爱钱与爱权，而是说以学术为业的人的真正的价值不在这里，优点长处也不在这里。如果在这里一定要与人去比的话，就是以己之短竞人之长，种了别人的自留地，荒了自己的责任田。
中国教育研究的悲哀莫过于出现教育研究工作者纷纷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工具和手段去与政客比权以及与商业巨子比富。在讲一次课就赚几平米住房的狂热的相互攀比的大学学术殿堂里，教育研究领域更没有能够幸免。在商业运作的炒作气氛中，研究工作者们相互谈论的话题再也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一节课赚了几个平米之类。对此有一位上海来的年轻的教育学教授曾经说过他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故事。这个教授是被某高校邀请来广州讲学的。在从上海来广州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一个同铺的旅客，他们交谈之中对方得知他是某知名大学的教授，来广州讲学时，说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你们与妓女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她们卖下面，你们卖上面”，这位年轻教授当时非常气愤，但是过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话里还是有些道理的。
有些商业化的教授就是如此，有时甚至不如，至少妓女不会为自己立贞洁牌坊，她们很明确：卖身就是为了赚钱，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溢美之辞为自己立牌坊。不像一些商业化了的教授，是为了自己的腰包，而且实际上也只是自己的腰包受了益处，却还要打出“为了民族复兴，为了学生发展”的招牌。现在社会上人们不是流行着这样的话吗？“现在的教授象商人，而真正的商人反倒像教授”，只可惜像商人的教授在真正的商人们的巨大财富面前仍然不免强烈自卑，反倒是像教授的商人，人们已经习惯了将他们尊称为“儒商”。很显然，罗尔斯和爱因斯坦在美国都无需与洛克菲勒和卡耐基比财富，也一样可以享受到社会的崇高声誉。
中国的学术研究比较缺乏探讨的气氛，特别是缺乏平等探讨学术问题的传统。而教育研究在这里尤其突出。缺乏探讨特别是缺乏平等探讨的气氛已经说明了现在的教育研究没有多少真正的学术性、科学性与思想性，也缺乏真正投身学术研究的研究者。既然教育研究只是谋取权力与利益的工具，那么学术之争实质上往往只是权力与利益之争的化身。那么，有些教育研究者在政治权贵面前争相邀宠，在商业利益面前趋之若鹜也就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事，平等探讨就是最为忌讳的事了。真正的学术研究者会像苏格拉底那样在面对市场上众多的琳琅满目的奢侈品时发出的这样惊叹：“我不需要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原来如此之多！”
教育研究这样容易就被金钱与权力侵蚀，实在是教育研究里太缺乏科学的因素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是能够给人以思维的乐趣与研究快乐的，同时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权威，更不会产生话语霸权，话语霸权其实并不等于权威，一系列美丽耀眼的光环也不是真正的权威，年龄资历也是权威的依据，真正的权威是从科学研究成果中出来的，并且只是暂时的权威，科学的权威的产生与西方的拳击比赛中拳王的产生相似，拳王所获得的金腰带只是暂时的，下次比赛很可能会有新的拳王，科学权威也是这样必须随时接受新的挑战，而且规则必须是公开透明的，拳王要以拳头的实力说话，学术权威要以科学理性服人。
学术权威是必要的，但是权威只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必要的恶而已。那种动辄说什么科学话语霸权的人其实并没有科学的常识，严格说来科学只相信理性、逻辑推理与事实及实验，有时也有假设，但是提出这个假设的人自己也要经常对这个假设小心的求证着，一有更有价值的学说或者结论就随时准备面对新的根据，不会固执已见，更不会强迫别人都来服从。一切霸权其实都是反科学的，科学是最朴实的东西，她不需要太多的外在的头衔及美丽的包装。只有那些反科学的人才把自己的虚假理论包装得异常华丽，生怕人家不去注意它。其实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们从来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的人，也不论此言此语是否出自权威，在科学探讨面前，人们只是针对学术问题来问一个是非与真假。害怕平等争论、害怕科学理性与害怕失去权威从而失去金钱与权力其实是一回事。
近年来有些教育研究者不喜欢谈科学理性与经验逻辑，甚至出现反科学理性与经验逻辑的趋向，而把教育研究转变为纯粹的对故事的叙事上，这就是为了树立话语霸权的需要，也是为了利益的需要。因为很显然，科学理性与经验逻辑的本质是反权威的，用这样思维的人就不会因为这个话是某权威说过的就相信就崇拜，也不会因为说这个话的人地位较低就否弃。凡学会用科学理性与经验逻辑说话与思考的人从来不会崇拜什么权威，也不会激烈反对权威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取而代之，真正有科学理性的人对权威只会漠视，他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说法是不是符合逻辑的，是不是符合历史与现实常识的，一句话就是：这个说法是真的吗？能不能经得住逻辑的检验与实验的质问？而不管这个话是谁说过的，在没有真正弄清一个道理之前，有着科学理性的人是不会去轻易相信一个理论或者一个结论的。
他们也不怕别人来提出与自己相反的意见，因为本来就是为真理而来的，在这方面有根据的不同的意见不仅不会使他失去什么，反而有利于对真理的逼近，所以对于真正有志于学术兴趣的人来说，对有根据的不同意见的态度从来是热烈欢迎的，只有带着强烈利益目的来研究的人，才害怕别人提出相反的有根据的意见，因为这样他们得到的只是逼近真理，但失去的却是利益。如果相信科学理性与经验逻辑的人多了，那么权力与利益又如何假借学术之名得以实现？科学理性不需要权威，只需要遵守共同的科学准则。
反之对权力与利益追求的所谓的科学研究则是需要权威的，他们需要树立这样或者那样的权威来为自己的利益保驾护航。他们不是在学术上以科学理性与逻辑经验树立权威，而是靠博士、教授、会长、院士及所谓权威杂志的头衔来为自己扬名，他们压制一切批评，只听得进对自己的歌功颂德之作，对他们文章的利用只能是这样的句式：正如某某教授所言，而不是：我以为某某教授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学霸地位，不惜攀龙附凤，依靠政治势力甚至流氓手段打击异己。他们利用师生关系，搜罗一批亲信弟子，党同伐异，牢牢掌握着学术话语霸权，并且常常自诩已经站立到了学术的顶峰。
一些伪研究者或者伪权威们最痛恨那些习惯用科学理性去怀疑和用逻辑经验来检验的人，同时也最讨厌那些喜欢作学术之争的人，他们喜欢只说自己的话，每个人似乎都是独立的创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决不允许别人来光顾。其实学术就是在争论的过程中体现真理之光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几乎全是争论式的对话，学术的源头原来就是在争论中产生的。真正为着学术的人决不会不欢迎别人一起来探讨，只有那些打着学术之名，行利益之实的人才害怕别人与他一起进行真正的学术上的探讨。这样的人最为热衷的是理想、口号、标语、信念、信仰与主义，最不愿意触及的是现实问题与学术思想问题。
学术之争就是要用科学理性与逻辑经验说话，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值得一说的事。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是让人读了你的文章而知道这个人，而不是因为拥有一大堆美丽的头衔而让人知道。判断一个人的学术成就除了拿出他的文章来研究或者与他平等探讨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作为依据。一个人如果经常靠了媒体与会议而有知名度，用王选的话来说，这样的人的学术研究生命就基本上结束了。
一个专业的权威杂志每发表一篇论文其实都应该是对某个学术问题深化或者增加了一些新东西。但是许多教育研究工作者们已经浮躁得没有几个人会认真读一读那些发表在权威杂志上的论文了。因为判断论文质量的方法已经不是专家式的认真阅读，而是看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也就是说同样的萝卜要种对地方才有价值，这是一个只看人们穿着的衣服而不看见人的时代。一些杂志开始声言只发博士、教授的论文，符号在这里成了最神圣的。这使我想起一句流传很远的俗语：“猴子穿上龙袍就成了皇帝”。
于是权威杂志成了名利场，本来只有那种有独创的文章才可以上权威杂志，现在却只要上得了权威杂志，便可以称之为有“独创”。在名利驱动之下的教育研究反科学理性的趋向也就可以理解了。人们常常为教育研究缺乏讨论的气氛而遗憾，其实这只是因为教育研究的科学成份还太少了，而不是科学贻害了教育研究，而且教育研究缺乏的还是科学的常识。
我最感到痛惜的是，人们很少关注到在西方实际上科学、民主、自由、法治、人性化及人权其实是一个东西。自然科学中的方法、精神在社会中的运用其实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理念。把教育中出现的非人性的、非民主的东西归罪于科学，实在是因为我们对科学的了解还太少，而不是太多。一些教育研究者热衷于搞与国际接轨，有意无意之中把西方的后现代理念照搬到中国来了，并且与中国的前现代、前科学的东西貌合神离地拼凑在一起，以为这就是在与国际接轨，并且在与时俱进，却没有想到在西方即使是后现代里也有着现代科学理性的厚实基础，而中国还远远没有实现科学理性的启蒙教育。
一些人说你所说的都只不过是一些西方人几百年前的常识，其实时间并不代表先进还是落后，科学自有它自己的路径，缺少了一个环节就必须去补这个环节。过去那种一飞冲天的豪气，以为可以跨越西方的路线，找到了更为优越便捷的道路，多少年后却发现自己不过仍然在原地打转甚至倒退到几百年前的野蛮里去了。面对我们并不熟悉的科学，我们还是要谦虚些再谦虚些。但是我深感到惋惜的是我们太没有日本人学习西方科学的那种精神了，日本人为了保种而不惜抛弃信仰了近千年的儒家文化，而中国为了那么一点文化面子而不惜付出亡国灭种的代价。拿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了解来说其实还缺乏常识。
如果在教育研究领域我没有什么创见，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毕竟真在研究中有创见的人是极其稀少的，人类的文化创见的毕竟是少，更多的是传播者而已。我愿意去为中国的教育研究做一些科普工作，这一课是值得去认真补回来的。所以我读书偏爱反复读那些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的西方论著，我不怕别人说我没有与时俱进，面对这些古老的理论，我只问一句自己：我真的懂了吗？
200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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