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上的北大中文系,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现在,去世的已经有四个,退休的占一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经常看到有人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才会急切地、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
前两天,上海有一个电影节,主题也是“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好莱坞在讲故事的时候,从未考虑过要讲给中国人听,它是讲给美国人和英语系的人听的,其他语系的人是跟着听。另外,如果讲文学,就说何时我们也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们现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其实,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中国文学。
中国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不缺钱,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几乎都靠中国人来支撑。
中国人最缺的东西,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
一个人、一个民族看事情,是看十天、看十年还是看一百年,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见识和远见的缺乏,不断体现在文学界、电影界、教育界,还有政界。
我们修一条马路,第二年,一定要挖开看一看,前一年施工的时候,落在里面的还有什么宝贝。我们修的桥,寿命不会超过二十年,或者五十年。前几天,听说华北的水抽得太多,地开始往下陷。日本侵略华北没有沦陷,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有点“沦
陷”。
所以,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是我们决定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十年,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77级、78级在其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前,它是一个权力社会,但现在,它也是一个权力社会,同时,它又是一个金钱社会。两种势力混合勾结出来的社会形态,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世界上像这样形态的国家已经不多了。77级、78级对于它的改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它的维持,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我去我的母校人民大学,还去了河南大学座谈和讲座,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个人,发达国家的教育则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百零二个人。我们和发达国家不管在哪方面较量,确实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我曾经在人大说,你们是怎么考上人大的?考的是脑子,是记忆。我说,上了大学之后,你们能不能主要锻炼自己的眼睛?
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梦回宋朝,上来就讲孔子和颜回,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刘老师,讲错了,孔子和颜回不是宋朝的。”我说,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真有学问,但是,他不知道,由一件事能够拓展到两件事、十件事。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就是颜回,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而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形态要把十个答案缩成一个,却不把一个答案拓展成十个。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四类,一类是埋头苦干的,另一类是拼命硬干的,还有一类是为民请命的,最后一类是舍命变法的。到底,我们77级、78级里都是哪些人?到底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承担?还是同流合污?
我觉得,有个别人是鸡鸣狗盗之徒,我知道他有钱了,升官了,是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却没有给这个民族和社会贡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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