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西铭
宋圣绍元年（1094年），杨时任浏阳知县。翌年5月，杨时再次离京前往洛阳长寿寺拜表院拜见伊川先生。
豫西洛阳，前临洛河，背负邙山，地势险要。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关中迁都洛阳，史称东周。此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先后在此建都，素有“九朝古都”之称。
杨时到洛阳次日上午，伊川先生便与之同游古城。此时，洛阳各色牡丹开遍全城，处处姹紫嫣红，蜂飞蝶舞，大街小巷，俱是赏花之人，花事极盛。牡丹虽为国色天香，但杨时与程颐嫌其过于娇艳媚俗，便避开热闹处，朝城东方向看古寺名刹去。
程颐久居于此，对洛阳掌故了然于心。他告知杨时：“因人文鼎盛，街市繁华，东汉之时，此城即名扬四海。然我以为，洛阳之骄傲，乃文化也！经学兴盛于洛，佛学首传于洛，理学亦渊源于洛；欧阳修之《新唐书》、《新五代史》草就于洛，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亦成于洛。”
言语间，二人已步入白马寺。这白马寺距东城24里，掩映于参天古木之中，巍峨轩峻，气势恢宏。有两石马立于院门两旁，背负鞍鞯，若千里归来未落槽，又似等侯主人随时去远征。程颐谓杨时道：“此白马寺，乃佛学入汉唐后官府首建之佛寺。东汉明帝笃信佛学，便遣博士弟子秦景、王尊十二人等前往天竺国取经，尔后以白马驮回真经。白马寺因此而得名。”
说至此，程颐喟然长叹道：“此后，佛教日盛，信徒渐广，以致今日，仍与孔孟绝学分庭抗礼。”
杨时不解道：“佛学劝世人从善弃恶，善教也，先生何以鄙薄之？”
程颐愤然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间。而佛学弟子，逃父出家，削发为僧，不事父母，违绝人伦，不义不孝也，较之道士蓄发裸足，归隐林野，更令人痛惜。”
杨时答道：“先生所言甚是。此等异邦之曲学，与洛学正统之绪言，不可等目观之。不才弟子，日后定当全力弘扬洛学，以张大师门。”
程颐甚悦，曰：“入道莫如敬，未能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即吾兄长明道之所谓'涵养用敬’也。是故，汝欲弘扬吾之洛学，则心必至诚。”
杨时听罢，连忙跪伏于程颐膝前，神色肃然道：“诚哉斯言！先生赠言，弟子当谨记于心，无论遇何纷扰，亦倡道不已。”
向晚时分，程、杨二人登上藏经楼毗卢阁。此阁高耸云天，阁内清幽静雅。立阁北望，但见夕阳西下，暮色苍茫，洛阳古城通街华灯璀璨，万户炊烟袅袅；邙山脚下，四野平旷；皇城之内，宫阙雄伟，楼阁富丽，美不胜收。
杨时叹道：“置身其间，但觉心悦气和，凡尘忧恼，宦海荣辱，随风去矣。”
程颐道：“人于天地并无窒碍处，能大小快活者，性也。性者有二，一曰天命之理性，一曰生之气质之性。理性无善恶，气质之性则有善与不善，有如道心与人心也。”
杨时若有所悟，频频颔首。
回至住处，程颐谈及门下弟子，杨时告知先生道：“定夫今于河清任知县。”
程颐道：“游酢已函告于我。”并告知杨时：“而今游君品德精纯，学问日进，政事亦绝人远甚。”
杨时听后，自然欣喜。十日后，杨时自洛阳直奔河清县（今河南间县）拜访游酢。于河清勾留六日后，杨时携定夫重返洛阳拜表院，就“中和育位”、“涵养用敬”、“格物致知”、“天理人欲”等诸多命题，一一就教于伊川先生。
五日后，杨时、游酢二人向程颐辞行。程颐谓之杨时：“欲探究洛学，横渠之《正蒙乾物篇》不可不看，《西铭》之说尤是。”
横渠者，张载（1020—1077年）也，字子厚，陕西凤翔眉县横渠人。张载自幼好学，志存高远，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矢志成就一番大业。21岁，曾上书朝中参政议事范仲淹诹议边防之要务，受范仲淹指点，精研《中庸》，探究释老与六经；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便于京师设堂讲《易》，听者甚众。一日，其表侄程颢、程颐前来探望，是晚，三人围坐，畅叙《易》理，共语道学精要。横渠为二程卓识折服，自叹弗如。翌日，谓之弟子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自叹弗及，汝辈可师之。”于是，摒弃佛老，敦守儒经，回至关中，收徒讲学，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训谕弟子。后受文彦博之聘，曾任长安学宫教谕一职。半百之年，便僻居故里，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志道精思，须臾未息，亦须臾未忘。后终成大器，创立“大化秦人”之关学，与“理学宗主”周敦颐，象数学家邵雍，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齐名，世称“北宋五子”。
张载与二程有亲戚之缘，又曾同住洛阳，过从甚密。但其关学与二程洛学不同。横渠以为天地万物仅一气而已，气聚成物，气散物灭；洛学则以“理”为万物之本原，言关学之“气”乃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理”，因“气”有生有灭，“理”则万古永存。
虽如此，程颐却喜读张载之《西铭》篇。
圣绍三年3月12日晚，杨时端坐书房研读《西铭》。当读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此段文句时，不禁眉头紧蹙，疑惑丛生，自言自语道：“此《西铭》有体无用，与墨子'兼爱’之说何其相似也！”
杨时又不知已之管见然与不然，心中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是夜便致笺就教于伊川先生。
张载《西铭》篇所言旨趣，正是其《正蒙诚明篇》所发之意，即“唯大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具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其《西铭》更是要求天下臣民对等级秩序“不驰劳而底豫，无所逃而待烹，体少受而归全，勇于从而顺令”，以为“民胞物与”与“从而顺令”二者如孪生兄弟，相即不离。横渠所描绘此幅天下大同之图景，自然倍受二程推崇。因而，程颐对杨时信中陈述之观点颇不以为然，复信杨时，简而答之道：
《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
对程颐之答复，杨时甚觉牵强，难信服于人。
数月后，杨时再次致信伊川，以求《西铭》之主旨。他在信中写道：
某窃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西铭》之书，其几于此乎？
昔之问仁于孔子者多矣，虽颜渊、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过求仁之方耳，至于仁之体，未尝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言仁之尽，最亲，无如此者。然本体用兼举两言之，未闻如《西铭》之说也。孔、孟岂有隐哉？盖不敢过之，以起后学之弊也。且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氏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耳。
《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
某窃谓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横渠之学，造极天人之蕴，非后学所能窥测。然所疑如此，故辄言之，先生以为如何？
程颐收阅杨时此信后，为其治学之诚所感，欣然复函正告于杨时：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则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
杨时得先生复信，心中豁然开朗，连声赞道：“理一而分殊，此论妙极矣。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天下之物，无不理一而分殊耳。实可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矣！”
当日，他复信程颐道：
示论《西铭》微旨，晓然具悉，如侍几席亲承训诱也。幸甚幸甚！前书所论，谓《西铭》之书，以民为同胞，长其长，幼其幼，以鳏寡孤独为兄弟之无告者，所谓明理一也。然其弊无亲亲之杀，非明者默识于言意之表，乌直所谓“理一而分殊”哉？故窃恐其流遂至于兼爱，非谓《西铭》之书为兼爱而发与墨氏同也。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则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某昔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其弊无分，无分则妨义。义之过，其流自私，自私则害仁。害仁则杨氏之为我也，妨义则墨氏之兼爱也。二者其失虽殊，其所以得罪于圣人则均矣。
《西铭》之旨，隐奥难知，固前圣所未发也。前书所论，窃谓过之者，特疑其辞有未达耳。今得先生开谕，叮咛传之，学者自当释然而无惑也。
此后，杨时对洛学探究愈发细致精进，投其门下弟子，亦愈发众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