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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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棕黄色为主背景的中国的版图上，有那么一块黄土地，裸露的黄土是她的底色，春来麦苗青青，秋到高粱火红，是她亘古不变的裙裾；河流隐没在深厚的黄土层下，平时若隐若现，似有似无，赶上倾盆大雨，则泥沙俱下，一片浑黄……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一拨头扎白头巾，腰捆红腰带，性格豪爽、行事利索的人，高兴或忧伤了，就随口吼几句信天游。不用说，大伙都知道，我说的这块地地理学名称叫黄土高原，这拨人是原汁原味的嫡系炎黄子孙，他们身上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

如果把这版图微缩为徽州盆地，也有这么一块地，莽莽苍苍、蓊蓊郁郁的植被是她的底色。春来一片草绿，夏至满眼葱绿；秋风起，艳阳照，漫山遍野这里一簇簇火红，那儿一块块金黄，底色仍是实实在在的翠绿；冬雪飘，暖阳晒，南面的山坡白雪隐褪，山野便仿佛丢进显影水里的底片，慢慢展现的依然是黛绿，绿的苍郁，绿的深沉。这块土地上生活着这么一拨人，不分男女老少，晴天有晴天的事，雨天有雨天的活，一年365天，编排得满满当当，天天埋头有活干。既出家门，回家不打空手，上山则腰间系把柴刀，绾根红藤或竹箍，歇工了随手打捆柴驮回家；下田则系条三尺长、两尺宽的简易布裙，田埂上三抓两扯一天的猪草便到家了。因为劳累过度，他们大多四五十岁就开始腰弯背驼，额纹纵横，颧骨外凸，颇像历史教科书上的北京人头像；目光凝滞，又像罗中立的油画中的《父亲》。

这个地方叫流口，现在有个既风雅又时髦的名字：新安源，她囊括了新安江的正脉源流和最初始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六股尖千山万壑间一南一北的这两股源流一路集腋成裘、浩浩荡荡向东奔流汇聚于流口，圈划出偌大一块地盘，便是原流口区五个乡镇的大致地域。

徽州盆地是一口锅，流口山区是锅中一只碗。这只碗破了个豁口，便是流口洞，今流口水电站边的一个狭窄隘口。1963年流口到渔亭公路开通以前，除松杉木借助轻捷便利的新安江水路外运外，日常与县城及毗邻的祁门、黟县的往来交通就赖这一隘口进出。“洞内”林壑优美，溪涧潺潺，流岚飞瀑，恍若世外桃源，要说短期休闲养生，这里确乎是不二选择，但居家过日子，纵然从休宁县城到流口的石板路还算平缓，一百多里地的漫长路程也让山外人闻之却步,更别说从西南侧通江西婺源、浮梁的两条山道平鼻岭、虎头岗又高又陡，一脚踏上青石板台阶，不在山林里蜿蜒盘曲十几二十里见不了天日。平日里想出去串串门，后家一抬脚就踏上了前家的房檐……在依稀可闻的口耳相传下来的对近现代当地境况的描摹中，我听得最多的就是每有山外人分配在此工作，便仿佛充军十万八千里外的蛮夷边塞，拿到调令的那一刻起便双脚打颤，思量如何走关系调离流口洞；本地人十年寒窗一番苦读好不容易鲤鱼跳龙门端上公家饭碗，第一要务也是孜孜以求跨出流口洞。

不难猜想，当年中原汉族人大举入迁渗透，影响感化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山越人远比“碗外锅内”徽州盆地内的平原地区过程上迟缓漫长得多，程度上孱弱淡化得多，甚至是迁入徽州的的名门望族开枝散叶二次、三次迁徙于此的。众所周知汪村汪氏即由本县溪口镇旌城村迁入，三兄弟分居七屋、七甲、廻源三地，繁衍生息，继而绵延至流口全境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若非迫不得已，谁愿意往这大山的褶皱山旮旯里钻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境内还有一大拨青壮年外出务工不愿回家，就在县城周边的万安、渠口一带安家落户了。落伍的“人脉”必然导致这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较慢，山外徽州文化经济随着南宋定都临安风生水起，这里还是荒蛮闭塞，老牛拉破车，波澜不惊……

翻看《休宁县志》，除了中心集镇流口“元代已形成村落”一句外，其余对这方水土的描述没有只言片语。流口人的生存境况长期为外人所不知，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人，长期以来缺少对外宣扬流口风物人情的人。“土著”流口人即便能书善写，创作了关于这方水土的些许文字，终究缺少影响力，不能对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独具个性的地方宣言，到头来免不了为历史的长河所湮灭。偶尔出那么几个能走出山外的“士族”流口人，驰骋于政坛商界的所谓精英人士，躲还来不及呢，谁愿意和这个穷乡僻壤扯上瓜葛，谁又会难以割舍陋僻的乡下老家——徽州先贤的聪明睿智在社会大熔炉里表现出来的市侩和现实，较域外人更为敏锐和机警。

休宁洋洋洒洒14座书院没有一座在这里落户，徽州大地“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波澜壮阔的科举文化也就衍生了名门望族的私塾，淡淡的一抹基础教育没有给这里的文化事业带来多大的改观；好歹南宋定都临安商机毕现，风起云涌、称霸江南的徽商文化眷顾这里，牵引这方土地上的林茶经济风风火火，一跃成为林茶仓库，山民们衣食无忧。

出门见山，抬脚过坎，何况林木、茶叶生产是挑战人类体力和精力极限，最要人命的两门苦差事，流口人的宿命可想而知。杉木种植在林业生产中举足轻重，拔山、烧山、扦苗后管护三五年，成材后砍伐、削皮，晾干驮运至堆场，凿眼，装排外运。许多林农为避免每天早出晚归奔波十余里之苦，就在深山坞里开辟第二战场搭棚安歇，饮山泉，食干菜，一住就是三五个月，俗称“斫树棚”。到七八十年代，“斫树棚”渐次拆除，林农才陆续下山。

我想过来人都会对繁重的肩挑背驮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活儿一步不挪，一步不到，肩头的重荷像如来佛的金箍一样锲进肉里，连着你的血脉，疼得你龇牙咧嘴；你走到哪，疼痛跟到哪。流口林农，家家门口都备有与几根与肩头相当，一头呈小“丫”字形的的驮树棒的。早饭一扒拉下去，一队人提根驮树棒就上工。大树两人抬，中树一人驮，小树一次驮两三根。一个娴熟的老驮树，多用左肩驮树，右手攥驮树棒搭在右肩，既分担沉重的负荷，又保持前后平衡。一会儿上石阶，一会儿下高坎，七拐八折的林间小道，脚底受力，腰部也得用力随步履节奏保持平衡不跌倒。如是行走两三百米，领头的把杉树撑在驮树棒的“丫”口上歇息，一行人也如逢大赦般纷纷效仿。只再次动身，体质孱弱的难免颤颤巍巍体力跟不上，却又不得不随大队伍后面“拖”；碰上后头强悍的，还会呵斥催促，气短兼心急，别人额头出汗，他是前胸后背全湿透了。更怕驮运又粗又短的松木棍，重心高，前后平衡不易掌握，驮运过程中还得算计好行程，瞅准了山形地势前后一头搭磅上才得以撑起驮树棒歇息。肩头磨破了，汗水沁进去，火辣辣的钻心疼进骨髓……汗水干了，衣服白盐苍苍硬如竹片，擦过汗渍过的细软皮肉，又是生涩涩的痛。杉木生长周期三四十年，寿命长的人一辈子也就种两茬，摊下来每年收入又有几何？

茶叶生产的苦体现在劳心费力耗时长上，曾有在检察院工作的朋友的经验之谈是许多贪官开始不招，拷窗栏上不让睡，一晚下来，他就全线崩溃，竹筒里倒豆子了。过去4月底春茶开园一直采到6月初夏茶下树，前后持续一个半月，白天起早摸黑采茶，晚上通宵达旦做茶，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其时又赶上春播夏种，田间地头的农活还得瞻前顾后、见缝插针赶节候算计着打点好，逐一落到实处，嘴里嚼着饭，双脚就得上路，双手就得干活，就是钢铁也会磨软的。一位50多岁的邻居夜以继日通宵给人做茶，一季茶做下来，“小半年都晕晕糊糊的，走路脚打飘”。即便当今茶叶加工改作机械化，茶农卖鲜叶相对轻松了，一季茶结束，早起晚睡，紧赶慢赶，仍少不了有几位风蚀残年的老人晕倒在茶园里。

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栉风沐雨，肩驮背扛的宿命练就了流口人强壮的体魄：他们的肌肤，荆棘划不透的劳动布一样厚实；他们的肩膀，竹片外层的篾青一样柔韧；他们的脊梁，花岗岩里的石英一样硬朗。相似的自然属性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流口人的意识形态、行为准则，也就是城里人说的“土味”明显有别于山外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常随父亲进城送收折椅、躺椅、脚盆等木制品给他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半途上屡被人拦住要买，说老山货，树龄长，结实。无独有偶，九十年代初我在歙县求学，周末上街，常见南乡同学和胡子拉渣，佝偻着腰，布袋系小扁担肩上的老乡招呼，久而久之，布袋、小扁担在我心里就成了南乡人的符号。

即便进城求学、外出闯荡多年的年轻一代，漂白了黝黑粗糙的肌肤外形，淡化了陋僻粗俗的举手投足，接轨了现代都市的待人接物，骨子里还深深镌刻着原始的民族地域烙印——城里人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他们像鄙视流口落后的生产力一样轻贱、伤害流口人的感情：天热了，他们下乡休闲避暑，瞅人家堂前竹编的凉床舒适凉爽，嘀咕一句：“咱家院里葡萄架下不正缺这个”，流口人二话不说就给搬上车了。天冷了，流口人流血流汗、毕恭毕敬地奉上结结实实的杂木炭，他们淡淡地丢一句：“搁柴房里吧”，饭不招待一餐就把人给打发走了。这般的怠慢淡漠，只有流口人宽厚的襟怀能够包容，一如既往地和他们交往下去。

当然，把流口人当做一个群体来看，境内“大源翻（方）过岭，小源弯（汪）到（山）脚”，在以方、汪两大姓氏为主体的大、小源河为脉络的各地人的社会人文属性也是异彩纷呈，纷繁绮丽的，常年在这块土地上辗转打飘零，我也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老乡流口人，大家的共识是：大源（河）人豪爽大气，小源（河）人婉约精致。大源河的代表人群是鹤城乡人，小源河的代表人群是汪村镇人，一位鹤城同事对此深有感触，说以前在鹤城，每年年底吃杀猪饭，正月接客，迎来送往风风火火，“噼噼啪啪”接客的鞭炮绵延数里，满满当当一桌人喝酒，中途不断加塞“挂角”，最后加盖了坐得下十余人的大圆桌面还是挤；因为平日里大手大脚，花销如流水没节制，岁末年尾，银行门口挤满了贷款过年的人。后来调汪村工作，这些气氛就淡多了……

要说经济基础，小源人远比大源人殷实得多：八十年代林木开放伊始适逢公路开通，大山之巅的查山村一跃而成为全省第一个彩电村，山下的下连村林木蓄积量大，木材贩运人员多，下杭州像下自家菜园一样频繁便利，被誉为山窝里的“小上海”。其他不少散落在山沟里人口少、林地广的村落也是富得流油，此番盛况，一位当时刚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的同事对此记忆犹新：“一个学生一年的年终分红抵我两年工资”。这大把大把的钱大多存入银行，随着时代潮流的昂首阔步前进大幅缩水，被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无情的冲抵湮灭了。

小源人未雨绸缪，着眼长远的秉性沿袭至今，房屋没有大源人堂皇气派，轿车没有大源人高端大气，同饮一山水，脾性却迥然不同，甚至可以说天壤之别。一言以概之，小源人是谨小慎微、居安思危，原汁原味的中国味道，大源人是自信张扬、吃一餐过一晌，得过且过的欧美风范。

山后的河水大部分直接流向溪口，但传统的行政区划一直归原流口区管辖，几个大村落飘零散落在更宏阔渺远的山巅上，友邻乡镇人管他们叫“山尖上人”就像县城人随口而出的“流口洞”、“流口佬”一样，似乎这个群体身后拖着条又粗又长的山越族的大尾巴，多少有些鄙夷的意味，但他们个性倔强、暴躁、固执，动辄拳脚相加，与人交往不合群的事实，又确乎印证了“山尖上人”的定位。有同学在原山后乡任职多年，说每至年终岁尾，四里八乡的村民就聚拢在乡政府大院，卷袖口抡拳头，骂骂咧咧这不公平，那不地道，催讨五花八门的扶贫款。

如果抛开大范围的“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穷山恶水出刁民”山水人才论，仅从星星点点的小范围村落氛围、部族秉性来考量，也是风趣盎然、别有洞天的。上连、下连是境内西南麓两个规模较大的自然村，有次大伙聊天，一位数次调赴上连、下连，累计在在此工作近三十年的同事总结说，两村仅相距三里地，同样姓吴，据说还是同宗，待人处事大不相同。下连人对社会上的所谓的“高、富、贵”精英阶层，用得上的人恭之如上帝，唯唯诺诺；对弱势群体老、弱、病、残，看不起的人弃之如敝帚，落井下石。语调多去声，爱憎分明，毅然决然。上连则内敛低调得多，待你好请你上座吃几餐饭，待你孬也绝不指着你的鼻尖骂娘，好坏都是有限度，“封顶”的。语调多上声，婉转活泛，八面玲珑。如此高见，我在两村轮转多年，感同身受。可想而知，上连人奉行的是典型的中国版中庸之道，温吞水泡鳖，一辈子不偏不倚，踏踏实实将就着过；下连人信仰的是蹦极、过山车式的癫狂，达则青云直上，云霄漫步，败则日泻千里，一败涂地。一位曾经的下连学生坦言，出门在外，饿肚子也要买套好衣服装点门面，算是这种人生观的最好注脚。两村人性情如此迥异，怕只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来解释了。

大山余脉与此十余里之遥的查山、戴坑也是待人接物有“个性”的村落，套用一句俗语就是“不是一村人，不进一水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查山人似乎城里人的老死不相往来，大众化的家私物什，家家一应俱全，既不外借，也不向别人借。年底杀年猪也不烦左邻右舍帮忙，一家人齐上阵搞定。戴坑人则遇事相帮互助蔚然成风，团结友善，亲切和融，有外人进村，家家笑脸相迎；有邻村人来偷挖春笋，本村人不动一根，村风淳朴得叫人肃然起敬。

六股尖东北麓汪村镇境内的田里、岭脚、石屋坑三个自然村当地人俗称“田里三村”，村民张、余、王三大姓氏，均由赣北婺源县迁入。大众版的流口话大同小异，这三个村说的是语调柔媚低婉的婺源话，明显不属这一语系。共同的语言是心灵沟通的桥梁，三个村的处世之道却明显有些格格不入。石屋坑人大气，凡事一根肚肠拖到脚，大大咧咧，放之任之；田里人小肚鸡肠，说话拐弯抹角，行事盘根错节。同样请客，石屋坑人的菜品要多些，盘里装的满些；同样做馃，田里人的要做的小些、薄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田里人吹毛求疵，能把它放得比天大。两村之间的平衡点，就是岭脚。田里人口数约略是岭脚、石屋坑两村之和。临近村人听得婺源口音，嘀咕一句，“田里人，婺源气”，多不愿交往。这就是村风，这就是民粹。

步入新世纪，流口人血液里的执着、坚韧、勤勉绽放出璀璨的花朵，荣膺两个“最多”惊呆了城里人：进城买房的最多，进城读书的最多。越来越多的土地荒芜了，越来越多的房屋坍塌了，城二代、城三代因为环境因素使然，身上的“流口记”正悄然隐褪，“流口佬”的名衔正在迅速土崩瓦解，支离破碎……也许，不久的将来，流口人只是一块土地上的一个历史印记罢。

(韩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