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是在类似于西方宇宙论哲学或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本体论”概念的，因此，用“本体论”来翻译和指称西方哲学中以On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是个尚需深入探究的问题。必须明了的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不分或混淆使得宇宙论一直占据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导形态，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支配性或权力话语系统，这使得中国没有发生西方由于宇宙论哲学形态的消亡而使科学得以独立和发展的情形。
当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提出“火”与“逻各斯”时，就已表明西方哲学处于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时刻，对宇宙起源探究的宇宙论在哲学形态上让位于巴门尼德的以On为核心来建立范畴体系的本体论，而探究宇宙起源的宇宙论其自身形态则让位于科学，即由科学担当起对世界起源和结构问题的精确研究，如物理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等。
这一转化在中国哲学中的缺失使宇宙论一直占据着哲学的形态而没能在哲学之外提供给科学独立发展的机会，当然也就不会形成西方本体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关系。西方的自然哲学或宇宙论哲学从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约出生于前625 年）以“水”为本原到阿那克美尼的“气”再到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75年）提出“火”，大约经过了不到200年的历史， 但中国哲学直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还在发挥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认为“元气”是构成宇宙的物质本体，“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3]（卷五）
戴震则提出了“气化流行”论：“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4] （卷下）他们都还致力于“道”与“器”这对范畴的形上与形下的古老之辩，这表明中国哲学形态（宇宙论）的超稳定性是世所罕见的，以至于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在今天还未走出宇宙论形态。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哲学虽然不乏对火的强调，但贯穿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象征中国人精神的是“气”而不是“火”。与西方人对火的强调发展出“光的形而上学”（在理性之光、神性之光、科学之光的照耀下，西方人建立起了一个以法律的尊严为个人尊严的、原则界限分明的社会秩序）不同，中国人特别强调人活天地间的那口“气”，人活着就要“争气”，区别在于是“浩然正气”还是“痞子之气”。
如果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一旦缺失了形上与形下的区别或形上对形下的精神牵引力，那么，“浩然正气”与“痞子之气”的差异几乎可以略而不论，这“气”也就最终以“义气”二字使中国社会中政治、法律等原则界限变得模糊，“人情大于法”就是以“义气”二字为社会心理基础的，它使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成为梦幻般的理想而很难建立起自己的尊严。
“光”与“气”，是中西哲学文化中两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性范畴。
结论是：如果在Metaphysics意义上来理解philosophy ， 而Metaphysics又分为Cosmology和Ontology两部分，那么，我们可以说，在Cosmology意义上我们有Metaphysics也有Philosophy。
我们是否有Metaphysics和Philosophy，还有待于通过对Being意义的考察来澄清Ontology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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