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道不可恃
◆乐朋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两军对垒,尔虞我诈,虚虚实实,诱使对方犯错误,进而击溃之,无可厚非。
然而,考察、使用官员,如果也搞兵不厌诈的诡道,那就会坏事。但一些马上得天下的君王,在朝廷里也用诡道,以种种权术来考察、识别官员,且自以为高明的,不少见。
以明君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就这么干过。
公元626年,通过玄武门政变上台的太宗皇帝,深感朝廷官吏太多,良莠混杂,便想玩一把“钓鱼”术,以分辨贪廉,淘汰一批。他秘密地派出一些身边的内侍,去向一些官吏行贿,测试他们的忠诚廉洁度。刑部一个门史郎果然中套,受贿一匹绢;唐太宗大怒,立即要杀他。幸得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想想也对,你用非法的“钓鱼”术,诱人上钩,等于引人犯法,毫无诚信可言,这样的兵家诡道,岂能用来考察官员呢?唐太宗听了,也觉得这么做不好,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说,裴矩能当廷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那个受贿的门史郎也拣了一条命。
知过即改的唐太宗,在627年又遇上 “引蛇出洞”的计谋。有官员上书请求朝廷去佞臣,太宗问他谁是佞臣,他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佯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他让唐太宗假装发火,以测试哪个是佞臣。此法与前述“钓鱼”没啥两样,玩的尽是阴谋诡计,唐太宗不允,并说了一番道理:
“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也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唐太宗了不起,终明白诡道不可恃,考察、使用官员之类,与战场交锋不是一回事。做皇帝的总是用兵不厌诈那一套对待臣子,实际上是把臣子都当作了敌人、对手,叫臣民们人人自危,失去对朝廷的信任,国家如何能治理得好呢?在唐太宗看来,皇帝这个最高权力者不诚信,却指望天下臣民讲诚信,不啻是缘木求鱼,一场空!行诡道,在战场上也许是真理;但把蒙骗使诈的诡道推而广之,用来考察官员、治理国家,那就会走到反面,坏了朝纲,乱了人心。列宁云,真理再多走一小步就变成谬误,实乃至理名言!
《宋史·徐谊传》说,“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荀子·君道》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尧、舜、禹的时代太古远,有些说不清;但后世君王不好权术、不玩诡道的,几希矣!这就是为什么上下两千年只有一个唐太宗,能被列为明君楷模。达成“贞观之治”,唐太宗身体力行诚信,“以至诚治天下”,上下同心互信,这才打造出个盛唐的吧。
话要说回来,唐太宗的“以至诚治天下”,终究还是皇权时代的人治,其诚信度不免要打折扣,权大于法的弊端不可能根治。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构建诚信社会,形成政治诚信、经济诚信、文化诚信、法律诚信的好局面,就必须依法治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得逾越。
法治真王道,诡道不可恃。但唐太宗的言行,仍可做一面历史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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