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道不可恃

◆乐朋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两军对垒，尔虞我诈，虚虚实实，诱使对方犯错误，进而击溃之，无可厚非。

然而，考察、使用官员，如果也搞兵不厌诈的诡道，那就会坏事。但一些马上得天下的君王，在朝廷里也用诡道，以种种权术来考察、识别官员，且自以为高明的，不少见。

以明君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就这么干过。

公元626年，通过玄武门政变上台的太宗皇帝，深感朝廷官吏太多，良莠混杂，便想玩一把“钓鱼”术，以分辨贪廉，淘汰一批。他秘密地派出一些身边的内侍，去向一些官吏行贿，测试他们的忠诚廉洁度。刑部一个门史郎果然中套，受贿一匹绢；唐太宗大怒，立即要杀他。幸得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想想也对，你用非法的“钓鱼”术，诱人上钩，等于引人犯法，毫无诚信可言，这样的兵家诡道，岂能用来考察官员呢？唐太宗听了，也觉得这么做不好，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说，裴矩能当廷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那个受贿的门史郎也拣了一条命。

知过即改的唐太宗，在627年又遇上 “引蛇出洞”的计谋。有官员上书请求朝廷去佞臣，太宗问他谁是佞臣，他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佯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他让唐太宗假装发火，以测试哪个是佞臣。此法与前述“钓鱼”没啥两样，玩的尽是阴谋诡计，唐太宗不允，并说了一番道理：

“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也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唐太宗了不起，终明白诡道不可恃，考察、使用官员之类，与战场交锋不是一回事。做皇帝的总是用兵不厌诈那一套对待臣子，实际上是把臣子都当作了敌人、对手，叫臣民们人人自危，失去对朝廷的信任，国家如何能治理得好呢？在唐太宗看来，皇帝这个最高权力者不诚信，却指望天下臣民讲诚信，不啻是缘木求鱼，一场空！行诡道，在战场上也许是真理；但把蒙骗使诈的诡道推而广之，用来考察官员、治理国家，那就会走到反面，坏了朝纲，乱了人心。列宁云，真理再多走一小步就变成谬误，实乃至理名言！

《宋史·徐谊传》说，“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荀子·君道》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尧、舜、禹的时代太古远，有些说不清；但后世君王不好权术、不玩诡道的，几希矣！这就是为什么上下两千年只有一个唐太宗，能被列为明君楷模。达成“贞观之治”，唐太宗身体力行诚信，“以至诚治天下”，上下同心互信，这才打造出个盛唐的吧。

话要说回来，唐太宗的“以至诚治天下”，终究还是皇权时代的人治，其诚信度不免要打折扣，权大于法的弊端不可能根治。在现代社会，我们要构建诚信社会，形成政治诚信、经济诚信、文化诚信、法律诚信的好局面，就必须依法治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不得逾越。

法治真王道，诡道不可恃。但唐太宗的言行，仍可做一面历史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