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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不是必读书,因人而异。但今天如果要读《论语》,我推荐《论语新注新译》,杨逢彬著。
近几十年来,《论语》最通行的读本,当然是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此书上世纪50年代初版,我买的是1980年的第二版。当时我大四,假期中只身北上,登岱岳,访孔庙,归途经无锡,购此书归,通读一过,后来时常翻阅。近人和今人的《论语》读本,我尚有钱穆《论语新解》和李泽厚《论语今读》,我同事董楚平先生赠我一册《论语钩沉》。古人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自然是有的,程树德《论语集释》征引680种古籍,最为详赡,我也有。我不是《论语》专家,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点兴趣和试图研究的人,对《论语新注新译》,虽然只读了一部分,但还是要勉力推荐。
空言无益。先看书第一篇第一章,再与《论语译注》比一下,结果如何。
《论语》这一章原文,大家都很熟悉: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译为“孔子说”。但作者强调这是对男子的尊称,近似于现代汉语的“先生”,所以译为“先生说”可能更为准确。但为什么没这样译?因为《论语》中有不少“曾子曰”,如译成“曾先生说”,恐读者一时难以接受。杨伯峻本(下面称“杨本”)则径曰:《论语》中的“子”指孔子。
“习”,指定时或者适时。定时复习。杨本说:一般人解为温习,但应解为实习、演习。此书则以为,从先秦典籍看,习还没有实习的含义,所以取何晏《论语集解》引王肃语:“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按时、定时也。
“不亦说乎”,杨本译“说”为“悦”。此书同,但着重指出:“不亦”在当时出现频率很高,是一个反问句,略等于现在的“不是……吗”、“不也……吗?”
“有朋”杨本译为“弟子”。此书认为“弟子”乃晚近解经家之说,不能同意,还是采用“同门”、“同志”的旧说。
“愠”,杨本译为怨恨。此书考察多种先秦典籍后,发现皆为“恼怒”意,遂不采“怨恨”说。
寥寥32字原文,埋伏众多奥秘和争论。当然孔子及其孔子言行的记录者的原意,肯定单一明白(即使蕴含多意,也是作者心中明白想说出来的多意)。后人既以其为圭臬,也无非是要与同代人说清楚孔子到底说了什么。这是一个现在来谈是非常具有科学性的问题。自然科学不必说,很多人以为文科无科学。此说复杂不易辨明,但语言学在文科中是很具科学性的一门学问,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否则,如果每个词都有不同的意义,那普天之下,谁找谁说理去?也正因为如此,便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权威的语言辞典。
语言障碍主要来自于地域和时间的不同。对《论语》,障碍当然来自时间。古今词义不同,语法不同,生活环境更是大不相同。诸如此类,造成后人对前人原著理解的困难。当然,汉语学家对这些障碍做了许多工作,但最常见的毛病确是创新过多。他们对古书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利用“双声叠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等貌似高深的方法,一下子把要解释的字解释成他想要的意思。至今为止,又有多少论文专著是这样写成。所以王力先生说过:“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这种结果当然是荒谬的。
如果在解读古人著作时逼近原意?杨逢彬认为,无非是多找同时代著作的证据,越多越好,排比求出正确的解读。在这方面,其实古人早已做到,有代表性的就是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我自己大学时的古汉语老师每当讲“二王”时便敬仰不已,乃至神思飞越。但是今天可以超越二王,秘密武器就是电脑。查找一个词、一个句子,人脑岂能比电脑?如有良好的数据库,再有时间,在这方面的成就确能超越古人。
当然,话虽好说,这本《论语新注新译》也做了12年,而且有几年是全力以赴的。可见学问非易“十年磨一剑”,还是说得短了。
最后的感受是,粗看下来,这本书还有两个缺点:一是文字上,准确性是够了,美感缺一点。当然,文学语言的多义性与语言学中语言的准确性存在天然的冲突,所以也可以理解并且置而不论。二是这个封面设计实在不够大气,完全缺乏权威的感觉,反不如中华书局的杨本《论语译注》,简简单单,气象万千。
来源: 金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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