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鹏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着许多文物专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埋首深宫，和文物相伴一生，无人知道他们的寂寥和幸福。日前，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宫里的生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里的文物专家也进入大众视野。
笔者走进故宫，拜访了在故宫工作了50多年的著名学者，他就是青铜大师杜廼松老师。
进故宫神武门一路向西，进入非游览区，沿着红色的宫墙走不多时，就到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室。走进去是一个古朴雅致的四合院，院子里花木扶疏，果实累累，抬眼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故宫角楼。站在院中，只觉远离尘嚣，心神俱静。
院子的一角，有一间办公室，敲开门，迎出来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一口京腔儿，精神矍铄，带着老北京人特有的周到与热情。他就是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学者、国内首屈一指的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和鉴定大家，已到耄耋之年的杜廼松先生。
杜老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北大历史系，而选择考古专业，就是因为“始终被那种神秘感所诱惑”。一入考古深似海，一研究就是一辈子， 无数国宝级文物过手，他凭着一双“火眼金睛”，探究它们的前尘过往，破译它们的故事与奥秘。“弄明白了，就不神秘了。”他微笑着说。
杜廼松大学毕业20多岁就分配到故宫工作，大半生几乎都是在故宫红墙内度过，“好些次有单位想把我调出去，我都拒绝了，我喜欢守在这里，研究我喜欢的专业。”墙外风云变幻，潮起潮落，而墙内云卷云舒，宠辱不惊。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悠然往返于不远处的家和故宫之间。“你们知道吗？自行车是故宫里最好的交通工具，老‘故宫人’几乎都骑车。”在故宫工作的人习惯自称为“故宫人”，杜老笑得像个孩子。他对自行车有着特殊的喜爱，从上北大的时候就喜欢骑车满世界逛，直到半年前他才放下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
红色的宫墙下，那个骑着自行车的风华正茂的青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经过，直到皱纹爬上额头，青丝变成银发。50多年的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就这样匆匆逝去。他的心里，却装着上下五千年，他通过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古人对话，沧海桑田不过一念之间。
杜老一生鉴宝无数，最著名的当属“马踏飞燕”等国宝级文物。国之重器司母戊鼎几十年来令他魂牵梦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做了很多精深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撰写了新的论文《司母戊鼎铭文形音义研究》，对学界争论已久的“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的问题做出了严密的考证。
司母戊大方鼎因为收入了历史教科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可是关于这个古鼎的传奇故事和它的来历用途，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里探宝，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探杆头上带着铜锈。他们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这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司母戊鼎。
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派兵进村搜宝。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无功而返。原来吴培文将大鼎埋到了自家马棚地下。这之后，机智的吴培文买了一个青铜器，藏在自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抢走了那个买来的青铜器。而此后，吴培文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6月，吴培文在当地官员的劝说下把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上交政府。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最终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司母戊鼎被专门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当时这个大鼎并没有名字，当地村民一直叫它‘马槽鼎’，因为形似马槽；后来又称为‘安阳大鼎’，这是以它的发现地命名的，都是很淳朴的名字”，杜老告诉我。不过，文物专家给古鼎命名通常都是根据鼎内部的铭文，用鼎主人或者做器者的名字来命名。于是，早期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先生都称大鼎为司母戊鼎，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了数十年。
杜老对司母戊鼎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它是中国青铜器的瑰宝，“青铜器，国之大器啊！”他感叹，虽然曾经考察过无数青铜国宝，但他始终对司母戊鼎念念不忘，并进行过精深的考证研究。
1980年，杜老首次考证出司母戊鼎的年代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为祭祀母亲戊制作的青铜器，与当时学术界认为古鼎诞生于殷墟后期的观点不同，这篇论文震动了国内外的考古学界。
然而，近年来围绕着司母戊鼎的名字，却又风波再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一些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后”字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亮相时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出现了尴尬的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
古鼎定名的众说纷纭让杜廼松深感不安，本着老学人的那种专注和较真的劲头，他决心要把这一个字的事情弄清楚。为此，杜老查找翻阅古书典籍，研究祭祀礼俗，对各时代的古文字进行反复对比，深入考证，终于找到司母戊鼎的“司”字令人信服的证据。杜老的论文今年8月已发表，立即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关注。
杜廼松认为，从科学角度分析，大鼎称“司母戊鼎”是准确恰当的。他指出，大鼎铭文字“司”字，按许慎《说文解字》云，其结构“司，从反后”，用通俗语言解释，即“司”字为“后”字的反写。对许慎的解释，如单纯从“司”字的字体建构上看，此说法似无差错。但他在这一名著中，对“司”字的解释仅仅是从字形结构上予以阐释，并未提到“司”字有“后”义，说明了“司”字与“后”字，非同义。“两个字的意义不同，不可以相互为用，不是转注字；两个字音不同，不相近，互相不可假借。”
杜廼松进一步指出，《说文解字》将“后”字与“司”字分别列出，分属“后部”和“司部”。不少资料证明，早期甲骨文、金文中“后”字的写法，一般则写作“毓”， 不写“后”。“毓” 即“后”字，甲骨文与金文有较多的例证。而且，甲骨文、金文的“毓”作“后”时，其义多指先公先王，并没有“王后”的意思。较多资料证明，“司”字非“后”字，从金文资料考察来看，“后”字的写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才出现，战国印玺等沿袭了“后”字的写法。在出土或传世的文物中，“后”字写法的出现，离司母戊鼎的时代殷墟前期相差将近千年。
杜廼松认为，安阳大鼎铭文的“司”字不可作“后”解，还可以从使用大鼎的祭祀者和被祭祀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1976 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在出土的铜器中，两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铭文，他从甲骨文、金文、考古学、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考察，证明了“司母戊”鼎之“戊”与“司母辛”鼎之“辛”同为商王武丁王配偶。进一步确立了两鼎的年代均属殷墟第二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按此，“母戊”应是商王祖庚和祖甲之母辈。“母戊”称谓清楚地标明了被祭祀的对象与祭祀人的辈分关系。“母戊”即为祖庚、祖甲之母辈，祭祀者应为祖庚或祖甲。“司母戊” 之“司”与祭祀之“祀”字，声音相近，“司”字无疑可假借为“祀”字。《尔雅·释诂》：“祀，祭也”。商周青铜器作为重要礼器，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纪念死者的祭器。
（杜老工作的故宫小院）
杜廼松还对古代的祭祀礼仪作了考证。他指出，卜辞有“司室”一辞，“司室”即“祠室”，即宗庙内的祭祀之所宗祠。还指出，对大鼎的“司”字，可以作这样理解，实际上是“祀”或“祠”的简化字，从声韵上看，更贴近于祀字。他认为，大鼎的“司”字，解释成“祀”字更科学、更合理、更准确。“司”字，在音、义上既与“祀”字相通，“司母戊”三字即可直接解释和破译了，即：“祭祀母亲戊”。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把‘司’字作为‘后’字解，试想儿辈怎能将其父武丁王的配偶在祭器上直接称其为‘后’呢？从典籍看，这也完全不合商周时代严格有序的礼仪制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杜廼松认为，从“司母戊”大鼎形体之硕大、铸造之精良、装饰之诡谲、铭文之宏放典雅等特点看，体现了殷商时期高级贵族对祭祀礼仪的重视和隆重程度。他多角度研究考证了大鼎铭文的形音义，大鼎称“司母戊”鼎是恰当的。
杜老费尽心血，终于完成了对古鼎名称的考证，符合青铜器定名“名从主人”的原则，杜老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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