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后,郎朗的自传出版,母亲才知道那次父子间的冲突。在发布会上她说:“郎国任你太狠了。”有记者问郎朗父亲后悔吗,他没有说话。
为陪郎朗,我辞掉了那份好工作
郎朗出生后,不到一岁就能哼出调,最爱哼《大海啊我的故乡》,然后两岁半的时候,看完猫和老鼠,自己跑到钢琴上把刚才的主旋律弹出来了。这两件事,让我意识到儿子有比自己更出色的音乐天分,下定决心让郎朗学琴,把自己没实现的理想实现出来。
郎朗一开始由我自己教钢琴,直到觉得该找个老师了。这时候有人推荐了朱雅芬教授。后来朱雅芬教了郎朗一段时间,觉得郎朗应该去北京发展,应该考央音附小,他呆在沈阳是种浪费。于是我决定带着九岁的郎朗去北京。我那时候在当特警,本来寄希望于工作调动,但这个职业实在不好安排去北京。于是我决定直接辞职,带郎朗去北京学习考试。
新老师竟然看不上郎朗
郎朗和我两人闯荡北京求学,租的是一个朋友的一居室,一个环境很差的公寓楼。开始的那年特别艰难,为了孩子学琴并未找工作,花费全靠以前的积蓄和母亲在东北的工资,我们来北京是为了去中国最好的音乐小学—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学。郎朗在北京的第一个老师,是朱雅芬教授推荐的央音教授。
他对郎朗好像总是不满意。那一阶段,我们相当纠结。我和郎朗尽了最大的努力,想让老师满意,可是,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达到效果。老师对郎朗弹琴总是不满意,并且说我们是“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抢的风格。
那些日子,我们经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时刻都担心老师不教我们了。所以每天只能更加努力、用心地练琴。那些日子,我们没日没夜地练,仔细分析老师的意图,回家反复听上课录音,直练到我们认为完完全全达到老师的要求为止,甚至超前了,结果还是遭到了老师的一顿责骂。这样学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有一天这老师终于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直到后来,我和郎朗才知道,问题是没给老师红包。那时候央音老师手下,能考上央音的学生是有名额限制的。她们最讨厌的是郎朗这种有才华没钱的,去考试,肯定能考上,占用老师名额,还不给钱,这老师巴不得郎朗放弃直接走掉,可是郎朗听了半年责骂都没放弃,最后这老师只能直接明说,把郎朗扫地出门了。
郎朗说:“我才不回沈阳呢!”
这一天,放学后,郎朗没有按照往常的时间回家,我站在11楼的阳台往下看。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站在阳台上往下看,郎朗总是非常准时地出现在我视线中,放学后他从来不瞎玩。
可是今天他没有准时出现。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没回来。两个小时了,我心里越来越焦躁不安,心想这孩子干什么去了?在这节骨眼儿上居然还有心思去玩,还玩这么久不回家?太不争气了!我完全失去了冷静,所有的苦难和耻辱都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发酵了。拒绝教我们的那个老师的尖刻话语也回荡在我的脑海里,什么“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精神、打砸抢的风格”……所以,当我看见郎朗的身影终于出现的时候,一阵暴怒冒了上来。郎朗一阵小跑回到家里,看到我的脸色,他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第一句话:“你回沈阳吧。”
他说:“我才不回去呢!”
我第二句话:“好,吃药,还是跳楼?选择吧。你吃完了,我也跳楼,沈阳我也不回!”他看了看我,然后说吃药。
我当时脑子里已经一片糨糊,不知道在想什么,递给他一板叫“交叉霉素”的消炎药。虽然不是毒药,但这一板都吃下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郎朗接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再说,正准备吃,这一刹那,我昏乱暴怒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太残忍了!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不能收回来,我只能背过身去,只是用余光盯着儿子拿药的手。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孩子的生命本能,巨大的求生欲望爆发了。郎朗像一头小豹子似的朝我扑了过来,一边打我的肚皮,一边嘶声大喊道:“我没有错!我伴奏去了,我为什么要吃药?我不吃!我就不吃!”
此时此刻,我狂乱的大脑清醒过来了,仿佛才明白过来刚才我做了什么。我让郎朗去死,让我生命中最最珍贵、比世上一切的一切、比我自己的生命都要珍贵的孩子去死,我这是在干什么啊!难道我是被老师逼疯了吗?
眼泪涌上了眼眶,我不愿意让郎朗看见,便赶紧背过身去。喉头哽咽着,但我忍住了,没有让眼泪流下来。我不能让郎朗看见我流泪,从来没有过。我要在郎朗面前永远做一个刚强威严的父亲。这个形象,从我最初开始训练郎朗的时候就树立了,那时他还那么小,两岁多,我就有意识地保持这个形象了。在训练他的时候,我永远是那么严肃甚至严峻,永远刚强有力。这样,在他需要我给他力量的时候,永远有个强有力的父亲在身边,或者身后,这会给他精神上巨大的支持和无往不胜的信念。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父子,我们像一个人一样,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父子同心合力,我们将战胜一切困难,去赢得胜利。
后来随着朱雅芬老师推荐的第二位老师赵屏国接受了郎朗,郎朗的备考生活又走向了正常,最终考取了第一名,进入了央音附小。
我和郎朗一起学琴
在学琴上,郎朗总是“吃不饱”。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以后,他飞快地进步着。赵老师很爱护郎朗,总是给他“吃小灶”,把郎朗的课时安排到最后,这样可以增加上课时间。对郎朗,赵老师格外看重和喜爱。
但是,我也明白:我的儿子,不是普通的钢琴学生,他的吸收能力也不同于普通的学生,他需要更多的营养。我必须不断地给他加量,再加量。
所以,我既听赵老师给郎朗上课,又千方百计到处听别人上课。为了能多听一点,我像个间谍似的,想尽了一切办法。有时候,我拿个扫帚,有人来了,就假装在走廊里扫地,人一走,就把耳朵贴在门上听里面的大师上课。有时候趴在窗户外面听,下雨了,就穿着雨衣,在雨中听。其他家长只是上专业课才会来学校,我有没有专业课都会来,天天来。我给郎朗收集一切有用的资料,尤其是郎朗正在弹的曲子,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他收集不同大师演奏的版本,如果学校能借到就在学校借,学校没有的在张晋老师那里总是能找到。我给他录下大量大师的曲子,回家我们一起听,一起分析研究。
虽然我对弹钢琴是一张白纸,但我始终陪着郎朗在一起学琴,一起听课,一起探讨,受益匪浅。最后他毕业了,我也算跟着毕业了。
我始终觉得,我不仅是郎朗的父亲,还是个教练,是个“伙伴”。所以必须跟他一块儿学习研究,我们父子俩一块儿打,形成一股合力,两个人的智慧和灵感加在一起,自然要比一个人强,效率更高,孩子学起来也更有兴趣和劲头,结果自然不一样了。
郎朗奇迹
1997年,郎国任跟随郎朗一同来到美国,郎朗获得美国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优厚的奖学金,跟随学院院长、著名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学习。在美国郎朗的琴艺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出色的琴艺使郎朗获得众多音乐界人士的青睐和好评。
短短3个月之后,郎朗就与国际著名的IMG演出经纪公司签约,从此走上职业演奏家之路。1998年,他与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合作举行了他个人的美国首场音乐会。
就像很多电影或者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1999年8月,郎朗抓住了一次戏剧性的重要机会。在拉维尼亚音乐节上,独奏钢琴家安德烈·瓦兹突然生病,郎朗顶替他登场,与克里斯托弗.埃申巴赫棒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谁也没有想到,这个17岁的中国少年的手指下,竟能流淌出那样富于想像力的激情。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芝加哥评论界的溢美之词使郎朗在美国一举成名,他在大洋彼岸掀起一阵“郎朗旋风”。
他与美国顶级的克利夫兰交响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合作大获成功,著名唱片厂牌泰拉克为其出版了个人专辑。在美国唱片排行榜上,郎朗录制的CD排名第4位。他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竟能拿下30首协奏曲。特别令人惊叹的是,郎朗仅用一个礼拜,居然弹下来了6首协奏曲,院长格拉夫曼惊呼郎朗创造了奇迹。
后来,郎爸的反思
11岁那一年,郎朗考取了央音附小。学校选了5个孩子参加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郎朗不在其中。郎国任借钱替郎朗缴了路费。最终,郎朗拿了这届比赛的金奖。
宣读到郎朗时,郎国任在远处的看台上哭了,有人告诉了郎朗你父亲哭了,郎朗还不相信:“我爸爸才没有哭的能力。”
很久以后,郎朗的自传出版,母亲才知道那次父子间的冲突。在发布会上她说:“郎国任你太狠了。”有记者问郎朗父亲后悔吗,他没有说话。
后来,在公众面前,郎朗爸说:“要因材施教,希望大家不要盲目学郎朗。”在指点小琴童的技艺时,郎国任总保持着一个谦逊的态度,小心翼翼的评论,很少打击,生怕伤害到孩子心灵的感觉,是一个和蔼的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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