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针对违规破格提拔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今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26日，就此前一天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组部负责人答记者问。就超职数配备干部的问题，从上到下都出现过，如今在一些地方“超配”的问题相对严重，它不仅仅是安排干部多少的问题，还可能涉及用人的不正之风，更影响党政部门的形象。
关于干部“超配”的问题，无论是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启动过多次清理行动。有媒体称，去年起湖南、甘肃等地已启动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制定了一两年内清理完毕的时间表。在国家层面，2007年、2009年也专项清理过。
不过，一些极端案例仍然不时被网络曝光，比如一个地级市有十个副市长，或者一个局里有十来个副局长。在极端情况之外，大量的副职多配也是常态，曾有媒体统计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50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结果显示，尽管各市经济、人口规模存在巨大差异，但6~8名副市长几乎是“常态配置”。
国务院2008年明确提出，“国务院各部门领导职数明确为一正四副”，但由于多次机构整合，客观上需要干部安排有一个过渡期，所以中央机关也存在超配部门领导的情形。这些有一定合理性的“超配”却形成糟糕的“示范效应”，一些地方不管是否有机构整合，副职的配备都是往多里安排。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中组部最近出台系列制度就是贯彻改革精神，落实中央意图，但是要想解决干部职数“超配”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首先，中央机关单位要做良好示范，上行才能下效。一些地方干部职数超配未必是由于个别部委超配所致，但是在民众看来，这种上下超配的现象是有关联的，他们都代表了党和国家的形象。长久以来，干部“超配”破坏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尤其是一些部门领导干部多了，办事效率、服务水平、管理能力反而更低。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逐渐推行“权力清单”的改革，这是顺应民心之举，而它的落实也有赖于“岗位清单”、“编制清单”的明晰，中央部委应更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尽快消化“超配”干部，而地方政府部门究竟该配备几名领导干部合适，应该由地方立法给出更明确的规定。
其次，要建立能上能下、能奖能罚的良性官场生态。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消化”超配干部都是棘手难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场生态不够正常，官员“能上不能下”最为典型。无论是部门整合造成的“干部扎堆”，还是不正之风导致“副职批发”，都发端于一旦为官就论资排辈，只要没有违纪犯错，就只上不下。此外，官员的福利待遇和行政级别密切挂钩，这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巨大阻力往往让整治“超配”的行动功亏一篑。所以，建立良性官场生态才能有助于深层次解决“超配”问题，同时也要改进目前官员的激励和退出机制。
其三，要强化对在岗、在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老百姓不仅关心干部是否“超配”，也关心这些干部是否认真负责地干活。如果所有干部都在用心、卖力地工作，那么即便是“超配”，那也说明这是合理需要。老百姓痛恨那种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官僚作风，就必须强化对那些占有岗位、享受待遇却不积极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监督。一些基层为了腾挪出更多晋升岗位，采取科级干部52岁、副处级干部55岁退居二线的措施，保留他们的工资和待遇，但前来办事的民众找不到他们，甚至连单位同事长年累月都碰不到面。这种“养老式”的安排不仅浪费了人力资源、公共财政，更让政府形象大打折扣，平添了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所以，中央推行专项整治超配干部，但不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多管齐下，治理贪官、庸官、惰官、闲官，从多个维度着手，系统性地改善全国的吏治状况，争取民众的最大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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