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从“重新唤醒”出发
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吴投文
[吴投文，男，1968年5月生，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表论文与评论四十余篇，出版有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另在海内外文学报刊发表诗歌两百余首，出版有诗集《土地的家谱》。常用笔名阿披王。]
自2001年底安琪、黄礼孩提出“中间代”的命名以来，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入，这一命名所包含的理论意义逐步变得清晰起来，命名者重构当代诗歌谱系的意图也开始显露出某种现实可能性。由于在这一命名统摄下的相关理论整合，“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群落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代际挤压的当下诗歌格局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效应，使研究者也不得不重视这一诗歌群落的存在。新出的当代诗歌史著作，如洪子诚、刘登翰先生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也开始谨慎地接纳“中间代”这一命名，对这一群落的总体创作进行了有保留的评价。这些都表明，“中间代”的命名并不是空中楼阁，固然安琪等人的策划是“中间代”出场的重要外部因素，但这一命名本身不仅包含着客观的现实依据，而且包含着诗学理论上的内在逻辑，这使“中间代”的命名具有相当的理论概括力。
从“中间代”的命名方式来看，显然存在着恢复被遮蔽的诗歌真相，试图通过重构当代诗歌谱系进入文学史的意图，如安琪在《中间代：是时候了！》一文中所说，“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所谓“中间代”，在安琪等命名者那里，其实是一个“多义复合性”概念。从时间上来说，“中间代”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是当代诗歌发展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诗歌艺术定位上来说，“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同时包含着命名者的期许，希望“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以“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从美学观念与艺术姿态上来说，“中间代”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作为先锋诗人的群落性汇聚，“中间代”的先锋姿态就总体而言显得比较內敛，而且比较成熟，其中的多数诗人在长期的写作中始终恪守不事张扬的艺术姿态，执着于诗歌艺术本身的建构。命名是对事物存在状态的“重新唤醒”，是赋予事物的存在状态以一个醒目的标记，从而与其他的事物区别开来。对“中间代”的命名无疑具有“重新唤醒”的意义，使原来长期处于“无名”状态的一代诗人整体性地浮出地表，酿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诗歌事件，更重要的是，这一命名使“中间代”诗人意识到自己在当代诗歌格局中的独立存在及可能的文学史意义。这种“重新唤醒”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连结着中国当代诗歌格局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对“中间代”诗人整体意识的唤醒。
“中间代”诗人似乎多是艺术上的个体主义者或“小圈子”主义者，大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诗人个体之间的艺术观念和艺术追求并不一致，这使他们的创作往往在较为封闭的自我空间或“小圈子”里进行，这种近乎“单干式”的创作很难在当下众声喧哗的诗坛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自“第三代”对“朦胧诗”的暴动以来，几乎所有引人注目的诗歌事件都是集团性的或运动式的，诗人个体似乎只有在某一集团中找到相应的位置，才能进而得到诗坛的接纳和认同，引领诗坛风骚的诗人也几乎都是某一诗人群体或诗歌集团的中坚人物。在这种流行以集团性或运动式的方式强行进入诗坛“中心”或类似“诸侯割据”的诗歌格局中，诗人个体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存在，往往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也正是“中间代”诗人普遍的焦虑所在。“中间代”诗人由原来的类乎散兵游勇集结到一面共同的旗帜下，这种出场方式是别有意味的，恰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是“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对新诗永无休止的‘运动’的厌倦，力图让一些未被卷入‘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优秀诗人的创造得以彰显”（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中间代”诗人由厌倦“运动”转而以“运动”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这种整体意识的“重新唤醒”并不意味着诗人个体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的丧失和艺术立场的改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性意义，旨在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在当下复杂的诗歌格局中摆脱“无名”的现实困境，使自己从“第三代”和“70后”的代际挤压中解脱出来。对于出生于六十年代，没有参加过“第三代”诗歌运动，而且有一定创作实力的诗人来说，“中间代”是一个具有归属感，同时也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命名，有利于诗人整体意识的强化。另外，“中间代”诗人隐秘的文学史情结也在这一命名中得到了暂时的缓释，这也表明“中间代”诗人犹疑不决的复杂心态。
其次是对“中间代”诗人相互认同的唤醒。
“中间代”是一个集成性的“诗歌实体”，命名者拆解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已有的诗歌圈子及其门户之争，悬置艺术观念和风格形态上的差异，将同一年代出生的实力诗人进行“求同存异”的联动式整合。出于“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叶匡政：《中间代诗全集·后记》）的共同焦虑，“中间代”诗人因个体差异所派生出来的“闭关自守”或“门户之争”，在一个具有宏观视野的命名下被达成整合的现实可能性所取代。为摆脱长期处于“无名”状态的现实困境，“中间代”必须达成某种为同龄诗人普遍认同的策略，而这种“共谋”之所以能够达成，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中间代”诗人相互认同的内在心理需要与自救心理本能。如果“中间代”诗人之间没有基本的相互认同感，这种联动式整合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对“中间代”来说，相互认同不仅是这批同龄诗人得以集成的一个重要前提，而且是这种集成得以巩固与推进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在“中间代”这一命名确立之前，这些同龄诗人之间的相互认同仅仅是潜在的，也是有限度的，主要表现为一代同龄诗人的基本文化选择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及其与诗歌精神的某种对应性结构，那么，当“中间代”诗人集结到一个共同的命名之下，他们之间的相互认同就在一种共同的渴望下转而为较深层次的默契，从而达成“多样性在统一性之中的契合”（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不过，“中间代”诗人的相互认同并不具有流派与社团意义上的严格性，而是有着非常复杂的表现形态，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不稳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间代”的命名无疑对这些同龄诗人的相互认同具有唤醒与激发的积极意义。由于命名者定位于一种开放而具包容性的立场，“中间代”较为松散的集结形态显然有利于诗歌的自发性生长和推动新的诗歌格局的形成，这对于当代诗歌艺术的整体提升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其次是对研究者和文学史的唤醒。
“中间代”命名的有效性在于一批同龄优秀诗人的集结，如安琪所说，“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代人即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出众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试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这是“中间代”的命名能够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基石。命名者直言他们是有“野心”的，就是要将同龄人中的实力诗人组织起来，为这一代诗人争取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中间代”居于两代人的夹缝之中，长期以来处于“无名”状态，被屏蔽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第三代”在对“朦胧诗”的暴动中以旗帜鲜明的运动方式出场，“70后”则以舍我其谁、扫荡一切的新锐姿态登场，两者都形成了中国当代诗歌高地耀眼的风景，也成为了新诗研究界不得不重视的课题。相对而言，“中间代”在寂寞中对于诗歌的坚守，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似乎就显得不合时宜，媒体化时代的强势话语具有极强的遮蔽力，作为个体的“中间代”诗人如果幻想通过自己的创作实力从众声喧哗、旗号林立的诗坛中突围出来，并真正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中间代”的命名首先是一种“唤醒”与“解蔽”，把一代诗人的创作真相以整体的方式推到当代诗坛的最前沿，不仅能唤起一般诗歌读者的关注，而且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唤醒他们的研究兴趣与“问题意识”，这使命名者“为一代诗人立言”的意图有可能落实到具体的操作性层面，使这一代诗人在当代文学史框架中有可能找到一个相应的位置；其次是一种“重构”与“生长”，对于削弱学院派研究者在文学史编写上的“权力宰制”具有积极意义，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朦胧诗”运动以来中国当代新诗序列中被遮蔽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间代”诗人来说，是在中国当代新诗谱系的“重构”中获得自身“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再次是一种“定位”与“重新出发”，通过一代诗人的“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使他们从原本处于“无名”的晦暗状态逐步恢复较为清晰的面目，在一个共同的命名下获得在中国当代诗歌谱系中应有的定位。不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间代”由此“重新出发”，对新诗的原创性写作会真正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中间代”诗人还处在集结的过程中，他们的总体创作不仅异常丰富和复杂，而且显露出尚未定型的泛边界状态，因此，要全面清理“中间代”的创作还需要时间。对于“中间代”的争论可能还远未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像“第三代”、“70后”等命名一样，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进一步的理论整合。对“中间代”自身来说，还尚未呈现出诗学理论上的个性化形态，创作实力的整体提升也许还尚需时日，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这些都是“中间代”诗人在集结与推进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紧要课题。“朦胧诗”落潮后，中国当代新诗谱系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中国新诗的发展路向蕴含着多种可能性。“中间代”是一种“重新唤醒”，也是一种“生长”和“出发”，其中也许包含着中国新诗发展的某种可能性，这正是“中间代”在当下诗歌格局中逐步凸显出来的意义所在。
2007年4月6日于湘潭
（发表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7年1/2合刊中国文艺复兴特大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