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老师这样教写作《写作

作者：陈金铭

午后的阳光照在窗外被雪压弯的枝头上。教室里，圆桌旁围坐着的12名学生悄悄用目光打量着彼此，视线交汇时腼腆地笑笑。老师60岁上下，灰白色的中分发及肩。她是一位作家，叫安。

从她手中拿回我的第一份作文的修改稿，我不禁瞠目：一篇两页的作文加上字里行间的修改变成了五页，加上其后密密麻麻的评语变成了八页。

“走廊里弥漫着炒肉、蒜和青葱的味道。”安点评：“请在蒜前也加入一个形容词。”

“蒸鱼的时间永远取决于鱼的大小和新鲜度——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的计时器，而时间久了，便成了一种直觉。”“你需要后半句吗？”安在评语中问道。“或许这样说更有趣：‘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而不是戴在腕上的计时器。’”

“车上挤着像我们一样的乘客，手中负着袋子和盒子。”——“当一样东西‘负着’(ladenwith)另一样东西，前者通常都在后者的下面。例如‘负着积雪的树枝。’”安写道。“既然这些包裹和盒子大概都在手的下方，我觉得用‘紧紧拎着’(gripping)比较合适。或者，如果你希望强调这些袋子和盒子的负荷，可以保留‘负着’而去掉‘手中’，不过这样会丧失一些空间感。”

自从离开小学后，我再没有对自己的文字进行过如此的审视，更不用提当我在用我的第二语言写作时：对我而言，英语是表情达意时需要跨过的路障，不是能为内容增色的道具。然而安却坚信斟词琢句的重要，她希望她的学生能够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倾注思考，不轻视任何细节。这个思考过程和用第二语言写作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促使作者放慢写作的脚步，如同让一位短跑运动员重新纠正摆臂和迈步的动作。当然，这对写作是一种可贵的训练，但是当这种思考和语言障碍叠加起来，我本来已经不流利的笔尖便有千斤重。

在评语里，安仿佛预料到了我的心思：“当你如此煞费苦心地斟酌每一句话，同时还要思忖自己是否用对了每一个介词，保持一种轻松自在的写作状态确实是一个挑战。因此，你所面对的任务格外复杂：希望你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节奏，它既能允许你给予遣词造句足够的注意力，又能让你超脱于这些烦扰之外，从担心‘该怎么写’变成感受‘想怎么写’。”

“我认为你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安在最后写道。“这学期我们应该撸起袖子共同努力，让你的文字变得更地道，更干净。”

就这样，之后的一个学期，在安的监督与点拨下，我对面前缺鼻子少眼的“大卫”开始了一锤一铲的整容手术。

安的课在每星期四下午，两个半小时长。每周的课都有一个固定而抽象的主题：家庭、爱、损失、喜悦、自然……前半节课，她带领我们讨论就该周主题提前布置的两篇阅读——一篇选自经典著作，一篇出自现代作家之手，帮助我们感受作家在不同时代对这个主题诠释的各种方法，以及主题内在的永恒性。后半节课，我们一起阅读班里的同学以同样的主题为中心而撰写的个人散文，听取安和其余同学的意见。

和第一节课一样，安喜欢以一个故事或箴言作为每一堂课的开头。课讲到兴头，她常常将故事或箴言中的经验教训信手拈来，应用于分析与点评。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泡菜”的故事。

在安居住的新英格兰地区，每到春天，散落在山谷里的小作坊便开始采集树汁，制作枫树糖浆，有些作坊还同时经营小饭馆，为当地的居民供应由新鲜枫树糖浆搭配的各式早餐，她和丈夫常常光顾。有一天，她们来到饭馆，点了华夫饼、冰激凌配枫浆，刚找到座位坐下，看到邻桌在吃一样的早餐，桌上却还放着一碟泡菜。“你们为什么边吃枫浆边吃泡菜？”安好奇地问道。“枫浆太甜了，”邻桌的食客回答道，“需要用泡菜的咸味来中和衬托，才更加好吃。”

安总结道，写文章如同吃枫浆一样，也需要“泡菜”的衬托。悲伤的描述要用些许幽默来调剂，而喜悦的故事需要一点伤感来收敛，不然强烈而单一的感情会让读者难以消化。如同她在第一节课开头提出的，她不希望学生的文章充满“空洞的炫耀”，但也警告学生不该让作品被“湿漉漉的情感”所侵占。

“你的‘泡菜’是什么？”总是安在当堂分析学生作品时向作者提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直至现在，我在写完一篇文章后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大多数时候，安都站在我身后和我一起审视我的作文，如同一位油画大师，越过学生的肩膀，指点着面前的画作，评价笔触与色彩的运用。在另一些时刻，安又仿佛坐在我的面前，十指相扣放在膝上，以一位作家的身份来体会另一位作家的心思。“我明白，”面对学生下笔时的疑虑与焦灼，她仿佛在说，“我也曾有一样的心情，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

安的每篇作文字数限制只有一千字。这如此吝啬的限制是为了教会学生如何“从一格窗户框中透视整个世界”。

这意味着形容词要酌情而用，两三行的长句要压缩成一行，而排比句几乎成了禁域。我常常在写完一篇作文后看看字数，不得不从头开始复读，对刚刚搜肠刮肚想出的精妙词句和新颖比喻做截肢手术，边删除边心疼得龇牙咧嘴。

这种心情自然逃不过安的眼睛。一天，在上课时，她宣布有了一个好主意。“从今天起，请大家在每一篇作文后面附上一个‘句子坟墓’，”她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是句子坟墓呢？如果你自信在文章中写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句子，然而为了使文章保持精炼，又不得不把它删掉，那么请把它转移到句子坟墓里。这样，我和你的同学都可以读到它，让那些不甘心被埋没掉的妙句得以见天日。我自己经常这样做，”她挤挤眼，“很有用。”

安的点子把大家都逗乐了，然而笑声中又透着感激与感动。感激安的善解人意，更感动一位声明赫赫的作家能够对一群初出茅庐的小毛头的舞文弄墨如此上心。从那以后，我交给安的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拖着一个长长的“句子坟墓”。在她的点拨下，偶尔其中一些“壮烈牺牲”的成员们还能“光荣复活”。

现在，离开安的写作课后一晃已经过了三年。

三年中，我提起笔时，常常感到安就站在我的身后，审视着我写下的一词一句。“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她时而赞许地评价；“这个动词似乎有些模棱两可，”她时而不失时机地提醒。“‘泡菜’在哪里？”我有时又可以听到她一针见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