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范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常常收到从家乡寄来的信件。有他的同乡张四维，有他的大舅哥杨开智等人。其中不乏学历高，为新中国成立付出巨大牺牲的人。他们都或委婉或开门见山地请求毛主席让他们进京求职， 面对这些毛主席都一一拒绝了。
而与这些人不同的，是一名叫做王季范的人。 他是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常常亲切地称呼其为九哥。面对王季范透露出想要为国家作出贡献的想法，毛泽东则是去信邀请他来北京。两人见面之后，王季范再度表达了自己想要为国家作出一点贡献的想法。
毛主席听完，便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怎么可能没有事做？我已经替你盘算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政务院参事，职责是为国家建设出谋策划的！”
这不禁让人诧异，这王季范究竟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毛主席如此看重。
没有王季范，毛泽东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种模样
王季范是湖南湘乡县人，他的母亲文氏是毛泽东的姨妈。 王季范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同族兄弟中排行老旧，因此毛泽东才常常亲切地称呼其为“九哥”。
王季范从小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备受师长们称赞。他还考入长沙优级师范。王季范虽然通晓经典，但是对于民主思想也一点都不陌生，也极为支持维新派的主张。
毛泽东小时候就常去外婆家玩。他就因此认识了在外婆家寄读的表兄王季范。王季范学识渊博，待人亲切，让毛泽东不由心生崇拜之情。
王季范也极为喜欢这个聪明伶俐，志向远大的表弟。面对毛泽东的求问，王季范常常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 更是鼓励毛泽东要好好学习，未来成就一番事业。
毛泽东家中虽有几亩薄田，算得上家中殷实。可是他的父亲 毛贻昌 却一脑门的旧思想，认为多读书只是在浪费钱，只想让毛泽东能够看懂账本，管理家业就可以了。更不要提让毛泽东去新式学堂求学。 光是听说那大洋一百元的学费，毛泽东的父亲就直接拒绝了。
难道这辈子只能在湖南乡下，看看账本，一辈子务农种地为生吗？ 这样绝望的念头不时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闪过。他尚无力量反抗自己的父亲，也无法立刻就肩负起自己生活的重担，只能向志同道合的表兄王季范求助。
王季范本就欣赏毛泽东，怎么可能让他因为家中原因而辍学。他当下就找到毛泽东的父亲，直言教育的好处。接连数天，他对毛泽东的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答应替毛泽东出学费，对方才勉强松口同意让毛泽东在新式学堂求学。
在湘乡市的《文史资料》中就记载： “毛泽东的父亲舍不得给儿子支付高昂的学费，是王季范慷慨解囊，一次就从家里拿出大洋一百元。”
毛贻昌
得以从大山之中走出，迈入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毛泽东人生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来毛泽东想要到省城继续求学，王季范也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毛泽东不仅人生地不熟，还身无分文，而王季范一直都在热心地帮助他。 毛泽东也一直感念王季范对他的帮助。
毛泽东险些被驱出校园，是王季范奔走相救
王季范一直非常爱护毛泽东。在毛泽东无处落脚时，就从自己狭窄的住房中拨出一间给毛泽东住，自己和妻儿挤在一间。 家中仅有一张桌子，他就让毛泽东先做功课。等毛泽东做完功课，他才开始批阅学生的作业，一直熬到了深夜。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时，王季范不久也入职该校，担任学监。他们相处的机会更多，交流的话题也更深刻。《楚辞》《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及《曾国藩家书》等书籍，都是由王季范辅导毛泽东一一阅读， 让毛泽东打下了坚实的古典文学素养。
1917年11月，毛泽东还有幸当选为第一师范的学友会总务。他日常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常去请教王季范。而王季范主办的《平民》，也让毛泽东受益匪浅， 让他得以将当时第一师范的工人夜学，办成“改造社会”的重要实践活动。
毛泽东学业优异，表现突出，在第一师范无疑是受到无数师生喜欢的人物。 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曾遭遇过退学危机，险些无法毕业。
王季范有一日忽然接到消息，说第一师范的校长张干，因为最近校园中的“驱张风波”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个学生。 倘若毛泽东因为这个原因从学校辞退，虽然不一定就会一败涂地，但是肯定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王季范决不能看着毛泽东的学业就这样被断送。
王季范立即联系了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富有名望的教师召开了一次全体教职员大会。他们在大会上力陈学生的清白无辜，对校长张干施加压力。最后对方只能收回原先的命令， 仅对毛泽东予以记过作为处分。
杨昌济
原来，这件事是与1915年，湖南省议会公布的新规定有关。他们要求从秋季开始，就要收取每个学生10元的学杂费。
在当时， 10元学杂费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对于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更是无法承担。而校长张干对这项决策的无条件拥护让很多学生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校长张干投靠政府，壮大自己势力，滥用职权的表现。
反对这项决策的学生集合起来，写了一份“讨张”声明。毛泽东有幸看了声明，不禁摇摇头。原来声明上满是仁义礼智孝之类的套话，内容空洞却缺乏声势，没有多少说明力。在一些学生的求助下， 毛泽东则重新起草了一份言辞激烈，气势逼人的《驱张宣言》。
《驱张宣言》中历数张干自担任校长这一职务以来，决策无方，误导青年，耽误他们的未来等种种不足之处，其他学生看了拍手叫好。
很快，这份宣言被连夜赶印，第二天就贴满了校园各处。看到宣言的校长张干怒不可遏。恰逢有人告密，原来《驱张宣言》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校长张干立刻就要把他驱出校园。
幸亏王季范对毛泽东的喜爱与保护，才得以避免如此糟糕的局面发生。而颜面扫地，威望尽失的校长张干， 后来也黯然离开了校园。
毛泽东数次陷入危机，都靠王季范逃脱生天
在毛泽东充满各种危机的人生中，王季范也不止一次地伸出援手，来救助这个被他爱重的后辈。
1925年8月，当时社会上围剿共产党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而带病回故乡的毛泽东，就恰好被军阀赵恒惕知道了行踪，被大肆围捕中。韶山的共产党员提前得到了情报， 得以及时地将毛泽东转移至长沙。
到达长沙的毛泽东，悄悄来到王季范家中。他丝毫不曾考虑，自己会不会遭到王季范背叛的可能。
毛泽东将他被追捕的情况详细地告知王季范，并希望对方能够帮他准备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盘缠，好让他可以前往广东。同时，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妻儿的安全也托付给王季范， 让他帮忙通知妻儿前往广东找她。
王季范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人尽皆知，躲在他的家中只会十分危险。 深思熟虑之后，王季范立即将毛泽东护送至乐古道巷颜子庙的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王季范还安排了谭泮泉的住处收留毛泽东。第二日，毛泽东就悄悄扮作商人，离开了湖南，几经辗转到达广东。
毛泽东对王季范的这份信任从未有过一丝动摇。在秋收起义之前，他也曾专程拜访过王季范一次。 而王季范，也同样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信任。
“七七事变”后，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王季范的儿子王德恒在王季范的安排下，前往延安，参加抗战。那时，王德恒除去革命工作外，还要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42年夏，已经加入共产党的王德恒在湖南秘密执行一项任务。可惜的是，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风声已经很紧。 王德恒的妻子带着孩子一同前往益阳帮助丈夫撤离。
可是国民党的特务还是追了上来，举着枪逼迫着船夫停船。王德恒的妻子摘下自己的手表，让船夫赶快开船，而船夫则因为眼前的场景犹豫不决。
在这危急关头，王德恒从船上一跃而下，想要潜游逃跑。可是一阵枪响过后，血水从水中浮起来。心中已经感到不妙的王德恒的妻子事后留在河边，一直希望可以找到王德恒。可惜最终， 她只看到王德恒泡得发白的尸体。
这样的悲痛，让王季范几乎承受不住。要知道，他在湖南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有许多的学生在国民政府中也有担任重要职务。 他们一家本可以安享天伦，却因为支持革命，不得不面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况。
而毛泽东，也一直把这件事情压在心里。于情于理，王季范对他有天大的恩情，又救他多次于危难之中。他有一次就拉着王季范的手，哽咽地说出心声： “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难辞其咎哇……”
王季范心头一痛，面对儿子的死亡，他怎么可能轻易地放下。 但他也绝不会因此去仇恨他人。因为他明白，当他把儿子送到延安，送到毛泽东身边时，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反而安慰起毛泽东说：
“润之老弟，快莫这样子讲！为了革命，你几十年东奔西忙，抛家不顾。为了革命，表弟媳开慧命丧黄泉，泽民二十四弟、泽覃二十六弟血染疆场……若论牺牲谁比你大？若论痛苦谁有你深？德恒以你做榜样，为天下人的幸福作牺牲，他当含笑九泉，家人亦为他光荣。”
毛泽东面对王季范的安慰，也十分感动。他深受王季范的恩惠，又让王德恒作出如此牺牲。 这也是他们十几年关系如初的原因。 他们一直肝胆相照，心心相印，从未有怀疑过，憎恶过对方的一刻。他们是亲密的同族兄弟，也同样感念他人的付出，体贴他人的牺牲。
他曾说，应命前来，只是想为国家作出点贡献
毛泽东一生为政勤恳，爱护百姓。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面对成沓来自家乡“求职”信可以做到选贤不选亲，身处高位却一生简朴，从不爱奢靡。 而身为毛泽东的兄长，也同样曾是毛泽东师长的王季范同他，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人。
在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王季范就给毛泽东寄过一封信，里面提出三点建议，让毛泽东 “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 。
要知道，他与毛泽东已经许多年未曾见面，如今毛泽东又身处高位，谁能知道，写下这封信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可是王季范仍然怀着一股为百姓着想的心情， 给毛泽东拍了这样一封电报。
而后来，毛泽东在北京时，常常接到从家乡寄来的信，都是恳请毛泽东让他们进京找工作的人。其中一些人言下之意无非就是希望可以借着毛泽东的身份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面对王季范，毛泽东则是亲自邀请对方入京，并且安排了一个职位，恳请王季范为国做事。
而王季范也是抱有相同的想法，面对毛泽东，说出：“我这次应命来京，是想替国家做点事。润之，你要放点事给我，这样心里才踏实了。”
1953年，68岁的王季范进京工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又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本来，进京后的王季范年岁就大，又是毛泽东的表兄，有恩于毛泽东。国家考虑到他的年纪，又想到他日常工作的资料文章需要抄写整理， 想要给他配一辆小车和一名文字秘书。
这并非出于私情的考虑，却遭到了王季范的拒绝。 他表示，国家困难之际，小车、秘书都不要配了，能节省一个钱就节省一个钱。
没有了小车，王季范就每日步行开会。有时恰逢恶劣天气，漫天大雪，王季范接到通知说要替他安排小车来接，反而还会立刻拒绝。最后他自己让家人叫了一辆黄包车， 还自己付了车费。
没有文字秘书，上了年纪的王季范就自己带着老花镜，一点点地整理。1951年一份《关于天兰铁路修筑方案的建议书》就是他自己慢慢整理，然后让姨侄喻尊帮忙抄正的。
工作上的节省，是王季范清正廉洁，一心为国着想的表现。而生活中的节省，他的做法也让许多人震惊。
有一次，毛泽东邀请王季范吃饭，发现他身上总穿着一件士林布灰色长衫。这件长衫算得上是抗战之前的旧物， 不仅褪色，右边的连襟处还有小小的补丁。
毛泽东看在心中， 暗暗给自己的九哥添置了一件米黄色的呢子大衣。 王季范对这件衣服非常爱惜，只在各种会议上穿着，平日里都收在箱子里保管。
更为有趣的是，王季范的夫人还让千里迢迢来京会面的妹妹肖季英帮忙缝补王季范的衣服。原来王季范的夫人不善针线，只得求助自己的妹妹帮忙。
肖季英笑着打开姐姐放在箱子里的破垫单、破衣服、破鞋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不由笑着说： “姐夫是个收破烂的老板，你就是个管破烂的老板娘呵。”
不仅如此，面对来京拜访的亲朋好友们，王季范也直言说空手来即可，不要带什么腊鱼腊肉。只有一次，他对着亲友提出请求，希望对方可以帮忙带湖南洗锅的刷把。
毛泽东看到自己的九哥生活如此简朴，也不禁想从自己的生活费拨出些给对方。可是虽然身为一国主席，毛泽东的生活也简朴到令人动容的地步，如若不曾见客，餐桌上的吃食也最多一饭一菜，衣服也常常是缀着补丁。 他的稿费，常常用于救助他人。
王季范面对毛泽东的做法，坚决不肯收下对方送来的钱，只说： “主席的用项比我大得多，请把钱带回去，代我谢谢主席。你就说，我的钱够用了。” 而送钱来的秘书再三劝慰，却只换来了王季范更为坚决地拒绝。
“新中国成立不久，从一个国家来讲要勤俭建国，从一个家庭来讲要勤俭持家。我万一钱不够，少花他几个不就是了。”王季范再度推辞说。
新中国能从一穷二白之际，到如今的繁荣富强，脱不开最初那些坚守本心，一心为国的做法。毛泽东如此，王季范亦如此。最后推辞不过的王季范只能无奈声明， 只肯收下这次的钱，下次坚决不肯再收。
他们的无私，不仅体现在他们自己身上，更展现在想要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人身上。毛泽东面对来自家乡的介绍信，总是批下不要来京的回复。而面对真正对国家有帮助的人，如王季范就热情邀请。
而王季范也是如此，有真才实学的弟子，他毫不犹豫地举荐给国家，对方也积极地为国家作出贡献。 而面对自己夫人的亲弟弟，则是一口回绝。 妻子不能理解王季范的做法，问他为什么愿意为外人东奔西跑，却不肯为家里人帮忙。
王季范只说：“搞工作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国家的事。要看情况，要看条件。情况不行，条件不够，就是至亲至戚，我也不会帮这个忙。”
毛泽东与女儿李敏
为此也不奇怪，毛泽东曾经向自己的女儿李敏、李讷以及工作人员介绍王季范说： “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年时期，给过我很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
王季范到了晚年，也仍然不忘祖国，常常以年迈体弱的身体，深入全国各地考察、了解情况。去世之前，王季范还对自己的儿孙反复交代叮嘱，要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国家做研究之用。
1972年7月11日，88岁的王季范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为表纪念，国家特意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许多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都有出席。
而毛泽东那时也年近八旬，听到这个噩耗他悲痛不已，不由想起自己与王季范的种种过往。 王季范对他来说，不仅是亲切的兄长，更是值得敬佩的师长。
在那个追悼会上，毛泽东献上了他特意嘱咐做好的花圈，上面写着 “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用以表达自己无法言喻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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