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年间在四川、关中出土了一批盖有秦汉印章的紫泥,引起了当时的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兴趣,这有印的泥块叫什么?古人用它们干什么用?竟使学富五车的学者茫然相顾,不知所云。吴荣光、赵之谦等学者印人误称它为“印范”,认为是古代铸造印章的母范,嗣后,戴熙、刘喜海等人才判明是封泥,直到清末民初,王国维著《简牍检署考》一书,论述了古代简牍制度和封检方法,才将封泥之迷基本解开。解放后,从河南洛阳,内蒙古呼和浩特、额济纳旗、宁城,湖南长沙,安徽阜阳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了若干汉代封泥,长沙马王堆汉墓和甘肃“肩水金关”等遗址,发现古代“封泥匣”实物,使我们对古代封泥及其使用方法、范围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1995年夏夭,西安市北郊汉代长安城以北的相家巷村农民在农田中挖粪坑时发现了一批封泥,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动员当地群众将600余枚出土封泥捐献给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随后,西安市文物管理局又在该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前后出土封泥总数近2000枚,据初步整理研究,这批封泥属于秦代,内容涉及秦代的官制、地理、祭祀、礼乐、宫廷宦官机构、皇家苑囿等,是研究秦代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封泥是我国古代封缄简牍、封存财物所使用的盖有印章的泥块,和印章一样是一种凭信物,它的用途是作为封缄凭信,封泥在古书中不乏记载,如《后汉书·百官志》载,少府的属官中有守宫令一人,“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卫宏《汉旧仪》“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后称皇帝诏书为紫泥封或紫泥;李白《玉壶吟》诗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凤凰指凤凰诏,即是皇帝诏书,紫泥即萦色封泥,用来封诏书。这两句诗写李白奉诏进京,皇帝赐宴的隆遇;《东观汉记·邓训传》:“知训好以青泥封书……载青泥一穙,至上谷遗训”即知道邓训喜欢用青泥作书信的封泥,于是用车送去青泥一堆,至上谷送与邓训。既然古书有众多的记载,为什么后人反而不明白呢?因为封泥之法在古代是人人都明白的常识,古书中一般不加注释,隋唐以后,封泥的方法不再使用,到明清时人们对“封泥”是怎么一回事,就不甚了然了。
封泥的主要用途是用于封缄公文、书信。古代公文书信大多写在竹简木牍上,为了保密和防止伪造,要严密封藏起来。封缄的方法是在竹木简扎外面加一凿有小方槽的木片,再用绳子将它和简牍一起捆缚好,将绳结置于木槽,然后将一团软泥捺入木槽将绳结盖住,再用印章在泥上盖印,这个有小方槽的木片就叫检(后人把装有封泥的检叫封泥匣),封缄的全过程叫检封,在封泥上加印叫检署或封印、封记,公文送到后要查验封泥是否完好、封印是否真实,这叫检验,这种作法很象过去邮政局的火漆封,可以防止传递过程中私拆。1973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发掘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遗址时,出土了一个封缄文书的“封泥匣”,封泥上有“居延右尉”的四字封记。若一份文书的简牍较多,还可以放在绢囊中,口上用绳扎住加检封缄。据《汉旧仪》载,在东汉时,群臣给皇帝上奏章,如果事及机密,皆“封以皂囊”。《后汉书》公孙瓒传中载有他弹劫袁绍的奏章,说袁绍“矫刻金王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指责袁绍私自刻制玉玺,下发公文时,用黑绢口袋检封,人们称为诏书。由此可知,古代封城公文书信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封检,一种是用口袋封检。
封泥的另一个用途是封器物仓库门户等,晋王嘉《拾遗记》:“元封元年,浮忻国贡兰金之泥……,常以此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说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浮忻国给汉朝进贡兰金泥……常常用它作函匣和各宫门的封泥,鬼魅不敢干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个硬陶罐,罐口用草填塞,草外敷泥,上有一“封泥匣”,钤有“轪侯家丞”的封印,并有墨书的竹签,标明器内食品的名称。随同此灌一起出土的竹笥(箱子)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的“封泥匣”,可见在汉代用泥封城财物是一种普遍的作法,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严道桔园”的封泥数方;清代陈篮斋、吴式芬两家曾藏有“严道桔园”封泥二十二方,“严道桔园”封泥十六方。严道在今四川青衣江流域的荣经县一带,汉代叫严道郡,盛产柑桔,这些封泥估计是封城贮存柑桔的器物或库房留下的,“严道桔园”是园署公章,“严道桔丞”是掌管桔园的官印,如果是封缄文书,不可能同时留下这么多的封泥。宋代文同《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支》诗有“筠籨包荔支,四角具封印”的句子,就是用竹筐子寄蹭荔支,四角都加封印,但是否仍采用木检封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封闭门户、封存器物,防止私自开启动用,讲究贴封条,古代则用封泥,《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中,刘邦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晋书·陶侃传》:“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薄封印”。《南齐书·张岱传》:“岱初作遗命,分张家财,封置箱中”,这些记载中的“封”都是用封泥来封,用泥封是当时的普遍作法,有人甚至用封泥来比喻镇守关隘。《汉书·隗嚣传》记载,将军王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用封泥封上函谷关,拒千军万马于函谷关外,豪情壮志溢于言表,后来“封泥”成为据守雄关的代称,唐太宗《入渔关》诗有“弃儒怀远志,封泥负壮情”之语。
古代有一种“斗检封”,实际是官方用封泥加封的一种证明书。《周礼·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注:玺节,印章。如今斗检封矣,使人执之以通商。”可见斗检封是一种允许通商出入货物的证明书。古书中常提到“封传”,与斗检封是类似的东西,也是用封泥加封的出境或乘坐传车(官府公用车)、投宿异站的证明书,《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孟尝君要逃亡出关,只好更改了证明书,改变了姓名。据邓散木先生考证,斗检封由斗与检两块板组成。斗在下,呈凹形,文字写在斗内,上面加检,检上有刻好的横道绳槽和装封泥的方槽。斗检相合后捆缚上绳子,在绳子通过的方槽内捺入软泥,盖上封印,能起到防止私拆、伪造证明的功能。孟尝君是如何“更封传、变姓名”的,古书上没有谈,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封泥的正面为印文,背面有木板纹痕或绳迹,形状有方有圆,大多不规则。泥土有紫泥、青泥和其它各种粘土。封泥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王国维曾说:“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夥(多),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清末明初的学者,根据封泥的出土地域及其印文,与史料记载对照考订,在学术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从出土的数十枚“严道桔园”、“严道桔丞”封泥,对照史书“蜀郡严道出桔,有桔官”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四川中部偏西的青衣江流域,两千年前就是主要柑桔产地,并已运销全国,这对研究经济史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宝贵的资料。
封泥是古代玺印的“印拓”实物,它比传世的秦汉官印更真实可靠,传世的秦汉官印大多是殉葬印,基本上都不是原物,是殉葬时模拟原印制作的,一般都制作草率,艺术水平不能与原来的实用印章相比。封泥上的印痕,是由当时官方郑重制作、颁发,在实际合使用中留下的痕迹,它反映出来的艺术风格和水准切合实际,传世封泥秦以前的很少,大部分是秦汉的,官私印都有。封泥填入检槽时是软泥,软泥变干造成微小的裂痕,再加以年深日久,剥落破损,造成一种古拙残破美。吴昌硕就善于从封泥中吸取艺术养料,他常用的“击”字长方印,就是仿效封泥的残缺特征刻用的,别具天趣之美。他在“聋缶”一印的边款中说:“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还说:“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都是他拟封泥制印的经验之谈,吴昌硕印章风格浑厚庄重、古拙沉雄、气势磅薄,与封泥的气质相贯通。
秦汉时代封泥与封泥匣的出土,使我们明白了很多过去不清楚的问题,秦汉官印所以不大,一方面是受佩带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封泥匣的限制;秦汉印章几乎全是阴(凹)刻,这是因为用于封泥的原因,盖在泥上凸处为阴凹为阳,阴文就变成了阳文,阳文较为清晰,唐代以后印章用于纸张,印章不受封泥限制,官印越变越大,都是阳刻朱文印。秦汉印章中还有一种肖形印,凹下底部还刻有图纹,盖在泥上可以得到一个浮雕似的图案,如果在绢帛或纸张上用印,这种印章的雕制方法就很难理解了。
收集封泥,并拓成“印谱”,是近百年之事。清道光时,四川、西安出土了一批封泥,最早零星地加以著录的是吴荣光和刘喜海,而最早编集成的封泥资料专书,是吴式芬、陈介祺合撰的《封泥考略》,此书刊行于1904年,收封泥849方,大多出自四川和西安,也有部分是山东临淄出土的,以后有陈宝琛的《潋秋馆封泥考存》、罗振玉的《齐鲁封泥集存》、周明泰的《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马衡的《封泥存真》、王献唐的《临淄封泥文字》和王福厂的《封泥汇编》相继问世。《封泥汇编》汇集先秦两汉封泥1115枚,据说1931年初版一出,即告售罄,可见封泥在学术界受重视的程度。1984年上海古籍书店将其重版印行,书前载有韩天衡《封泥概说》一文代前言,这本书和这篇前言,可说是目前了解古代封泥的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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