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平、罗治馨 著
第六章 聚珍付梓印活字
蒙恬笔，蔡伦纸，天时地利使汉字如鱼得水。中国古代的图书事业在纸的发明后进入了黄金时期。不过，这一“全盛期”的前面，还必须冠以“写本书”的限定语。
一本好的图书，可以经由千百人的手传来传去，流芳百世；一本好的图书，更应该复制成几本、几十本、乃至成千上万册，供更多的人阅读受益。正是这后一目的，造成了中国古代蔚为壮观的“抄书现象”。从民间到官府，朝野上下，数以万计的文化人浩浩荡荡地复写抄书，从东汉到魏晋隋唐，“写本书”风靡了数百年。
抄书之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孔子所述的《诗》、《书》、《乐》、《礼》，都是由他的学生一笔一划地整理抄录而成。《论语》则是由他的直接门生和门生的门生们抄写的“言行录”。儒家子弟向孔夫子交上几束干肉充作“学杂费”，便可接受他老人家“传道、受业、解惑”；然而，即使再多交几束干肉的“书本费”，也是无书可领，不抄又有何法可施？
简帛图书只能靠笔写手抄后“发行”，有了纸作材料还是要“爬格子”：对照着原稿，每个字都不能走样，直到抄完最后一个字才算“出版”了一本著作，不过只“发行”一册“孤本”。古人抄书有严格要求。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
隋唐时期，大规模的抄书，甚至需要颁布全国性的动员令。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为了统一江南，发大军征讨陈朝后主。临行前拟定了一封诏书，历数荒淫无道的陈后主之20条罪状，并下令把诏书复制30万张，广泛散发，以传谕大江南北。30万份该如何复制？唯一的办法还是抄。于是乎隋朝国内总动员，全军上下齐动手，抄它个天昏地暗方才罢休。
唐朝的风流帝王唐玄宗李隆基喜爱图书，他曾下过一道命令，要求全国所有的官员和百姓把他们保存的异书，全部借给政府抄写一遍，收藏于东都乾元殿。有人统计说，此后，唐朝的藏书达到3千多部5万余卷，此外还有佛经近万卷。这些图书均是靠人手抄笔录完成。
抄书的盛行，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抄书为业的专门人才，出现了所谓“佣书”这种职业。在朝廷，如唐朝的秘书省，所设官吏职位就有“楷书手”、“校书郎”、“正字”、“典书”以及“笔匠”、“装书”、“造笔”、“装潢”等等，分工可谓细矣。在民间，许多贫寒的文士常受雇于富贾官宦人家，以替人抄书为生，被称为“佣书”，也就是“文抄公”吧。
东汉有位很有名气的武将班超，曾亲率36名军士深人到西域敌后。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班超长期带兵驻守边陲，多次击退匈奴的进犯，后因显赫的战功官封定远侯。然而，班超在发迹前，也曾度过了贫穷的青少年时代。为了糊口，他只得到官府“应聘”，谋求到了一个抄书的差事，“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日久劳苦，曾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应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遂以40岁的年龄投笔从戎，脱掉抄书匠的大褂入伍当兵。
图为新疆喀什盘橐城班超纪念公园，又称“班超城”，东汉时曾是班超经略西域的大本营。
当时的中国，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手抄图书还要数佛经类的写本。佛教在汉唐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是芸芸众生虔诚信仰的精神寄托，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大抄特抄佛经。据说，北魏年间佛经书籍的抄写数量，数十倍于儒家的经典著作。撇开抄写的内容不谈，仅就抄书普及的规模而言，也许只有今天全民族的电脑写作，能够与其匹敌。
图为敦煌藏经洞
近代于敦煌石窟内，就曾发现过堆积如山的佛经写本，大都是那一时期的民间作品。可惜被前来探宝的西洋强盗，用各种卑劣手法盗走了大部分最珍贵的文物，至今仍不知羞耻地陈列在大英博物院和巴黎国民图书馆等处。
图为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写本残卷
与简帛图书相似，手抄的写本图书也在现代汉语的书写词汇里留下了它的踪迹。
例如，“装潢”一词，现在的词义是装饰物品使其美观，它的源头就在写本书时期。“装”指书的装裱，古人常用厚纸或绫罗绢锦等材料粘贴于字纸的背面，以保护抄好的图书。
图为装帧精美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明]董其昌写本
“潢”指染纸防蠹，古人抄一本书很不容易，非常珍惜，为了防止虫蛀，大都用一种叫“黄檗”（即黄柏）的植物染料上色，染后的纸微微发黄，叫做“潢纸”。
手抄书时难免有错，当然不能象对待竹简那样用刀刮削。古人想了多种主意，最后找到了最理想的修改法，即用一种叫雌黄的矿物涂去错字，类似于现代打字员用“改正液”涂改蜡纸。雌黄的颜色与潢纸相近，涂改后不留任何痕迹，本来是古人的一大创造，谁知道后人竟对此加以引申——乱改文章者说他是“妄下雌黄”；乱发议论者就称他为“信口雌黄”。
抄书以存留后世之习俗，即使到了能够印书的朝代依然延续着。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两套手抄本巨著，抄写的年代分别在明朝和清朝。
明朝永乐年间“出版”的一套叫《永乐大典》，原书共计22877卷，约3.7亿字，是一部大型的古代百科全书，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早300多年。
据说前后参加编写抄录的人员达3000人，当时只抄出了一部。嘉靖年间紫禁城内失火，差一点烧到大典，嘉靖帝于是召集抄书匠180人，每人每日抄3页，又抄出了一副本。然而，历经后世多年战乱，《永乐大典》正副两本均已逐渐散失，残存的部分亦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被焚被劫，至今世人能见到的版本不足原书的4%。
清朝“出版”的另一套手抄巨著是《四库全书》，它堪称我国古代卷帙之最，共收典籍3503种，79337卷，约有7.75亿字。
这部丛书以纪晓岚担任总纂官的“全书编委会”，有编写和抄录人员4千余人参与，历时十年方才完工。它的底稿虽然也毁在八国联军的罪恶之手，但幸而当时就抄了7部副本，现在还有4部抄本分别保存在海峡两岸的图书馆里。
抄书总不是个办法，很早以前，中国的“抄书匠”们就想到了“换笔”，并成功地在这一专门行业里进行了两次“以印代笔”的革命。
图书印刷，可能因几种因素的共同促进而萌生于我们的国土。首先是“印”。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偏爱“印章”的国度，从封建帝王的“传国玉玺”，直到今天“红头文件”上的朱红大印和普通人必备的图章印记，“印”既是权力或身份的象征，也是可以复制汉字的有效工具。
在石头或木头印章上刻出几个反写的汉字，就能够“印”出无数相同的复制品，但每个印章只能刻少数几个字。
其次是“刷”。“刷”的初期是“拓”，古人常常在石碑上刻几行字，有的也刻出一篇完整的文章。为了学习碑文上的书法，人们发明了用纸“拓”字的方法。我们曾在西安碑林仔细观看了“拓”字的全过程：工匠先把纸在水里浸湿，平整地铺盖在碑文上，然后轻轻捶打磨擦，使纸与碑文紧密相贴。待纸稍干，取来一把刷子蘸上墨，在这张凸凹不平的纸上小心地“刷”，由于石上的汉字是凹进去的，不会着墨，不久后便能揭下一张黑底白字的“拓片”来。
结合以上“印”与“刷”，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刻契”和版牍图书影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人类最早的印刷方法，首先是用雕版印出了图书。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确切时间已无法考证，学者们对此一直存在着争论，多数认为创始于唐朝初年。现存有年月记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它用雕版印在7张纸上，长16尺，宽1尺，粘成一卷。卷首有一幅印刷精美的绘画，画着佛祖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给孤园说法，但卷末有文字说明它的印刷期已到了唐朝后期，具体时间是公元868年。
可惜这部价值连城的国宝也被西方强盗掠走，现陈列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院中。
据有关资料记载，古代雕版印刷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选择硬度较高的木材，如枣木、梓木等，锯成方版形，然后把需要印制的手抄文稿反着贴在木版上，用雕刀刻去无字无图的地方，使字和图凸起一些，这样就制成了印版。
印刷时，在印版上均匀地涂墨，盖上一张白纸，再用毛刷轻轻地刷，凸起的字和图形就印在纸上，揭下后即成为书的一页。一张印版可以反复涂墨，反复刷印。由此可见，“印刷”一词，就来自于这种“刷印”的工艺。
现代作家在书稿“杀青”后，仍把交付印刷称为“付梓”，也源于古时用梓树木制作的雕版，虽然现在既无“青”可“杀”，也无“梓”可“付”。
雕版印刷到宋朝年间已在全国推广，形成了一个雕版印书的繁荣时期，一批批“抄书匠”扔掉毛笔而拾起毛刷，成了“印书匠”。然而，雕版印刷必须雕版，而且每页书得雕刻一块版，每本书则需要雕刻成千上万的印版，印完后便废弃不用。例如，宋朝初年，宋太祖想印刷一部五千卷的佛经《大藏经》，派人到印刷业发达的四川成都去制版，仅雕刻这部经书的印版就用了12年，共刻出印版13万块，然后再运回开封印刷，耗用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大约在公元1041年至1048年间，也就是文学家范仲淹在他的名作《岳阳楼记》里所说的“政通人和，北废俱兴”的北宋庆历年间，一位来自民间的天才“印书匠”，首次把雕版印刷改成了活字印刷，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完美地添上了最后一项。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叫毕升。
毕升为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但他生平有哪些事迹，留下了什么逸闻趣事，任何史书均无记载，只因他是个“布衣”，即普通老百姓。
图为1990年在湖北英山发现的毕升墓碑。
幸亏有他的同时代人、著名科学家沈括对毕升的活字印刷术作过一番简介，才不至于让后人为究竟谁发明了这项技术去争论不休。
沈括的晚年居住在他的家乡江苏镇江梦溪园里，潜心编著《梦溪笔谈》。可能某一天他来到钱塘老家，发现了心灵手巧的工匠毕升和毕升制作的活字。从沈括写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猜测出，他一定很详细地询问和观察过毕升印刷图书的过程。
毕升不再用整块木版雕刻文字，他首先用一种细腻的粘土制成一些小泥块，像刻图章那样，在每一块上刻一个汉字，然后放在火上烧成坚硬的活字。
第二步是在一块大铁板上放一个铁框，并铺一层松脂和蜡，按照书稿把一个一个泥制活字依次排放在铁框内。排满后，用火把铁板烤热，乘松脂和蜡还是热的时候，把所有活字按压平整。待松脂和蜡冷凝后，活字就固定在铁板上。这一过程，后来就叫做“排版”，它一直沿袭到电脑时代，人们现在仍然把它叫做“排版系统”，只是在计算机里再也找不到活字和印版。第三步才是与雕版印刷相仿的印刷，但活字印刷可以用两块印版交替工作：一块排版，一块印刷，然后相互交换，大大提高了印书的效率。
活字印刷最大的优点还在于活字，这些刻好的小字模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当一本书印制完毕，只要把印版再次加热，就能够拆下所有的活字供下本书的印刷使用，它比起雕版来，不知道要节约多少人财物。
宋朝以后，还有一些人对毕升的活字印刷术进行过改进，贡献最大的是元朝农学家王桢。王桢改用木头制作活字，并用这套木活字试印了自己编写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共6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100部。他还发明了一种“转轮排字盘”，盘上面放着活字，分韵排列，排字工人坐着也能方便地从排字盘上拣出需要的字。后来，王桢还把活字印刷的工艺，详细地记录在他撰写的《农书》的附录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关于活字印刷学术文献。
中国古代图书行业的“换笔”，到了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时，应该说条件已完全成熟。这是一个制造和传递信息的特殊行业，从抄书到印书，汗牛充栋的古代书籍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据估计，我国古代共有古籍18万余种230多万卷，其中在隋唐以前的手抄本才1万余种17万卷，其余的均是在隋唐以后“出版”，这当然是凭借了图书界换用“印刷笔”后发挥的威力。
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一共刻了250万个枣木活字，印书2300卷。乾隆皇帝认为活字版的名称不高雅，为它起了个“聚珍版”的美称，倒也比较形象：中国汉字本来就是字字珠玑，活字又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正可谓以印代笔，聚珍付梓。
然而，古代图书行业所换“印刷笔”的绝大部分形式，却奇怪地停留在雕版术前。毕升发明的更先进的活字术，在它的诞生地倍受冷落。除了上述寥若晨星的若干书籍采用过活字排版之外，活字印刷术几乎被长期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主要指的是活字印刷。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方面孕育了灿烂的文明萌芽，另一方面又窒息了文明萌芽的勃勃生机。如果仅仅追溯技术方面的原因，也许可以说，活字印刷若不借助大工业生产和动力机械，是不可能插上腾飞的翅膀，只好落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第一次汉字的书写革命在图书领域的成功，使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也领先于西方达数百年之久。但是，活字印刷术后来在中国的命运，却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故事再往下继续，将进入到原书的主题——中国换笔潮，中国文字简史只能就此打住，作为与汉字发展历史的对照，仅增加一章世界古文字发展史的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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