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平、罗治馨 著
第六章 聚珍付梓印活字
蒙恬笔,蔡伦纸,天时地利使汉字如鱼得水。中国古代的图书事业在纸的发明后进入了黄金时期。不过,这一“全盛期”的前面,还必须冠以“写本书”的限定语。
一本好的图书,可以经由千百人的手传来传去,流芳百世;一本好的图书,更应该复制成几本、几十本、乃至成千上万册,供更多的人阅读受益。正是这后一目的,造成了中国古代蔚为壮观的“抄书现象”。从民间到官府,朝野上下,数以万计的文化人浩浩荡荡地复写抄书,从东汉到魏晋隋唐,“写本书”风靡了数百年。
抄书之风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孔子所述的《诗》、《书》、《乐》、《礼》,都是由他的学生一笔一划地整理抄录而成。《论语》则是由他的直接门生和门生的门生们抄写的“言行录”。儒家子弟向孔夫子交上几束干肉充作“学杂费”,便可接受他老人家“传道、受业、解惑”;然而,即使再多交几束干肉的“书本费”,也是无书可领,不抄又有何法可施?
简帛图书只能靠笔写手抄后“发行”,有了纸作材料还是要“爬格子”:对照着原稿,每个字都不能走样,直到抄完最后一个字才算“出版”了一本著作,不过只“发行”一册“孤本”。古人抄书有严格要求。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
隋唐时期,大规模的抄书,甚至需要颁布全国性的动员令。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为了统一江南,发大军征讨陈朝后主。临行前拟定了一封诏书,历数荒淫无道的陈后主之20条罪状,并下令把诏书复制30万张,广泛散发,以传谕大江南北。30万份该如何复制?唯一的办法还是抄。于是乎隋朝国内总动员,全军上下齐动手,抄它个天昏地暗方才罢休。
唐朝的风流帝王唐玄宗李隆基喜爱图书,他曾下过一道命令,要求全国所有的官员和百姓把他们保存的异书,全部借给政府抄写一遍,收藏于东都乾元殿。有人统计说,此后,唐朝的藏书达到3千多部5万余卷,此外还有佛经近万卷。这些图书均是靠人手抄笔录完成。
抄书的盛行,逐渐形成了一批以抄书为业的专门人才,出现了所谓“佣书”这种职业。在朝廷,如唐朝的秘书省,所设官吏职位就有“楷书手”、“校书郎”、“正字”、“典书”以及“笔匠”、“装书”、“造笔”、“装潢”等等,分工可谓细矣。在民间,许多贫寒的文士常受雇于富贾官宦人家,以替人抄书为生,被称为“佣书”,也就是“文抄公”吧。
东汉有位很有名气的武将班超,曾亲率36名军士深人到西域敌后。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班超长期带兵驻守边陲,多次击退匈奴的进犯,后因显赫的战功官封定远侯。然而,班超在发迹前,也曾度过了贫穷的青少年时代。为了糊口,他只得到官府“应聘”,谋求到了一个抄书的差事,“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日久劳苦,曾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应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遂以40岁的年龄投笔从戎,脱掉抄书匠的大褂入伍当兵。
图为新疆喀什盘橐城班超纪念公园,又称“班超城”,东汉时曾是班超经略西域的大本营。
当时的中国,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手抄图书还要数佛经类的写本。佛教在汉唐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是芸芸众生虔诚信仰的精神寄托,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大抄特抄佛经。据说,北魏年间佛经书籍的抄写数量,数十倍于儒家的经典著作。撇开抄写的内容不谈,仅就抄书普及的规模而言,也许只有今天全民族的电脑写作,能够与其匹敌。
图为敦煌藏经洞
近代于敦煌石窟内,就曾发现过堆积如山的佛经写本,大都是那一时期的民间作品。可惜被前来探宝的西洋强盗,用各种卑劣手法盗走了大部分最珍贵的文物,至今仍不知羞耻地陈列在大英博物院和巴黎国民图书馆等处。
图为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写本残卷
与简帛图书相似,手抄的写本图书也在现代汉语的书写词汇里留下了它的踪迹。
例如,“装潢”一词,现在的词义是装饰物品使其美观,它的源头就在写本书时期。“装”指书的装裱,古人常用厚纸或绫罗绢锦等材料粘贴于字纸的背面,以保护抄好的图书。
图为装帧精美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明]董其昌写本
“潢”指染纸防蠹,古人抄一本书很不容易,非常珍惜,为了防止虫蛀,大都用一种叫“黄檗”(即黄柏)的植物染料上色,染后的纸微微发黄,叫做“潢纸”。
手抄书时难免有错,当然不能象对待竹简那样用刀刮削。古人想了多种主意,最后找到了最理想的修改法,即用一种叫雌黄的矿物涂去错字,类似于现代打字员用“改正液”涂改蜡纸。雌黄的颜色与潢纸相近,涂改后不留任何痕迹,本来是古人的一大创造,谁知道后人竟对此加以引申——乱改文章者说他是“妄下雌黄”;乱发议论者就称他为“信口雌黄”。
抄书以存留后世之习俗,即使到了能够印书的朝代依然延续着。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两套手抄本巨著,抄写的年代分别在明朝和清朝。
明朝永乐年间“出版”的一套叫《永乐大典》,原书共计22877卷,约3.7亿字,是一部大型的古代百科全书,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早300多年。
据说前后参加编写抄录的人员达3000人,当时只抄出了一部。嘉靖年间紫禁城内失火,差一点烧到大典,嘉靖帝于是召集抄书匠180人,每人每日抄3页,又抄出了一副本。然而,历经后世多年战乱,《永乐大典》正副两本均已逐渐散失,残存的部分亦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被焚被劫,至今世人能见到的版本不足原书的4%。
清朝“出版”的另一套手抄巨著是《四库全书》,它堪称我国古代卷帙之最,共收典籍3503种,79337卷,约有7.75亿字。
这部丛书以纪晓岚担任总纂官的“全书编委会”,有编写和抄录人员4千余人参与,历时十年方才完工。它的底稿虽然也毁在八国联军的罪恶之手,但幸而当时就抄了7部副本,现在还有4部抄本分别保存在海峡两岸的图书馆里。
抄书总不是个办法,很早以前,中国的“抄书匠”们就想到了“换笔”,并成功地在这一专门行业里进行了两次“以印代笔”的革命。
图书印刷,可能因几种因素的共同促进而萌生于我们的国土。首先是“印”。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偏爱“印章”的国度,从封建帝王的“传国玉玺”,直到今天“红头文件”上的朱红大印和普通人必备的图章印记,“印”既是权力或身份的象征,也是可以复制汉字的有效工具。
在石头或木头印章上刻出几个反写的汉字,就能够“印”出无数相同的复制品,但每个印章只能刻少数几个字。
其次是“刷”。“刷”的初期是“拓”,古人常常在石碑上刻几行字,有的也刻出一篇完整的文章。为了学习碑文上的书法,人们发明了用纸“拓”字的方法。我们曾在西安碑林仔细观看了“拓”字的全过程:工匠先把纸在水里浸湿,平整地铺盖在碑文上,然后轻轻捶打磨擦,使纸与碑文紧密相贴。待纸稍干,取来一把刷子蘸上墨,在这张凸凹不平的纸上小心地“刷”,由于石上的汉字是凹进去的,不会着墨,不久后便能揭下一张黑底白字的“拓片”来。
结合以上“印”与“刷”,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刻契”和版牍图书影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人类最早的印刷方法,首先是用雕版印出了图书。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确切时间已无法考证,学者们对此一直存在着争论,多数认为创始于唐朝初年。现存有年月记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它用雕版印在7张纸上,长16尺,宽1尺,粘成一卷。卷首有一幅印刷精美的绘画,画着佛祖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给孤园说法,但卷末有文字说明它的印刷期已到了唐朝后期,具体时间是公元868年。
可惜这部价值连城的国宝也被西方强盗掠走,现陈列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院中。
据有关资料记载,古代雕版印刷的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选择硬度较高的木材,如枣木、梓木等,锯成方版形,然后把需要印制的手抄文稿反着贴在木版上,用雕刀刻去无字无图的地方,使字和图凸起一些,这样就制成了印版。
印刷时,在印版上均匀地涂墨,盖上一张白纸,再用毛刷轻轻地刷,凸起的字和图形就印在纸上,揭下后即成为书的一页。一张印版可以反复涂墨,反复刷印。由此可见,“印刷”一词,就来自于这种“刷印”的工艺。
现代作家在书稿“杀青”后,仍把交付印刷称为“付梓”,也源于古时用梓树木制作的雕版,虽然现在既无“青”可“杀”,也无“梓”可“付”。
雕版印刷到宋朝年间已在全国推广,形成了一个雕版印书的繁荣时期,一批批“抄书匠”扔掉毛笔而拾起毛刷,成了“印书匠”。然而,雕版印刷必须雕版,而且每页书得雕刻一块版,每本书则需要雕刻成千上万的印版,印完后便废弃不用。例如,宋朝初年,宋太祖想印刷一部五千卷的佛经《大藏经》,派人到印刷业发达的四川成都去制版,仅雕刻这部经书的印版就用了12年,共刻出印版13万块,然后再运回开封印刷,耗用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大约在公元1041年至1048年间,也就是文学家范仲淹在他的名作《岳阳楼记》里所说的“政通人和,北废俱兴”的北宋庆历年间,一位来自民间的天才“印书匠”,首次把雕版印刷改成了活字印刷,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完美地添上了最后一项。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叫毕升。
毕升为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但他生平有哪些事迹,留下了什么逸闻趣事,任何史书均无记载,只因他是个“布衣”,即普通老百姓。
图为1990年在湖北英山发现的毕升墓碑。
幸亏有他的同时代人、著名科学家沈括对毕升的活字印刷术作过一番简介,才不至于让后人为究竟谁发明了这项技术去争论不休。
沈括的晚年居住在他的家乡江苏镇江梦溪园里,潜心编著《梦溪笔谈》。可能某一天他来到钱塘老家,发现了心灵手巧的工匠毕升和毕升制作的活字。从沈括写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猜测出,他一定很详细地询问和观察过毕升印刷图书的过程。
毕升不再用整块木版雕刻文字,他首先用一种细腻的粘土制成一些小泥块,像刻图章那样,在每一块上刻一个汉字,然后放在火上烧成坚硬的活字。
第二步是在一块大铁板上放一个铁框,并铺一层松脂和蜡,按照书稿把一个一个泥制活字依次排放在铁框内。排满后,用火把铁板烤热,乘松脂和蜡还是热的时候,把所有活字按压平整。待松脂和蜡冷凝后,活字就固定在铁板上。这一过程,后来就叫做“排版”,它一直沿袭到电脑时代,人们现在仍然把它叫做“排版系统”,只是在计算机里再也找不到活字和印版。第三步才是与雕版印刷相仿的印刷,但活字印刷可以用两块印版交替工作:一块排版,一块印刷,然后相互交换,大大提高了印书的效率。
活字印刷最大的优点还在于活字,这些刻好的小字模可以重复使用多次。当一本书印制完毕,只要把印版再次加热,就能够拆下所有的活字供下本书的印刷使用,它比起雕版来,不知道要节约多少人财物。
宋朝以后,还有一些人对毕升的活字印刷术进行过改进,贡献最大的是元朝农学家王桢。王桢改用木头制作活字,并用这套木活字试印了自己编写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共6万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100部。他还发明了一种“转轮排字盘”,盘上面放着活字,分韵排列,排字工人坐着也能方便地从排字盘上拣出需要的字。后来,王桢还把活字印刷的工艺,详细地记录在他撰写的《农书》的附录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关于活字印刷学术文献。
中国古代图书行业的“换笔”,到了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时,应该说条件已完全成熟。这是一个制造和传递信息的特殊行业,从抄书到印书,汗牛充栋的古代书籍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据估计,我国古代共有古籍18万余种230多万卷,其中在隋唐以前的手抄本才1万余种17万卷,其余的均是在隋唐以后“出版”,这当然是凭借了图书界换用“印刷笔”后发挥的威力。
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一共刻了250万个枣木活字,印书2300卷。乾隆皇帝认为活字版的名称不高雅,为它起了个“聚珍版”的美称,倒也比较形象:中国汉字本来就是字字珠玑,活字又把它们聚集在一起,正可谓以印代笔,聚珍付梓。
然而,古代图书行业所换“印刷笔”的绝大部分形式,却奇怪地停留在雕版术前。毕升发明的更先进的活字术,在它的诞生地倍受冷落。除了上述寥若晨星的若干书籍采用过活字排版之外,活字印刷术几乎被长期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主要指的是活字印刷。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方面孕育了灿烂的文明萌芽,另一方面又窒息了文明萌芽的勃勃生机。如果仅仅追溯技术方面的原因,也许可以说,活字印刷若不借助大工业生产和动力机械,是不可能插上腾飞的翅膀,只好落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宫锁二乔”。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第一次汉字的书写革命在图书领域的成功,使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也领先于西方达数百年之久。但是,活字印刷术后来在中国的命运,却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故事再往下继续,将进入到原书的主题——中国换笔潮,中国文字简史只能就此打住,作为与汉字发展历史的对照,仅增加一章世界古文字发展史的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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