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物，民间收藏家马未都有个定义，说是须在在时间上超过80年代旧物，但那是说社会认可的文物，至于家庭、个人的文物，我认为，大凡超过30年、对个人、家庭有纪念意义的物件都可以算作文物。近日在翻找旧物时偶然发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由于像章很小，像是文革初期的旧物，引起了我的注意，翻过来看了一下背面，果然在别针下方有一阳文的“京”字，的确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发给我们赴京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的像章。
一周的停课时间到期后学校并没有按计划复课，校园里开始出现大字报，但没有明确的目标，大都是标语口号式的。十月初，洛阳市组织红卫兵代表团赴京，我不知道怎么糊里糊涂的就被确定为代表，也许和我的劳模父亲有关吧。大约十二、三号，我们代表团在洛阳站集合，乘专列赴京，那是我第一次乘火车出远门，之前我连郑州都没去过。车到郑州站停车十来分钟后又开动了，但我们惊讶的发现火车又倒回去了！之前座位朝着火车前进方向的变为向后了。学生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开始骚动起来，认为有人在搞破坏，阻止我们去北京，有人去找车长，后来才弄明白，郑州作为十字交叉的铁路枢纽，铁道的设计使然。
我们在永定门车站下车，被安排到崇文门外小学住宿。那时候視北京为圣地，初到北京兴奋难抑，一放下行李就一路打听找到了天安门，在那里左看右看，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华表是那么的高大，天安门城楼是那么的雄伟，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直到很晚才回住处。
在京期间，我们天天到北大、清华取经，其实就是抄大字报，内容大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中午就在校园里买个面包充饥。有一次，我想看看军事博物馆，那时我们外地进京红卫兵都发给一个胸牌，凭胸牌可以免费乘车，我就独自在长安街的某一站上了公交车，但不知怎的没有听到军博馆的报站，快到终点站石景山时才知道早已过站，就索性坐到终点站，看一下石景山也好。谁知石景山不是山，在石景山的街上转了一圈后却找不到公交站了，我就凭印象往回走，当时这条路沿线正在修地铁，路边高高的土堆连绵不绝，我一路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心里把这次乌龙行当做磨练自己意志的机会，一直走到市区才坐公交回到住处。
10月17号下午，我们得到通知第二天接受毛主席检阅，并给每人发了两包饼干作为干粮。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在学校操场上排队集合，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按照安排，我们在临近天安门处的长安街南侧排好队伍，最前边一排是解放军战士。我们怀着激动地心情等待着那个重大的时刻，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感觉上时间很长，大喇叭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陡然间队伍左侧的人们沸腾起来，我们赶快向左边看，但什么也看不见，后边的人使劲往前挤，挤得我们站不住脚，也向前拥，而前排的解放军战士拼命的往后扛，以稳住阵脚，前后夹击把我挤得脚不沾地。这时候几辆敞篷北京吉普驶了过来，第一辆车上站着毛主席，但车速较快，还没怎么看清车就过去了。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毛主席身上，后边几辆车上是谁也不知道，只是声嘶力竭的呼喊着“毛主席万岁！”。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车队越来越远，口号声也逐渐小了下来，待到大喇叭宣布检阅结束，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时，领队就组织我们撤出接见现场。平静下来后，我感到肚子饿了，就想把饼干拿出来吃，我把电丝编的透空背篼从背上拿下来，一看，饼干已全被挤碎、漏完了，只得作罢。
文革中，毛泽东一共八次接见红卫兵，按时间顺序排，我参加的这次为第四次。当时每个到北京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虽然很小，但做工很精致，红色的釉层晶莹透亮，我很喜欢。虽然之后像章越做越大、图案越来越复杂复杂，但这枚精致的小像章我一直保存着，经过多次迁徙，留存的许多大像章都不知丢到哪儿了，但这枚小像章我一直留着，虽然已记不清它具体的存放位置了。
作此短文，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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