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古代又称琉璃、料珠,是一种质地坚硬、性脆、透明或半透明结晶物体。自从我国学者提出中国古玻璃自创说[1]的观点以后,对中国古玻璃的研究逐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中国能自制玻璃的时间、地点及最初的制作工艺,成为大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我国出土的古玻璃按照成分可分为铅钡玻璃、铅硅玻璃、钠钙玻璃和钾玻璃。这些出土的玻璃制品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西方玻璃制品是属于苏打作为助溶剂的苏打—石灰石—石英砂(Na2CO3:CaO:SiO2)类型。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曾对洛阳战国墓出土的玻璃制品进行分折,发现其元素组成与西方古玻璃组合成分不同,内含有不少钡(Ba)元素。以后又有学者对多例玻璃制品进一步研究,从成分上解决了战国以来中外玻璃的鉴别问题。中国自制玻璃与西方的玻璃制品相比,原料多铅钡,所以称中国铅钡玻璃。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亳州市博物馆在田野考古中发现了为数较多的古代玻璃制品,分别出土于城西郊柴家沟16号墓、城父铁营和曹操家族墓群。柴家沟16号墓和曹操家族墓群出土均为玻璃珠,数目达180粒,由于墓葬埋藏环境的差异和受侵蚀程度的不同,大部分表面呈粉白色;铁营出土的是镶嵌在剑首的墨绿色玻璃。这些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玻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柴家沟是一条自然沟,向北流入涡河。沿沟西、涡河南岸是春秋、战国到汉代时期的墓葬区,先后多次进行过发掘,清理出春秋、战国墓60多座,出土了大量文物。柴家沟16号墓为一土坑墓,在3米多厚的后期淤土下,南北方向,长方形,墓口长3.95米、宽1.9米、深2.4米。坑内有椁的痕迹,椁外有二重台,台高1.1米、宽0.3米。出土有陶鼎、豆、壶,玉饰、骨珠和10粒玻璃珠(图1)。料珠大小基本一致,呈淡青色,不透明,方圆形,高度和宽经均为0.8厘米,中间穿口径0.35厘米。穿孔上下口外肩分布四个白色圆块,中间加黄色点,点外饰一黄圈,白黄相间,俗称“蜻蜓眼”,每颗珠子有八个这样的蜻蜓眼。因在地下水浸土蚀了两千多年,珠的外观无玻璃光泽,但未严重风化。后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应用能量色散X射线分析法对料珠的新鲜断裂面组成进行了分析,主要化学成分如下:
图1a--柴家沟16号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饰品
图1b--柴家沟16号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饰品
其它还有TiO2、CuO、Ag等微量元素。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玻璃珠的基础成分属PbO—BaO—SiO2系统玻璃,PbO与BaO的分子比约1:0.8。另一现象是玻璃珠中含有高达11.18%的Al2O3,如此高的含量不是以杂质形式偶尔混入原料,可能是为增加玻璃在成型时的粘结性从粘土类原料中引入的,这在春秋以后的战国铅钡玻璃中是很少见的。在显微镜下观察其新鲜断面,可以明显看到玻璃珠内部由带玻璃光泽的泡沫玻璃状物质构成,其原因是由于玻璃珠烧制温度低,大量气泡尚未排出,玻璃化过程进行不彻底,还残存一小部分石英颗粒,近表面处有一层较致密的玻璃壳。蜻蜓眼的图案,凸出珠体,可能是珠体做成后用粘土类材料堆砌上去的,珠体和眼睛之间界线明确清晰,其生产工艺过程与陶瓷相近似。
城父铁营村战国晚期墓葬为土坑墓,有棺椁痕迹,出土铜戈、铜剑、铜马衔、骨饰、蚌珠、骨环等器物。其中铜剑通长49厘米,茎长9.6厘米,剑身素面。剑首镶有墨绿色玻璃(图2),于剑首平齐,光泽度较好。圆形平面上钻有九孔,中间一孔稍大,四周环形排列八孔,大小相间,可能原镶嵌有宝石类装饰物。钻孔距离匀称、细致,说明镶嵌技术十分成熟。未对玻璃成分进行检测。
图2--城父铁营出土铜剑剑首镶嵌墨绿色玻璃
曹操宗族墓出土玻璃珠的有董园一号墓50粒,董园二号墓100粒,元宝坑一号墓20多粒,这批玻璃珠有白色、墨色和翠绿色三种。白色珠子数量最多,大多略呈杏黄,可能是长期土蚀的原因。白色珠中有一种造型扁圆形和扁桃形的,每粒珠子都有一边呈平面,应是成型时在平面上冷却时形成的,表面鼓状。元宝坑一号墓出土两件白色珠:一件扁圆形,径2.4厘米、凸高0.8厘米;一件扁桃形,长2厘米、宽1.8厘米、凸高0.55厘米,在放大镜下观察可见内有气泡。董园一号墓出土这种扁圆形和扁桃形珠三粒:扁圆形的径1.5厘米、凸高0.6厘米;两件扁桃形,长1.2厘米、宽0.9厘米、凸高0.55厘米,四周有铜锈,应为包镶痕迹。这类珠子未穿孔,透明度良好,犹如今天的聚光镜。这三座墓葬出土的圆形珠都不规整,直径大都约1.1厘米,部分玻璃珠的穿孔都很大,孔径一般为0.3厘米。墨色珠的造型、种类和体积大小与白色珠无异,只是数量低于白色珠。翠绿色珠均为扁体形,也分大小两种,以上所有玻璃珠,大约是制造技术上的问题,所有同类型的珠子形状都不太均匀,其单个珠体也不匀称(图3)。
图3a--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聚光玻璃
图3b--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聚光玻璃
图3c--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聚光玻璃
曹操宗族墓出土玻璃珠鉴定结果为铅玻璃,主要化学成分是:
曹操宗族墓玻璃珠的大量出土和透明度的提高表明,东汉时期玻璃制造业有了很大进步。王充《论衡·率性》有关于道人“消炼五石”,制出的阳燧经“磨砺”光洁,“仰以向日,则火来至”的描述,曹操宗族墓出土的透明聚光玻璃,经实验的确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亳州柴家沟16号墓的年代是相对的。公元前528年,楚平王灭焦筑谯城,亳州地区成为楚国疆域,柴家沟墓地就是在这时期形成。从出土器物推断,16号墓当属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这一阶段,出土玻璃珠的制作年代应与墓葬年代相近或稍早。城父铁营战国中期墓也是楚国墓葬,无法确定准确年代。曹操宗族墓的年代则比较准确,董园一号墓出土铭文字砖记载为延熹七年(公元164年),董园二号墓时间略早于一号墓,元宝坑一号墓砖铭文为建宁三年(公元l70年)。古铅钡玻璃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出土,品种繁多,数量大。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吴王夫差之妻墓,公元前504年)出土4粒蜻蜓眼[2],河南辉县战国早期墓吴王夫差剑剑格镶嵌有蓝色琉璃[3],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剑格镶嵌蓝色琉璃[4]。柴家沟16号墓出土的铅钡玻璃珠和城父铁营铜剑镶嵌玻璃从时间上说是我国最早的玻璃制品之一。曹操宗族墓出土数量众多的玻璃珠并不多见。
这些玻璃珠的产地不得而知。有专家提出:中国在2700年前发明玻璃,中原最早的古玻璃制作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从瓷釉到玻璃在工艺上最大的变化为熔炼,制作玻璃需要有容器——坩埚,这在商代青铜冶炼的基础上早已成熟,并受炼渣玻璃态物体的启发,发明了熔炼玻璃的技术,创兴了制作玻璃工艺。安徽凤阳盛产石英石,是产生玻璃的必备条件。凤阳在春秋战国时属钟离,距蔡都下蔡(州来)和楚都郢(寿春)都很近。蔡楚东迁两地后,受青铜冶炼的启发,用白色的石英石熔炼制作玻璃取得成功,创制了玻璃器[5]。公元前528年亳州地区成为楚域,楚国统治长达400余年。柴家沟和城父铁营出土古玻璃是否产于凤阳,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论证。柴家沟墓地东1里涡河南岸有一处战国铸铜遗址,虽没进行大面积发掘,从河槽岸边发现铜矿渣及各种陶范和器物器形可以了解一、二,出土蜻蜓眼是否当地生产的也不能完全否定。柴家沟16号墓玻璃珠的纹饰虽说与西方蜻蜓珠有些相似,但从制作工艺来比较,除化学成分与西方钠钙玻璃成分不同外,其最初的烧制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脱胎于我国的原始陶瓷工艺,外来因素并不占主导地位。这也说明铅钡玻璃是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实践当中独立创制的。
从柴家沟16号墓、城父铁营玻璃珠到曹操家族墓出土透明玻璃,说明我国的玻璃制作工艺逐步的成熟,加上玻璃制品制作时可对色彩加以控制,获得丰富的色彩,作为装饰品得到王公贵族的喜爱,和玉饰一样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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