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gari 25th Anniversary 2020 Spring Auction斫木—明清家具专场
No.7 East Third Ring Middle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面盆架是《鲁班经匠家镜》对置放洗手盆及面巾的架具的称谓，是古人梳整妆容不可或缺的主要器物，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众多架类家具中，出现较早的架类，是服务于神灵的乐器架，如礼乐盛行的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华丽而浪漫的虎座鸟鼓架。服务于人类生活的镜架，最早出现于东汉。而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面盆架，则现身更晚。沿着历史的轨迹向上追述，唐代以前关于面盆架或盆架的影像及史料基本未见。似乎那时的古人只知道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活在人间却不食人间烟火。洗手洗脸这种生活琐碎，根本不会出现在古代绘画中。直到宋辽时期，日常生活场景开始渐渐出现于壁画、版画当中，如饮宴、备茶、梳妆等，我们才得以窥见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具，包括面盆架这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品种。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南宋佚名《盥手观花图》，为我们描绘古代仕女的日常一幕。画面中描摹的家具器物，细腻精美。床榻、坐墩、花几、镜台、妆奁等一应俱全。衣饰秀美发型俏丽的女主，在两名婢女的服侍下，悠闲的边洗手，边赏花。我们注意到家具品种已经基本完备的宋代，在贵族士大夫的生活中，盆架并非必需品。他们习惯于仆从的伺候，端茶倒水这种小节，是不屑于亲历亲为的。这种习惯，可能一直在上层人士中延续。比如元代任仁发所绘《张果老见明皇图卷》，最左侧端着洗手盆的侍从，小心翼翼的试着水温。元 任仁发 张果老见明皇图卷 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张雨题《倪瓒像》中，侍女右手提瓶，左手持匜，肘搭长巾，随时准备为主人净手洗面。也许正是上层社会人士的这种生活习性，延缓了盆架等器具的发展。但社会大多数阶层的生活起居，终究才是主流。两宋及辽金时期，洗漱用具开始渐渐出现在生活场景的写照中，甚至留下实物。目前见到最早的盆架实物，是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文藻墓出土的木盆架，直径34厘米残高24.5厘米。架顶部圆形，以四块弧形木，两端斫出凹凸榫卯相接而成。下有四根圆柱足，足间以十字枨相连。该盆架系实用器，出土时上面放有三彩洗（注：文见《文物》1996.9）。同一地区的张世本夫妇合葬墓，墓葬年代在辽大安四年（1088年）至金皇统四年（1144年），墓中亦出土木盆架1件，直径33.6厘米，形制与张文藻墓出土盆架相类（注：文见《文物》1990.10）。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本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木盆架线图
再稍晚一点的出土实物，是金大定三十年（公元1190年）大同道士阎德源墓出土木盆架两件。盆架杏木质，通高13.8厘米，六棱形。架圈下部有六块“卍”字镂空花板（注：文见《文物》1978.4）。金大定三十年 大同道士阎德源墓出土木盆架
该墓同时出土木质巾架1件，通高18.8厘米，由十字底座、立杆、横杆三部分组成，惜未见图片。北宋末年河南登封高村壁画墓，东壁绘侍洗图。该墓考古简报（注：文见《中原文物》2004.5）称: “屏风前一盆架，搭脑呈蕉叶式，右侧搭白巾，盆架束腰，雕饰壸门”。但从简报所附的摹本看，壁画中的盆架和巾架显非一体。类似考古发掘报告中，未厘清盆架及巾架是否一体的，还有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河南郑州登封黑山沟壁画墓东南壁侍洗图。图下部漫漶不清，无法辨识。
北宋绍圣四年河南郑州登封黑山沟壁画墓东南壁侍洗图
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白沙赵大翁墓壁画，则将巾架和曲足盆架分得很清楚（注：文见宿白《白沙宋墓》）。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 白沙宋墓壁画
辽天庆九年（公元1119年）大同郊区辽代27号、28号墓，分别绘有内容基本相同的出行图，图中可见盆架及巾架分别放置（注：文见《文物》1960.10）。
辽天庆九年 大同郊区辽代28号墓壁画 出行图
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出现的巾架，为单柱式，与大同阎德源墓出土的木质巾架一样，由十字底座、立杆、横杆三部分组成。这样的单柱式巾架，应该源自于北方特有的衣架式样。实例如河北宣化张文藻墓出土的木衣架（注：文见《文物》1996.6）。 辽大安九年 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文藻墓出土的衣架
这种单柱式巾架，还见于辽代晚期，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起居图，说明这种单柱式巾架，在当时的北方使用广泛。图中巾架与盆架的高度基本相同，也许是当时使用习惯的原因所致。辽代晚期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
元朝时间跨度较短，战乱频仍，有关盆架的影像史料不多。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的山西大同东郊崔莹李氏墓，出土陶质巾架（注：文见《文物》1987.6）。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山西大同冯道真王青墓，出土木质巾架及盆架（注：文见《文物》1962.10）。元代 山西大同冯道真王青墓，出土木质巾架及盆架
木盆架出土时腿肩部装有云纹角牙，此前在在北京展出时却没有了角牙，不知何故。两件墓葬出土巾架，均为单柱式，延续了辽金时期北方巾架的特征。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90年），鲁荒王朱檀葬于山东邹城市区北九龙山南麓，其随葬明器中，有木质巾架及盆架。明洪武 山东博物馆藏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明洪武 山东博物馆藏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据此大约百年后的明弘治年间，位于福州的明代通议大夫张海的墓葬，出土一套锡制器物，有锡床、锡宴桌、锡交椅、锡脸盆架。（注：文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11）。惜未见实物照片，无法厘清。
上述至迟到明洪武年间，所庋集的资料中，未见巾架与盆架合为一体的式样。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熟知的高面盆架，可能到明初尚未出现。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河北阜城廖纪墓出土陶质盆架及衣架，一则说明此时盆架仍旧单独存在，二则不排除古人将衣架兼具巾架的功能来使用（注：见《文物》1965.2）。
2002年11月，福州考古队对一处古墓抢救性发掘，清理出一座明代嘉万时期的五圹砖室墓，出土一批较完整的锡制家具明器。五间墓室入葬年代稍有差异，发掘报告并未给出每间墓室的年代，但可以确定嘉靖万历时期（注：文见《福建文博》2015.1）。其中第2、4、5室均有锡制面盆架明器出土，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高面盆架模型。福州市新店祝恒齐明墓出土锡面盆架需要注意的是，三件明器均为四腿式面盆架，是地方工艺特征还是年代特征，尚需进一步研究。
与福州墓葬基本同期的江苏常州花园底白氏家族墓，也出土锡制明器一套，包括盆架、高面盆架、衣架等。其中的高面盆架模型为六足式。江苏常州花园底白氏家族墓 出土锡制明器
郑振铎编著《中国版画史图录》第二卷之万历版画集，收入的《丹桂记》插画中，隐约可见阁楼闺房的一角，立着一件面盆架。《丹桂记》插画
镌刻于晚明的《诗余画谱》，摹刻工致，是晚明徽派版画的代表作。其中一幅插画中出现高面盆架的身影，是不可多得的佐证资料。
明万历时期的墓葬出土家具实物明器不少，大多在长三角区域。曾任万历首辅的王锡爵，葬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其墓葬出土高面盆架木质模型，现藏于苏州博物馆。 王锡爵墓出土 苏州博物馆藏
上海卢湾区明万历十五年潘惠夫妇合葬墓，亦出土高面盆架模型。但同时期的潘允征墓中，巾架与盆架仍旧各自分开使用，说明这一时期，两种型制同时并存。王世襄先生依据万历本《鲁班经匠家镜》，所著的家具条款初释，记载有两条关于面盆架式的注释，并据文字及参照明式实物，绘出草图，分别为六足式、四足式。鲁班经所载面盆架式，巾架部分均为双柱式。有趣的是，浙江嘉兴项氏墓，入葬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其随葬面盆架明器为单柱式，似乎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些许交融。上述史料表明，高面盆架制式，至晚出现于嘉靖万历年间。明崇祯版《二刻拍案惊奇》，插画中高面盆架搭脑的灵芝云纹清晰可见，与本场拍品黄花梨云头搭脑面盆架如出一辙。Lot1642
明 黄花梨云头搭脑盆架
L:57.5cm W:57.5cm H:197.8cm
中贸圣佳25周年春拍斫木明清家具专场
不仅如此，搭脑下部两侧角牙透雕的螭龙纹，精湛绝美，极富明代雕饰之意蕴。局部图
中牌子镶嵌纹理华美的黄花梨，中间两道圆形起线界出两层。外层透雕曼妙灵动的缠枝卷叶和如意灵芝，借喻如意相连。内层透雕人物、海水江涯、太阳及方形桂花等，乍看之下会以为是常见的“独占鳌头”，实则还隐含着“指日高升”“攀蟾折桂”的美好祝福。局部图
四足直圆，顶部雕仰俯莲纹，顶心莲蓬雕五颗莲子，满含“五子登科”的完美心愿。局部图
全器保存完整，皮壳纯熟老辣。通高197.8厘米，比安思远旧藏，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黄花梨凤首纹面盆架高出6厘米，是目前已知民间同类藏品中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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