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贾平凹   文/刘高兴

 

一道高大的土门楼，两扇柳木大门，进了门，是一个空旷的院子。院子里，最显眼的是一个圆溜溜的石头，石头是用来洗衣服的，叫槌背石，一院子30多口人的粗布衣裳，脏了用皂角泡了，然后放在石头上用棒槌敲打，或者将洗过的衣服用米汤冲一下，放在槌背石上敲敲，使衣服更加平整。
    这是四、五十年前，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贾塬村东街五组一个普通的院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和贾平凹先后在这个院子里降生。18年后，贾平凹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大学，再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则去当了兵，后来回乡种地，这几年则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虽然我和平凹的生活和身份如今相差千里，但那份情依然在，打他的电话，我只需“喂”一下，他就能分辨出我是“高兴”，无论他是在开会还是写作，都会和我聊上半天。
    在西安城里，在这个让我这个乡巴佬格格不入的地方，我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没有任何的景像，只有声音，只有“嗵、嗵”棒槌敲打粗布衣服的声音从一个遥远而又空旷的地方传来。
    这两天，贾平凹托人送来了他签名送我的书《高兴》，在微弱的灯下，我一口气将书读完，这本以我为原型的书让我多次流泪，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大作家对一个小人物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悲悯。
    如果把贾平凹比作鲁迅，我则是那个在月光下举着钢叉守护西瓜地的闰土。

过年贪念有压岁钱

平凹比我小一岁，1952年生，中等身材，从小就略显胖。由于农村的老年人管娃不科学，也不太注意，娃睡啥样就啥样，平凹的头几乎和我们同龄人一样，扁，后面一个把儿，人称马头笼子头。平凹小时候叫平娃，嘴阔鼻直，眉浓，眼泡微胀，脸长而方，长大后，自己将“娃”改为“凹”，一字之改，足以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不过，外在人经常将他喊作平凹（ao)。平凹走路时脚后跟落地很重，这是熟称的“平板脚”，因此，在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有过关。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平从小不太爱说话，农村人讲娃乖，不惹事。
    平的《秦腔》中的清风街就是我们的棣花街。棣花街东西长三里，南北宽一里，往北就是陈家沟，西三塬，巩家河，过了丹江河那个叫南沟的地方，则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平凹成名后，有一次曾和我说起这个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我们至今难以忘记。
   小时候，平凹家算一个大户，总共22口人，上有祖母，父母，伯父伯母，下有哥嫂弟妹，没有分家，家里有三间上房，堂屋两间。人多，饭自然就多，用的是桶子锅，这个锅深而大，能盛两桶水。每次吃饭时，平凹的父亲先给平凹的婆盛一碗，然后大家排队来盛饭，但因为人多，常常是前面的都吃完了，后面的还没有盛到碗里。做饭烧的是草草柴、包谷杆、树根等，平凹下午放了学，就去拾柴。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是最听话的。有一年的三十晚上，大人们忙着包饺子，叮咛我们几个小娃快睡觉。平凹贪念着钱，睡不着，一晚上醒来好几次，盼着天亮。天终于亮了，平凹一翻起身，先去给婆磕拜年，婆还没起床，平凹就跪在炕边的地上，连磕三个头，起来再作揖，婆忙说：“起来，起来，算了。”平凹说：“这是规矩！”。婆穿上外衣，从衣衫的小布袋里给平凹掏了三毛钱。平凹高兴地扭头就跑。然后又去给大伯、二伯、三伯磕头。大年初二，开始拜年。当时拜年，送亲戚的只有馍和挂面，而且都是走路去，自行车非常少，更别说摩托车和汽车了。
    小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母辈们每人都有一架纺线车，每年四月左右棉花摘了的季节，他们是最忙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加班，我和平凹经常坐在院子里的月光下，听着纺线车咯吱咯吱地响，或者唱大人们教的儿歌，“月亮爷逛逛，把牛赶到梁上，梁上没草，把牛赶到沟脑，沟脑响雷，把牛一鞭子抽回。”。布织成了，就用石榴叶或者莲菜地里的淤泥泡几天，就成了灰色的。母辈们再用这些布为大家做成衣裳。我和平凹爱在山坡上溜坡坡，屁股上经常磨得是窟窿。
    在我们的院子后面，有一个小泉，这是附近人家的生活用水。我们始终认为泉水是神水，冬天天气越冷，水越冒着热气，夏天伏里天，水冰凉冰凉的，这水生喝也从不拉肚子。有一年我用树叶在这泉里舀水喝，一不小心失去重心，头朝下栽进泉水里，平凹及时回家叫来大人，我才被救了上来。前几年平凹回家，我给他舀了这水喝，平凹直叹，这比城里的矿泉水还要好呀。

自制玩具玩得兴高彩烈

“丢窝”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在屋檐底下的地上挖个窝儿，再划条线，每人拿一个核桃往前滚，谁的核桃离线最近，谁就是第一名，用劲太大，滚到线外就是最后一名。后来我在西安，有一次去一个酒店收破烂时，看到了大厅里摆的一个台子，挤了一堆人在玩，我问保安，保安说那叫沙弧球。保安看我是一个农民，让我赶快拿了破烂离开。我出了门，心里想，那玩法和我们小时候的“丢窝”一样。小时候的那个院子，一个个玩得兴高彩烈，整个院子人喊马叫，有时玩恼了就打起来，总之，儿时的情景是那么的天真可爱。现在，都长大了，各有各的事，想坐一会都没时间。在西安城里，有我好几个儿时的伙伴，但见一面都难。
    点天灯，这是平凹的父亲在山阳中学教书学会的。开始糊灯了，我、平凹还有其它几个小伙伴，把白纸用糨糊糊成直径为一米的圆椎形，底子用铁丝拴成十字形，在十字的中间绑一个盛煤油和松香的小圆盘，煤油和松香被点燃后冒出的烟把天灯送上天，穿过村镇，随风吹到很远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天灯落到西河边，上边天灯飞，我们几个跟在后边跑，有时只顾仰头看灯，常常被土疙瘩和石头拌倒。西河边是一片石滩，全是小石头，我们穿的是布鞋，脚被垫得痛，第二天大家走起路来都一拐一拐地。
    小时候的游戏还有摔泥巴，没有水的时候就用尿和泥，捏成一个中间凹的圆饼，口朝下摔到地上，一声脆响，上面就破开一个洞，比看谁摔出的响声大以及破的洞大，输了的人要挨打。平凹个子低，劲小，常常是他输得多。除此之外，我们还用泥捏狗娃哨、牛头娃屋子、汽车等。每年的清明，除了上坟外，大人们还要为孩子们架一个秋千，平凹胆子小，荡得不是太高。如今，孩子们的玩具越来越多，大人们都忙着外出打工挣钱，已经很少再为孩子们架秋千了。
    还有一种很好玩的游戏叫“逮野鸡”，晚上吃过饭大家没事，也不用下地干活，大家围坐在院子里的碾盘房拉家常。我和平凹等一帮小孩们就玩起了“逮野鸡”。一个人是“逮野鸡”的人，其它人都拉着前面人的后衣襟排成一队，队伍最前面的人是护鸡的，“逮野鸡”的人抓住护鸡人后面的人就算赢，但不能碰到护鸡人。先是双方的一段对白，护鸡的人先说：“摸啥呢？”“摸刀哩。”“摸刀做啥？”“杀你家后院的老公鸡。”“我家公鸡吃了你啥？”“吃了二斗谷子二斗米。”“给你还！”“还不起。”“还不起你杀去！”接着，游戏开始了，跑步声，喊闹声，院子里的孩子们简直成了一窝蜂。
    在我们的童年里，玩具都是自制的，用把包谷杆的皮从中间豁开一个口子，插进去一个木棒棒，沾上唾沫，拉动小木棒，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这就是“二胡”。或者用烂瓦片玩过家家，边玩边喊：“叮当叮当饭熟了，锅里煮个狗娃球。”如今，我的6岁的外孙每天的零花钱不下10元，玩具在家摆了一大堆，现在的家庭都是一个孩子，把娃看得像熊猫一样金贵，害怕娃出事，不让娃外出去玩。孩子经常一个人在地上摆放各种玩具，自娱自乐，说他幸福吧，他一个人没有玩伴怪可怜的。

上学后爱看书

我六岁那年上了小学，报过名后，高高兴兴地抱着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回家，那时平凹只有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刚进大门，看见平凹光着身子在台阶下挖土玩，看见我后很激动地喊：“我还要念书哩！”一年后，平凹也步入了学校。
    记得在四年级后半学期，学校里准备排练一出剧，选演员，其中有一个小角色，只有一句台词，“我要我妈。”但这个角色要求做到不怯场，而且动作要逼真大方，在全校三、四年级四个班中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平凹不负众望。
    平凹今天成为著名作家，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从小受到了艰苦耐劳的父辈们的影响，知难而进，不轻言放弃。上学时，平凹虽然人小，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们的劳动课几乎都是到河边去扛石头，用来填学校前的大坑。平凹人小，但每次扛的石头却不小。平凹平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思考，对发生的事能分析、琢磨，平凹身上经常装一个小本子，碰到新鲜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语他都要记下来，积少成多，最终成了大文豪。他平时除了拾柴、打猪草外，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书，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
    平凹爱看书这是大家公认的，“两鼻子流着鼻涕，坐在门坎上，手里拿着书，人经过旁边他连头都不抬。”
    1964，初中开始报考，我和平凹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背一起写，你问我答，你问我写，两个人都较着劲，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录取通知书我们俩双双拿到。我们家离要上学的丹风县第二中学七八公里，父亲给我们准备学费、被袜、干粮，还有一罐酸菜。平凹在全班56名学生中是“双小”，即个子小，年龄又小，坐在第一排。那时带的干粮，因为粮食少，馍吃不饱时，就吃红苕。红苕吃多了胃酸，很难受。平凹的小说《秦腔》出版后，又一次回老家拍纪录片。大家饿了，我说去拿些红苕吃，平凹赶忙摇了摇手说：“还吃红苕呢，红苕都把胃吃坏了！”。
    在全班里，作文写得好的就数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较顽皮，爱开玩笑，也喜欢给人起外号，我开始给平凹起了一个外号叫“芥茉籽”，芥茉籽小却油多，意指平凹人小却学习很好，后来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撮毛”，因为他的头发留得长，写作业时总是有一撮毛挡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我和平凹只好回家。当年我16岁，平15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但命运把我们推向了另一种状态。文革中，平凹比我多一份更加难以说清的痛苦，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定为胡宗南的特务，被开除回家，教了半辈子书的文化人，一下子回家当农民，而且还要经常受批斗，每次批斗都要被五花大绑，细麻勒进胳膊肉里，疼痛不堪，而年幼的平凹只有更加卖力地埋头劳动。

凌晨起床去砍柴

生产队养了几十头牛，草料都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去割。每次去割草前，我妈和姨（平凹的母亲）分别给我和平凹烙一个碗口大的饼子，割完草饿了吃。但我们顶不住饥饿的折磨，在去割草的路上边走边吃，还未到割草的地方，饼子就吃完了。平凹背的是一个大口的背笼，比人还高，走起路来，只见背笼不见人。
    割草时为了完成规定的重量我们经常耍些小聪明，比如连草根带土装进笼里，叫 “就地围”，或者过河时特意走深水，让水把草泡湿了，偶尔也在背笼里放石头，没发现就是运气。
    我们农业社的队长叫秃子，娃们叫他秃子哥，他的儿子叫信用。有一次，我们一帮娃们被派去挖地，大中午地天气很热，有人建议，说选一个小队长，专门监督大家劳动，谁选上了就可以不干活，而且还记工分。平凹很精灵，大声说那就选信用，大家也一致通过。信用当了我们的小队长后，平凹也被特许可以不干活，在大树下休息，因为队长的儿子当了小队长。
    棣花街靠近河道，河水暴涨的时候我们就要受灾。1957年的那场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河水退去后，全大队组织男女劳力清理河床，并组织人力开山炸石，重修河坝。记得当时最大的石头要48人抬，石头在河南边，要抬到北边，队长根据石头的大小来打工分，并把工分写在石头上。大人们抬大的，挣得工分多，我们一帮小家伙咋办？工分就是钱，就是口粮呀！我们几个小的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平凹出主意，咱们把工分改一下，比如2和3都可以改成8。结果就由平凹执笔，为大家混了不少工分。也算是儿时的投机取巧吧！
    陕南农村有“偷娃”的习俗，谁结婚几年没见生娃，一些好事的人就去替他“偷娃”。有一次，我们一样大的百善提议，述林哥结婚三年了，没见生娃，今晚咱给去偷。说罢，大家到二廊庙东边的自留地里扳了几穗包谷，摘了些路边地里的茄子、辣子，平凹和我拾了几个半截砖，百巡看见路上有个青蛙一蹦一蹦，干脆也捉来带上。述林哥家有五间房，我们把这些东西各拿一件偷偷放进被窝里。第二年，述林哥家媳妇果真生了个男娃，这个男娃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学教师。
    那个年月，没有电热毯，是用柴烧的土炕取暖。柴要到20多公里外的五郞沟去砍。有一次平凹去砍柴，因为没有表，平凹看着天快亮了，就起来去砍柴了，那时候没有表，看时间都是看天，谁知时间没有拿准，等砍柴回来时，天才麻麻亮。由此估计，他可能是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去砍柴了。至今，教育儿女时我还常常给他们说起这件事。
    南沟在棣花街正南，南沟有镢头把粗的树林，有红眼毛、青刚木、乌桑树等。南沟的人发现自己家的树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坟还难过、心疼，而一些家为了砍一些烧起来耐实的柴火，总是趁树林的主人不在时偷着去砍。南沟有一人名叫虎，我叫大大（叔叔），虽说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较远，平日里很少来往，我长得啥模样他也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去偷着砍我虎大大家的树，结果正好被赶集回来的虎大大发现了，大吼一声: “谁砍树!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和镰刀留下!”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突然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我是40岁后才改名叫刘高兴的。虎大大愣了一下，马上说：“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赶快回去吧，多装点柴。”一场危险，聪明的平凹将此化险为夷。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和平凹嘴馋的时候，就去偷生产队里的包谷或者红苕烧了吃，但到第二天常常被别人发现，因为我们的嘴唇还是黑乎乎的。有一年生产队里死了牛，队上的人把牛杀了，煮了一大锅，每斤三毛钱，我和平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能站在旁边，看热闹、闻香气。
    有人说平凹吝嗇，即使当了大作家，挣了大钱了还很小气，作为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我能理解他的心境，环境造就人。

同在西安城，但已经很少来往

农村里经常有一些招工的机会，但这始终轮不到我和平凹，每次招工，不是队长的儿子，就是支部书记的女儿。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关系的人来说，只能去当兵，我连续三年报名当兵，前两次都没通过，直到1970年冬天，我才被选上。我当兵的第二年，平凹给我写信说，他被推荐到西安上了西北大学，我给平凹回了信，并给他邮寄了一张戴棉皮帽的一寸照片作为纪念。
    平凹在农村干活的时候，曾有人给他说过媳妇，当时平凹在修水库，介绍人故意安排在平凹家和那个女子见面，并且专门叫平从灶房往桌上端饭菜。事后，那个女子的母亲说，平凹个子不高，穿的衣服也不太整齐，最后就没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平凹对那次见面也不太积极，当时平凹暗恋着一块修水库的一位女子，但后来也没有能进一步发展。
    家里还曾为平凹说过一门亲事，有一年过中秋节，平凹的母亲让他去未来的丈人家送节，平凹坚持不去，并且和母亲说得吵起来，当时平凹正吃着饭，手里端着米汤煮红薯，一气之下把碗摔在了堂屋的地上，提着衣服包包就出门了，当天就到了丹风。平凹的父亲知道后，认为平凹大逆不道，非常生气，叫人守在路边，把凡是经过的班车都搜查一遍，如果发现平凹就收拾一顿。结果平凹用短大衣把头包严，爬在椅子背上假装睡觉，逃过了被惩罚的一劫。
    大约十年前，我也来到了西安，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两年前的一天，平凹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并请我吃了一顿饭，后来又和我在茶馆里聊了大半天。直到今年，我才知道，他是在以我为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那次见面之后，我找过平凹几次，但都没有见到他的人，一次他的爱人在家，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了一下，她立即把我让进屋里，递烟倒茶，很是热情。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丈母和小女儿在家，我说借用孩子的笔给平凹留个言，但那小家伙直喊我拿了她的笔，又哭又闹，我干脆想算了，留言也没什么正经事情。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我发现平凹家的楼道口，已经安上了铁门，进门要按了密码才能进去，我只好望而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