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鲁诗》《齐诗》《韩诗》三家《诗》学的总结性著作。洪湛侯先生《诗经学史》称其“网罗详备，论证精审，可谓集三家《诗》学之大成”。目前学术界对于《诗三家义集疏》的研究，褒扬的态度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提到其缺失的，多集中在其《诗》学倾向、训诂正误和辑佚质量方面。本文认为，这些缺失尚未触及此书的症结。在这本书中,有三个方面的困境在制约其辑录的三家《诗》文本的可靠性,只有将这三重困境予以揭示，才能保证此后三家《诗》研究能向更加准确的方向迈进。
一、夸大了汉儒对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
从宏观学术史的视角来看，在汉代经学阐释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师法和家法。前者是就师承关系而言，后者则就家学渊源而言。汉代三家《诗》学的师法和家法已随着三家《诗》的亡佚而变得不可明察。《诗三家义集疏》对三家《诗》学师法和家法的认识，主要是借鉴了清中期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考证成果。
但是，二陈父子与王先谦对师法和家法的考证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可靠的预设之上的，那便是他们认定汉代经师最重师法和家法，且终生只会服膺于某一师法和家法之下，绝无旁通或改学别家的可能。这与汉代经学史的事实不符。例如西汉经学大家薛广德是《鲁诗》大师王式的弟子，但是他的后人——东汉的薛方丘、薛汉父子却“世习《韩诗》”，“以章句著名”。这条材料很好地证明了汉儒对于家法的坚守并未达到陈、王所标举得那么笃定。如果我们对汉代学术史料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还可以看出汉代大儒非但不墨守家法，而且大多还贯通群经，于各种学说皆有采择，绝非某一学术派别可以束缚。所以执着于某一师法或家法，并不能呈现出汉代经学史的事实。
二、片面依据“推演《诗》学”的著作来校勘异文
题中的“推演《诗》学”是为了论述之便，依据这类著作所具的推演《诗经》的特点而造出的一个词。为了能够讲明它的内涵，我们不妨再拈出“阐释《诗》学”与之对照。简单来说，把《诗经》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紧紧围绕《诗》的文本进行阐发训释的工作，这种类型的著作就属于“阐释《诗》学”，它距离《诗经》的本义很近；而意在采集杂说以喻世，仅在杂说之后引《诗》加以验证，这种类型的著作就属于“推演《诗》学”，它与《诗经》本义的关系较远。二者之别，主要以距离《诗》本义的远近为主要判断依据。
现在我们考查《诗三家义集疏》所辑录的遗说，很明显能感受到它是出于“阐释《诗》学”的基点，所以即便《韩诗外传》以全貌存世，在辑录三家遗说之时，王先谦也极少对《外传》的推演之词加以辑录，这种重视“阐释《诗》学”的倾向是很清晰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诗三家义集疏》与“推演《诗》学”绝缘。因为王先谦常常借助“推演《诗》学”所引的《诗经》来断定三家《诗》的经文，例如《列女传》被王先谦视为《鲁诗》著作，所以理所应当成为王氏校订《鲁诗》经文的依据。但伴随着熹平《鲁诗》残碑的出土，可知《列女传》与真正的《鲁诗》并不一致，由此可见“推演《诗》学”的著作并不可以径直视为校勘材料来使用。王先谦混淆“推演《诗》学”与“阐释《诗》学”的界限，造成了本书的第二个困境。
三、混淆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界限
《诗三家义集疏》还存在将文学作品作为学术材料来研究三家《诗》的情况，这是本书所存的第三重困境。很明显，学术研究强调尊重客观事实，而文学创作则不妨牵扯到作家的主观想象，两者虽存在着互动关系，但本质上则究属两事。以主观的文学创作去比附客观的学术研究，其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班昭，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陈乔枞以其“从祖班伯之学”而定其“用《齐诗》说”，但是她在创作文学作品《针缕赋》时说到：“退逶迤以补过，似素丝之羔羊”，文中对于节俭公正的赞美，显然出自《诗·召南·羔羊》的《毛诗序》：“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不难看出，班昭即便在学术上倾向于三家《诗》，也不妨碍她选用《毛诗》的说法进行文学创作。可见，文学创作是不可以直接作为学术材料加以应用的。
但是王先谦却常常直接将文学作品中的材料用于学术研究，例如他根据张衡《西京赋》“从嬿婉”一句而定《邶风·新台》的“燕婉之求”在《鲁诗》中应作“嬿婉之求”。但实际上，“嬿婉”在另一位《鲁诗》学者蔡邕《青衣赋》中却写作“嬿娩”，这有效证明了文学作品并不能直接学术研究的材料。
在即将结束本文之时，还有一个事实应予以澄清：文中所揭的《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大多能在此前的三家《诗》学史中找到隐约的踪迹，但是《诗三家义集疏》并没有彻底解除这些困境的纠缠，反而在其中走得更深更远。换言之，这三重困境并非《诗三家义集疏》所特有，但却在本书中得到了最具代表性和总结性的体现，这是本文选取该书为讨论对象的最主要原因。但是，这远远概括不了整个三家《诗》学史的得失。欲勾勒出这三重困境在学术史中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其间各种著述的综合比较，这需要另外的专文专著来讨论。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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