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诗歌的秘密通道” ———胡丘陵诗歌中的大我主体解读

   毛靖宇（义乌工商学院 人文旅游分院，浙江 义乌３２２０００ ）

               

          载《湖 南 工 程 学 院 学 报》2016/3

 

摘 　 要：在围绕主体建构问题而展开的诗学探索中，以胡丘陵为代表的后政治抒情诗人，正在传统政治抒情诗与先锋诗歌之间，走出一条新诗主体建构的健康路子。在胡丘陵的《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一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恢宏大度，情理并茂的全新的大我主体形象。从感受方式、主体内涵、哲理品格三个方面对胡丘陵诗歌中的这种大我主体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汶川地震；后政治抒情诗；胡丘陵；大我主体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１８１ （２０１６ ） ０１－００４２－０５

 

  主体“我”是新诗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古典诗歌似乎是无我的，诗歌中“我”的出现，应该是一个现代的事件。不过，从郭沫若的向全宇宙无限扩张，把太阳月亮全宇宙都吞了的“我”，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诗人们打捞潜意识碎片，让读者无从辨认的“我”，在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历史中，“我”也遭到了有力的挑战。

  在围绕主体建构的诗学探索中 ，胡丘陵及其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被称为后政治抒情诗人的胡丘陵，近年来推出了《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长征》、《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等几部长诗。对其作品的细读表明，他的诗歌既具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可读性和真实性，又具有现代主义的深度和技巧。他的诗歌主体恢宏大度，情理并茂，既不像传统政治抒情诗那样易流于空洞概念化，又不像实验诗那样零散碎片化。可以说，在胡丘陵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我形象，以胡丘陵为代表的后政治抒情诗，正在走出一条新诗主体建构的健康路子。在本文中，我想以胡丘陵长诗《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 １ ］ 为例，来谈谈他的诗歌中的大我主体。

  所谓的大我主体，是和小我相对而言的。“小我”一词是指那些专注于一己的所思所感，专抒一己之情之意，而缺乏较大气度与格局的主体。但在胡丘陵的诗，比如在《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看到，这种小我的抒情，被挤到了全诗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把潮湿留给我吧／我的诗歌，至少可以／温暖自己”，而他几乎所有的抒情，都留给了汶川，留给了汶川受灾与救灾的人民。那么，这种主体是怎么建立的？它有什么特点？以下的解读将围绕主体的感受方式、主体的内容、主体的哲理品格三个方面展开。

  

        一、大我主体的感受方式

   

  读了胡丘陵的长诗，比如说《２００１ 年， ９ 月１１日》、《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等等，很多人可能都会问，显然胡丘陵并没有在汶川地震期间实地去过现场，在９· １１事件的当时他更不可能身在美国，那么，诗歌中那些人物，细节，场景，就都是凭想象虚构出来的了，这种虚构的想象是否会影响诗歌的真实性与艺术性呢？诗歌那种高度的真实感与现场感，是怎么达到的呢？这几乎成了胡丘陵诗歌写作中的一个谜。一位胡丘陵的研究者面对这个谜不禁感到“惊奇”：诗人何以有如此巨大的一贯热情去追逐那些逝去的历史场景?［ ２ ］

  其实我想，这个谜正是理解与评价胡丘陵诗歌的关键，而他本人已经在诗歌中提供了答案。按照我的理解，在汶川事件中，没有亲身到过急救的现场，并不影响胡丘陵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感受。我想他一定是以一种特殊的，不属于通常经验意义上的方式来感受的，在《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一诗中，他写道：

    诗人比武警急行军的速度还快

    还没一个人到达汶川的时候

    诗歌的汶川全国到处都是

 

    在所有人还没到达汶川的时候

    我已经通过诗歌的秘密通道

    与废墟里的孩子交谈了三天三夜

  这种比武警还快的速度，是诗歌的速度，而比诗歌的速度还快的速度，则是诗人独有的“秘密通道”的速度。这种秘密通道，正是一种特殊的感受方式，一种不出户而知天下的感受方式。这种感受方式继承了现实主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传统，又有所超越，同时它也不同于先锋诗歌沉潜到记忆深处，打捞无意识碎片，或者独自做着语言实验的感受方式。在这种感受方式中当然有丰富的想象，但更多的是深刻的移情或同情，是以天下人之心为心，对天下人的生活和命运的殷殷关切的同情。我相信，这种同情，已经融入到胡丘陵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成为他个体的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所以，当他在诗中写到那些农民，那些男男女女，老师和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熟悉，他能够像自己亲身经历那样经历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当然，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不那么虚灵的解释，人们会说事实上，他是从媒体，从遍布当今世界每一角落的透明屏幕上看到并想象诗中的一切。但是，听一听诗歌自身是怎么说的吧：

    每天晚上，我都与从电视屏幕里

    发掘出来的尸体

    躺在一起

 

    我不知道把自己的手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把自己的脚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把自己的眼睛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把自己的头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把我放在哪里

 

    我无法触摸自己的疼痛

    下半身埋在废墟里

    忘记自己

    躺在沙发上

  从这段诗歌中我们看到，的确，诗人与大多数人一样，是通过电视屏幕来知道汶川受灾的场景的，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大多数人肯定没有像诗人一样产生这么强烈的肉身反应：诗人感到了疼痛，被埋在废墟里，感到自己成为一具尸体，以至于自己的手，脚，眼睛，头，乃至“我”，全都不知所措，无从安置。这是一种强烈的生命通常状态的改变，因为灾民在受难，所以感受到自己全身上下，从灵魂到肉体，都在受难。而仅仅是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种意识我相信都会立即引起诗人内心的一种负罪感。这是一种深沉博大的感受力。因为只有精神的焦虑，肉体的折磨，才真正触及生命本身。所以，当代诗歌中有人提出“肉体”的诗学，“身体”的诗学，如果这仅仅意味着进行一些与性有关的描写的话，那么，这种诗学也太肤浅了 ［３ ］ 。在我看来，所谓肉体的诗学，身体的诗学，其实是一种感受世界的方式，一个诗人，只有像胡丘陵那样，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整个存在，去感受其他人的感受与体验，以至于深入到肉体最深刻的地方，产生了精神与肉体方面双重的痛苦，这才叫肉体的诗学。而这种肉体的诗学的馈赠则是：痛苦摧毁了小我狭隘的围墙，容纳了世界上更多的事事物物，经过重建后，小我变成了大我，自我达到新的平衡。我相信，这种大我，是胡丘陵诗歌主体与高大上的大我，以及顾影自怜的小我相比的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对当代诗歌主体建设最重要的贡献。

 

         二、大我主体建构的诗歌现场

   

  就这样，这种富于感受力的大我，摄取了包括受灾者、救灾者、植物、动物乃至无生物等诸多物事于话语场中，让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感通，构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诗歌现场。在这个诗歌现场，诗人表达了对受难者的同情，对幸存者的鼓励，对救灾者的赞颂，围绕这个诗歌现场洋溢着深沉的正能量的情绪。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首诗中，只有最后一句：“把潮湿留给我吧”中的主体，才是小我主体。而在该诗其余的部分，诗歌“用最美的意象设计／用张力扎实基础／用正义作为桥梁／用最美的修辞来装饰”，这里所有的努力，所创造的诗歌家园诗意空间，都是为了大我。在这个大我中，包括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数是匿名的，他们有：

  受灾者：在田头歇息的老农民、用手一粒一粒抠着石子的“他”、用并不结实的骨头支撑的“她”、发现无物的旷野是最好的避难所的“大家”、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或孩子、“干活的汉子”及其怀孕的妻子、用胎儿的姿势写出短信的“母亲”、一天一天“吻着残墙”的“姑娘”、“一场婚礼，被一块石头砸碎”的新婚恋人、“用一个证书去换另一个证书”的离婚者……

  救灾者：总书记与总理、从白骨里“掘出花朵”的将军与军人、武警……

  当然，在所有这些人物中，还包括诗人 “我”。“我”仿佛隐身在众多人物中，只有在强烈的情感的激动之下才现身出来说话。

  在所有这些人物中，笔墨的重点，当然落在受灾的群众身上。比如，诗歌写到了在田头歇息的老农民，他的美梦在突然间被地震粉碎；出门干活的汉子，把怀孕的妻子留在家里，结果却是留下无穷的悔恨；像大樟树与母鸡一样保护学生的老师；因为慢了半拍就“不是花朵”的小学生……对于这些老百姓的不幸命运，诗人抱以难以言表的关切与同情，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所能有的也就只有语言，所以诗中写道：

    美丽的语言

    全部被泪水，冲到梦中

 

    所有的动词名词

    都乱七八糟地

    塞在我的胸口

    成为只要我的笔，轻轻一戳

    就决堤的

    堰塞湖

  除了这些人物之外，诗中还写到植物，如嫩嫩的黄瓜花、秋天的红薯、青草，等等，还有动物如猪、老鼠、蚂蚁、母鸡，还有无生物，如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的石头，等等。这些事物分别有其含义，相互之间构成了丰富的张力，共同构成了一个词语现场。比如，在诗歌中有两处提到了“黄瓜花”，一处是在第２节，另一处则是在第１２节：

    他用草根的手抓住悬崖

    身边的这些嫩嫩的黄瓜花

    再也见不到秋天的红薯

 

    讲台下，一片刚刚返青的稻子

    还有那开着小花的黄瓜

    鲜嫩得虫子也不忍靠近

  黄瓜花，是一种农村里最常见的，不引人注意的生物，却与诗中散布于其它地方的植物意象，如野花、白骨中的花朵、稻子、青草等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意象群，而与“慢悠悠的茉莉花”代表的消费性的美相对，象征了一种尽管是卑微的，不起眼的，却又是不容置疑的生命存在，也就是说，它们象征了活在这片农村土地上的平凡朴实的农民，这些农民的生命在灾难中的陨落，引起了敏感的诗人的深刻同情。不过更具体地说，两处提到的黄瓜花在不同的语境出现，它们的具体含义是有所不同的。第２节的黄瓜花，与“秋天的红薯”同义，是旧梦未圆的老农“用草根的手抓住悬崖”，命悬一线的刹那所感受到的，它表达了农民对土地与劳动的热爱，在即将坠入死亡悬崖的一刻，也还是念念不忘田地里的庄稼。而第１２节的“开着小花的黄瓜”，则与“刚刚返青的稻子”同义，用来比喻灾区的小学生，这些小学生也许不能和城里的“花朵”相比，但他们却像稻谷那样朴实，像开着小花的黄瓜那样天真无邪。但正是这样连虫子也不忍伤害的花朵，现在却被埋在地震的废墟中，“花朵不再是花朵”，在这里诗人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同情与复杂的惋惜。

  在进行大我主体的构建中，诗人也没有忘记那些农村里最普通的动物。正是这些动物与人一起经历了这场巨大的灾难。但是在对动物的选择上，诗歌除了偶尔提到猪、母鸡之外，却出人意料地写到了蚂蚁、老鼠，这些以往人们认为是有害的小动物：

    她用并不结实的骨头支撑一个

    不知道是早晨还是黄昏

    蚂蚁蚂蚁

    请为她搬走眼前的砂粒

    让她能够最后看上一眼

    黑色，也是一种颜色

  还有：

    一只老鼠在蠕动

    有一只老鼠

    就不再孤独

    光柱刺了进来

    老鼠的力量比自己伟大

    也因为这只老鼠

    听到了外面人的呼唤

 

    与一只老鼠在一起

    分不清楚什么时间

    废墟下，这个过程

    叫做老鼠时间

  在这两段诗中，埋压灾民的地下的黑暗空间，因为蚂蚁与老鼠这样的小动物的加入，而具有了丰富的诗歌意蕴。蚂蚁与老鼠，本来是一些并不讨人喜欢的动物，但此时，它们仿佛具有了神性。诗人被自己巨大的感受与同情所推动，因而热切地祈祷这些小小的，却“比自己伟大”的神：蚂蚁蚂蚁，请为她搬走眼前的砂粒……，在这里表面上看，诗人是回到了远古的动物崇拜，而实际上，他呼唤的是一种原始的力量，一种民族和人类力量的源泉。在诗人看来，当孔庙、寺庙、十字架教堂也都没能保住自己的时候，唯一能救我们的，就只有我们自己。在一种被灾难挤压到死亡的边缘的极限情况下，我们一无所有，只有汲取存在于蚂蚁与老鼠身上的那种原始力量，才能与厄运抗争。

 

        三、“我思故我在”：大我主体的理性飞跃

   

    如果还能够思想就思想吧

    这是唯一可以做的努力

    我思故我在

    他们笑，就让他笑吧

 

    可以嘲笑幸福

    但不能嘲笑死亡

    更不能，嘲笑那些伤口

  如果说，生活本来是对人的一场严峻的考验的话，那么，在地震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口，这种考验应该更为深刻而不同寻常。“我思故我在”，本来是笛卡尔的名言，用来表达在充满怀疑的现象世界中的自我确认，但是当它被移用到本诗中的时候，竟如此贴切地表达了人类为追求真理而不畏惧死亡的勇气。这首诗也因此不但充满了博大真挚的感情，也充满了对生命意义与生活苦难的深刻哲思。比如，诗中写道：

    大家发现

    空无一物的旷野

    是最好的避难所

    因为，人类的任何财富

    都可能

    砸在自己的头上

 

  这是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而作出的对世俗生活和物质文明的深刻反思。在生活的常态下，人们总是追求物质的最大化，为此他们不惜相互争夺，不惜加快向大自然的索取，这是人类的本性，但是，诗歌提请人们，采用诗人的那种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感受方式感受一下：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多么弱小，在一个像汶川地震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一生积累的巨大财富，可能恰恰成为砸在自己头上的致命的凶器。所以诗歌继续引发了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抛开恐惧，一无所有

    唯一的期待

    也是一种幸福

  人们也许很难把幸福这个词与一场巨大的灾难联系起来，但是在诗人看来，如果被地震压住的人已经一无所有，别无选择，那么，通过思考，感悟，放下一切，抛开恐惧，这未尝不是一种灾难的馈赠。这与后面一部分是相互呼应的，在第２５节，诗歌写道：

    山上的那个寺庙

    与山下的房子一同坍塌

    还有那尊佛像

    连同 ５ 个苦苦的果子

    被埋在另一个世界里

    不知是不是他曾经告诉施主的那个世界

 

    不知道是活人在找死人

    还是死人在救活人

    闭上眼睛，那段生不如死的黑暗

    现在成了一种享受

 

    喝一喝自己的汗水

    黑暗很宽广

    比来世还要宽广

  当然，诗人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当然不会相信什么来世、另一个世界。不过，通过这些朴素的语言，我们的确读到了真理。在人生的苦难和猝发的大灾难中，宗教也无能为力。人应该相信自己，能够救人的，只有人自己。所以，不管是“活人在找死人，还是死人在救活人”，这都是人类的自救行为：活人找死人，是因为活人还能够运动，还能够移动物质改变世界；而死人救活人，是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向死的体验、哲理和勇气，来为同类的生积累经验。

  所以，一场灾难尽管是灾难，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但是如果灾难能够促进人类对自己的反思，改变自己与大自然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总之就是能够在生命上达到一种领悟，飞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场灾难，在万般的无奈之余，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而我们的确从诗中看到：

    终于听到了邻居在外面呼唤

    也许，日复一日

    两人从门缝里，相视无语

    现在从废墟的缝隙

    看到一只手

    比平常从猫眼里看到了对方的上半身

    还要激动

  这是反常的灾难改变了常态世界异常冷漠的人际关系，恢复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温情的例子。还有，甚至连离婚者的婚姻，也在灾难中得到了拯救：

    石头，野蛮地砸着文明的选择

    在婚姻的尽头

    用一个证书去换另一个证书

    两人都想闭上眼睛

    让往事

    从痛苦回到甜蜜

  包括结婚、离婚在内的人类制度本来是人类“文明的选择”，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文明的选择事实上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安定与生活的幸福。诗歌中提到的这对夫妇，正是已经走到婚姻的尽头，用一个证书去换另一个证书，这表面看是文明的表现，但是，这种文明是多么让人痛苦不堪，充满讽刺与悖谬意味的是，恰恰是地震那野蛮的石头，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两人重新牵手逃亡

    比第一次牵手还紧

    就这样有人误入别人的梦里

    有的误入死亡

    有的误入幸福

  正是在这种深刻的领悟中，胡丘陵对灾难的反思，也就超越了通常的物质或者社会制度的层面，而达到了精神的高度。也许在胡丘陵以诗人的眼光看来，世俗常态之下人情的冷漠、人心的隔阂所造成的“荒原”一样的社会图景，比８级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还要严重；相反，如果在地震中能够警醒人们从根本上重新认识生命，重构良性的人情秩序，那么，似乎所有的物质与生命的代价，就都是值得的。也许这种过于深刻的领悟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诗歌在接近结尾的地方强化了这种认识的飞跃的印象，在这几句诗中，沉重的，对人的生命造成巨大威胁的“石头”，获得了“鸟”的自由轻盈的形象：

    原来过去所有的道路

    都不一定是道路

    越过石头

    或者攀跃树杆

    一只鸟

    从头上飞过

        四、结语

  胡丘陵诗歌中的主体是一种大我主体，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一种阔大的气度与充实内涵。在《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一诗中，这种主体超越了小我的感官的限制，用诗人富于感受的“秘密通道”去感受与体验灾区人民的苦难，在诗歌中构筑了由各色人物、动物、植物等等所构成的救灾现场。在诗歌中，主体不仅向灾区人民表达了深刻的同情，对指挥、参与抗灾工作的领导、子弟兵、志愿者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而且将对灾难的思考引向了精神层面，从而使诗歌获得了更高的理性品格。

参考文献

［ １ ］胡丘陵．２００８ ，汶川大地震［ Ｍ ］．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８．

［ １ ］邓 艮 ． 公共空间、历史意识与主体重建［ Ｊ ］ ． 湘潭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６ ） ．

［ １ ］陈仲义 ． 肉身化诗写刍议［ Ｊ ］ ． 南方文坛，２００２ （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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