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水师战船模型（资料图）
中国式战争方式与中国式海防观念（二）：以明清之交为例
闭关政策和以内河贸易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此际中国的远洋贸易规模相当有限，因此缺少／发展远洋海军和推行海上扩张战略的动力；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海防的总体目标仅是维持守势，进而以要港封锁、海岸拒止、岸基反登陆作战等陆上行动挫败其攻势；其水师沦为“保商靖盗”的海岸警察。
漕运与明代海防体制
早在汉唐时代，中国即不止一次有过建立水军与大规模舰队作战的记录。（东）晋末孙恩、卢循蜂起于浙海，以楼船与官军相攻防；隋唐两代东征高丽，皆以“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然而此际的“舟师”、“水军”与现代意义上的海上力量或海军相去仍多——按照E·B·波特的总结，后者应包含作战舰艇、舰载武器、训练有素的水兵、岸基设施、位置优良的基地、商业航运以及有利的国际盟约（《海上力量：一部海军史》）。换言之，海上力量应当是确定的政治与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一个要件齐备的系统，而舰队只是诸要件之一；至于汉伐东越之水师（前111年）、隋征高丽之舳舻(612-614年)、唐战熊津之舰艘(663年)，它们更像是为达到某种特定战术目的而在短期内扩充的功能型武装，且带有浓厚的陆上战争色彩，故其舰模时大时小、建制时存时废，在系统性和持续性上存在诸多欠缺。
我们也可以自同一角度审视作为海上力量有机组成的海防系统(CoastalDefenceSystem)。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述及，海上作战的目标在于获取制海权，制海权则可藉全面的“海上控制”(SeaControl)与消极的“海上拒止”(SeaDenial)而得实现。故所谓“海防”，实际上是指以达成单纯的海上拒止为目标的水陆军事力量及其行动，也就是郑若曾所言的“固海岸，严城守”。和带有更显著跨海力量投送（海上控制）性质的“舟师”一样，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受惠于跨海入侵风险的不足，中国的海防体制在全面化和完备化方面进步迟缓，至明代方成大观。
据《海盐县图经》载：“海上自有戍，盖自汉始也。”此处所述浙海之戍系为捕盗所设，细目不详。唐天宝元年(742年)，朝廷于登州、东牟设捉守；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复于登州、澄海设水军弩手两指挥，并升登州厢军平海水军两指挥为禁军。登州岸防机构的常设可视为中国海防体系建制化的开端，但依旧囿于一隅。至12世纪，有南宋（11271279年）偏安于东南，背海立国，乃于福建、浙江、淮东等路分设沿海制置司，以其“肃清海道，节制水军”，相较专守一地的先例已是大大进步。而元朝(1271-1368年)承袭宋制，于浙海、闽海、广东等处分戌兵马，设立卫所、海站，下辖战舰水军若干；至武宗(1307-1311年在位)时，北起山东、南至粤海的整个东南海岸皆有水陆兵马常驻戍守，可视为海防系统基本成形的标志。鉴于自13世纪起即有倭船来寇，此举与“备倭”显然不无关系。
日本海军绘画“明治元年天保山冲海军天览”，展现的是1867年春明治天皇在大阪天保山冲检阅各藩献纳给国家的6艘军舰（总排水量2000吨）的情形。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阅舰式。（现代舰船）
“有限战争”：从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
按照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的看法，在16世纪以前的“前哥伦布时代”，海上力量（舰船）的机动性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那一时期，游牧民族的骑兵和骆驼队从欧亚大陆中心的草原和沙漠地带出发，对围绕这一中心地带的大陆和近
海岛屿（也就是所谓外新月形地带）构成威胁。而日本作为外新月形地带东部边缘的一个岛国，虽然也曾为元朝远征舰队的跨海入侵阴影所笼罩，但并未被彻底征服，一直处于置身事外的状态。到了19世纪中叶，伴随着以海上力量机动性为工具的“哥伦布时代”趋近尾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扩张到了东方。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Perry）率4艘“黑船”驶抵江户湾，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第二年，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嗣后又发展为对欧洲列强普遍开国的《安政五国条约》。至此，日本被强行纳入了世界体系。
当代日本战略学者江畑谦介曾经指出：“由于日本的领土100%为海洋所包围，不依赖海上交通就无法生存，因而日本之为海洋国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于日本向海洋的开发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海洋与大陆究竟哪个才是日本的生命线，向来存在疑问。”这一描述概括了日本在地理上的两大特征：它既是海岛国家，又临近大陆。麦金德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将日本定义为“滨外岛”，他认为，滨外岛在本质上和外围海上强国（英美）属于一个集团，它们都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强国独占欧亚大陆“世界岛”（World Island），所以日本很自然地具有发展海上力量、成为海洋国家的倾向。
地理上与海洋国家之间的亲近感，后来成为著名的“脱亚论”的渊源之一。这种倾向不难解释：日本虽然处于欧亚大陆的“滨外”，但和亚洲大陆相隔较大空间，如本州岛距朝鲜半岛就有161千米之遥；而整个日本东海岸只有少数平原，主要城市和人口集中带都是面向太平洋而不是亚洲大陆。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既和中国一衣带水，又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不过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安全角度而言，日本又不可能真正“脱亚”—它的四个主岛绵延1932千米，相当于美国东海岸从北到南的全部长度，整个海岸线长达27370千米，还有3900个近地小岛，最远部分到达北回归线附近。换言之，日本的海上防御区足有北大西洋加欧洲那么大，还要加上整个地中海。自硫球向南延伸的群岛链构成一个长长的新月形地带，靠近亚洲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中国的东侧；而由亚洲大陆延伸出来的朝鲜半岛突出在外，犹如一把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即使是出于自保，日本也必须时时关注亚洲大陆内部的权力分布。这种介于海陆之间的战略位置和历史传统，为日本采取模仿英国的“海洋中心”战略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期间，聚集于吴港的日本联合舰队。（资料图）
日本对英国的效仿和艳羡，一方面是因为后者同样身为“欧洲西部一蕞尔岛国”，却能“做到国旗翻处，万民钦仰；兵舰向处，无不慑服。数百年间，益国威于世界，其势至今不衰”，而这种局面完全是因为英国能“唯水师论之真理，槖籥应用、微妙操纵”（肝付兼行：“海战论序”）。对一个自然资源和人力极为贫乏、无从依靠原材料和市场的规模优势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范例显然极富吸引力。另一方面，英国从来没有放松对陆上事务的关注，它在欧洲大陆扮演着制衡者的角色，时刻警惕着有单一强国要独霸欧陆、对英国进行封锁或入侵，这也颇合日本西窥亚洲的传统。
“黑船”来日的第二年，德川幕府就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教官讲授海军战术、炮术及航海要领。“王政复古”之后，明治政权延续了幕府的政策，继续致力于扩充海军、提升海洋能力。兵部省在1870年起草的《海军更张建白文书》明确表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1883年，日本海军将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开始实行“第一期对清军备扩张计划”，其中首期扩充计划为期三年，购买防护巡洋舰以下军舰13艘；第二期扩充计划则包括外购和自建3艘安装320毫米巨炮的法国式海防舰“三景舰”，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从1881年到1887年，日本海军的经费增加了200%，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预算审议权由内阁转交国会时，海军年度预算已经高达930万元，占岁出的11.7%。到1894年借朝鲜问题向中国启衅时，尽管联合舰队仍旧没有克制“定”、“镇”巨舰的有效手段（新锐的“富士”级战列舰刚刚开工），但在新型巡洋舰和速射炮的数量上已经占据优势。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海军建设完全复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既有系统，从造船、人员训练到远航、后勤保障无不齐备，这也是日清战争日方海战获胜的主因。
日清战争甫一结束，日本马上开始了针对俄国的备战，兵锋直指正在借西伯利亚铁路把手伸向远东的罗曼诺夫王朝。1896年起，日本海军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对俄军备扩充计划”，目标是一支建成拥有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的一线舰队，所以也称为“六六舰队案”。“六六舰队案”的第一期内容为新购2艘15000吨的“敷岛”级战列舰，第二期为增购2艘15000吨级战列舰“朝日”号和“三笠”号，为确保技术的先进性，所有这些军舰全都向英国船厂订购。加上更早时候完工的“富士”级，6艘各安装4门12英寸主炮的英式战列舰构成了日俄战争爆发前联合舰队的主力。此时日本陆海军军费支出已经占到年度预算的一半以上，到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3年，日本海军舰艇总吨位已经从1895年的6万吨增加到27.9万吨。1902年，东京还与英国缔结双边同盟，获得了对俄战争所需的政治保障。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日方才得以在1904－1905年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取得可观的胜利，成为东北亚事实上的霸主。
日清、日俄战争的胜利，表面上可以归因于日本军事准备充分、指挥筹谋得当、国家上下同心、军人拼死用命等因素，而从战略层面看，最大的明智之处在于打了一场资源投入集中、目标清晰明确的“有限战争”。首先，一举投入全部海军，在主要战区建立区域制海，把注意力放在对敌方作战平台（舰队、要塞、海军炮兵）、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要点（要港、商埠、前进基地）以及陆军登陆地带周边海域的有效控制上，摧毁敌方的作战舰队并封锁其口岸。继而利用此种区域制海权，以相对较少的地面力量占领重要陆上目标（1894年时是朝鲜半岛，1904－1905年时是整个南满），实现阶段性胜利。到此时为止，对手将面临一种战略两难——如果他们不计损耗、投入足够多的兵力和装备，也许有希望在陆上逼退日军；但因为主力舰队已被消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施跨海迂回攻击，更不可能威胁到日本本土，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没有希望达到完全的胜利。这种情况下，假如对手急欲减少损失，最保险的方案是谈判媾和、接受日本方面的要价，而日本则藉此达成战前设定的目标。
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克旅顺口。（资料图）
以日清战争为例，丰岛海战爆发后，大本营草拟了以争夺黄海制海权为主务、灵活机动的作战计划，预定以陆军在朝鲜进行牵制作战，联合舰队则在海上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则视海战结果而定：如果海战胜利、取得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兵力在渤海湾登陆，在河北平原与中国陆军决战，攻占北京；如果未能取得制海权、但中国海军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派陆军击退朝鲜的中国军队，单独占领朝鲜；如果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控制，则在朝鲜前线执行攻势防御，先取得战术胜利、再寻机将部队撤退回国，加强本土防御。当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给予北洋海军以重创、使后者丧失机动能力后，夺取制海权的目标宣告达成，陆军自可以长驱直入。
日俄战争的局面则要更复杂一些。东乡平八郎大将麾下的一线兵力和以旅顺港为基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大致相当，但俄方在开战后调动波罗的海舰队自欧洲来援，倘若这两支舰队能够会合，日方即使有装备和人员素质之优，也很难断言一定可以取得正面交战的胜利。所以，夺取制海权的关键在于能否各个击破，抢在波罗的海舰队抵达远东之前先歼灭旅顺舰队。为达成此目标，日方可谓殚精竭虑，即尝试过奇袭和诱敌战，又实施了长期岸轰、沉船阻塞等效率不高的行动，其间还因为触雷损失了2艘战列舰，最后才由陆军在付出惨重伤亡（伤亡达6万余人）的情况下攻克岸上要塞，以陆基火力将港内舰只轰沉。至此，东乡终于能够集中力量准备与波罗的海舰队的决战。1905年5月27日，风尘仆仆的波罗的海舰队（此时已经改称第二太平洋舰队）在朝鲜半岛和九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与日舰遭遇，8艘俄国战列舰有6艘沉没、2艘被俘，战死、烧死和淹死5000余人，损失舰艇超过20万吨，而日军仅沉没3艘100余吨的鱼雷艇。俄国至此再也无心恋战，于当年9月在《朴茨茅斯和约》上签字。
应当承认，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方兴未艾的日本而言，即使是实现这种“有限战争”的目标也是相当吃力的。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已经因为过高的军费开支陷入财政危机，陆海军军费在岁出中占的比例从未低于过45%；日俄战争本身的花费则高达18.6亿日元，直接导致日本国债从6亿日元上升到24亿日元，人均税负从1903年的5日元上升到1906年的10日元。幸运之处在于，此际的中国和俄国虽然同为庞然大物，军事动员能力和战争效率却极其低下，不独无法将人力、幅员、内线优势等潜力转化成现实的力量，甚至也无法把已有的军事资源全部调动到战区、对日方形成优势。日清战争期间，日方在第一线的陆海军兵力上一直与清方相差无几；日俄战争期间，旅顺俄舰的“要塞舰队”策略使其对战局发展未能发挥应有影响，陆上俄军则时而集结混乱，时而逡巡畏战，始终不能作为一个高效的整体发挥作用，才使得数量有限的日军可以从容达成战术目标。假使俄国不是因国内政治危机爆发、急欲停战媾和，又或者前线俄军
指挥官更为胆大激进，则日方是否能收获胜局还未可知。
从“亚洲门罗主义”到“大正德谟克拉西”
早在明治维新之初，即有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基于“海外雄飞”的观点，鼓吹对朝鲜和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对比当时日本的主要模仿对象英国，这一做法似乎有些突兀，不过从历史上看，英国可以施行离岸制衡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欧陆国家在疆域、人口以及军事力量上的相似性，在这种格局下，西班牙、尼德兰、法国乃至德国总是交替崛起的。一段时间里，当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处于鼎盛状态、开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时，英国可以从容组建制衡联盟，在不直接投入陆上作战和扩张的情况下对大陆强权进行遏制。而日本所面对的东亚大陆在历史上始终是由一个单一强国中国控制的，这个国家曾试图跨海入侵日本（元朝的忽必烈远征）；19世纪中叶以后，居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庞然大物俄国也开始朝远东扩张，这使得日本对自身安全处境估计的悲观程度远远大过英国，在肢解中国、使其不足以统一东亚大陆以及遏制俄国方面也有着更大的冲动。另一方面，明治维新主要是由长州、萨摩两大强藩的藩士主导推动的，萨摩藩因为临近海洋，历来有重视海军的传统，而长州藩一直是陆军的把持者和大陆侵略的鼓吹者。为了争夺对军事预算以及中央政策的控制权，长州藩出身的一批陆军军人在推行大陆扩张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明治重臣山县有朋在1890年发表了一份《外交政略论》，可谓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指南。该文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为守卫主权线；二为保护利益线……大凡国家不得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国，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所谓利益线，指的是“与邻国接壤并与我之主权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其焦点在朝鲜和满洲；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必须以强力“排出”之。日俄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刚好实现了这一目标。但美国恰好也在此际鼓吹“门户开放”政策，希望维护“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并且“为得此项机会均等”，需要“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言下之意必须阻止任一国家在中国的独占性经济和政治利益。于是日俄冲突的结束也埋下了日美矛盾上升的伏笔。
1911年，参加过日俄战争的海军大学教官佐藤铁太郎出版了一部厚达900页的著作《帝国国防史论》，提出了“疏远自卫，热衷侵略，必宽亡国之基”的观点。佐藤认为，最适合日本的国家战略是“海主陆从”，应当“节制扩充军备之费，将其用于致力生产事业之进步，所引致之资本增加自可维持国运之伸张”。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对英国国家战略更高层次的模仿：停止耗费巨大的陆上扩张，把注意力放到发展海洋经济上，并以发展海洋能力来带动钢铁、机械、电气、光学、通讯各个产业的进步，增进国家财富、提高人民收入。佐藤还认为，日本没有必要保留数量过大的陆军，因为威胁国运的并非陆上入侵、而是海上封锁。在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海军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后，东京在军备方面只需要继续巩固海上优势，而裁减陆军不仅节省了开支，还可以提供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对外交问题，佐藤也有他的见解：日本应当扶植并联合中国，抵消俄国南下的野心；在此情形下，日本扮演的是英国的角色，中国则相当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普鲁士，海权与陆权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1914年时的“金刚”号战列巡洋舰（资料图）
佐藤的观点代表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界和军界的一种和平扩张思想：他们希望将日本经济的基础转移到远航贸易和商业开发上，借助日本在东亚的特殊地位，开发这一地区的资源和市场，同时节制武力、削减军费开支。但和平扩张在实施上有几大问题：首先，作为后发国家，日本所面对的亚洲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为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要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提升硬实力。但佐藤铁太郎们的“和平扩张”需要足够的剩余资本、确实的原材料产地和市场，这很难在短期内获得，较为直接的方法只有重新洗牌，依靠武力改变既有的势力范围分布，这与大陆扩张政策不谋而合。此外，日本在日清、日俄战争中之所以能获胜，与英美两个海洋国家在财政和外交上提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这两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亚洲秩序有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容忍日本独树一帜，于是“海主陆从”路线可谓先天不足。
1905－1907年，美日两国一度处于战争边缘，老罗斯福总统派遣“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以威慑日本。在此背景下，围绕1906年开始起草的《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日本军政两界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核心是以俄国还是美国为第一假想敌，以陆军还是海军为主要的发展方向。由于争论双方势均力敌，最终出炉的是一个妥协案：俄国和美国分别被设定为第一、第二假想敌，陆军扩充案以平时25个、战时50个师团为目标；海军则要建立相当于美国七成实力的一线舰队，即8艘战列舰加8艘装甲巡洋舰。在此之后，陆海两军为争夺有限的预算，继续展开倾轧。
8艘战列舰加8艘装甲巡洋舰的建军方案也称为“八八舰队案”，它是佐藤铁太郎和另一位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通过精细的计算导出的。佐藤和秋山认为，日本的财力不足以支撑一支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对美国海军采取攻势的舰队，所以海军在日美冲突中应当采取守势，兵力以满足控制本土周边海域及与大陆之间的交通线为限。美国海军分布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需要同时保有两支大舰队，如果日本海军在规模上达到美国的七成，就可以压倒仅占总实力五成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赢得海战的胜利，或令对手放弃主动进攻的意图。但这个方案需要的资金相当可观，势必与汲汲于扩充陆军师团的“大陆政策”拥护者发生矛盾。实际上，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的内阁刚刚在1913年底通过高达1.54亿日元的海军预算案，就被山县有朋联合陆军军人与立宪同志会搞下了台，预算案也被废止。
1930年时的“加贺”号航空母舰（资料图）
与之相反，大陆扩张的拥护者获得了现实中的机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不仅把这个重要的商业竞争者完全驱赶出了亚洲，而且利用英法等国忙于在欧洲厮杀的机会，取得了独占中国市场的地位。1917年日本商品出口总额达10.88亿日元，出超6.15亿元，在超额利润刺激下，社会生产全面攀升，化学、轻工、电力业产值普遍增加4～5倍以上，钢产量1917年为79.3万吨，居世界第9位；船舶保有吨位达23万吨、居世界第4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由传统的债务国一下子变成了债权国，外债由19亿日元降为16亿日元，对外债权却由8.1亿日元猛增到43.7亿日元，战前就已高度膨胀的“大陆扩张”野心受到刺激，发展的更加热烈了：1914年11月，日军攻陷德国在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
青岛；1915年1月，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8日得到北京政府承认，彻底灭亡中国的浪潮达到了顶峰。
美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1915年10月，海军部长丹尼尔斯签署了一项总预算5亿美元、时长5年的海军扩充计划，后经修改成为著名的“三年造舰计划”，从1919年开始实施，内容包含新建10艘超无畏级战列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比当时日本拥有的新型主力舰（1艘无畏级、4艘超无畏级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多一倍。作为回应，帝国国会不得不于同年通过了作为“八八舰队案”第一阶段的“八四舰队案”，先将海军兵力增加到8艘战列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1918年度预算中再度增加2艘战列巡洋舰，成为“八六舰队”。到1919年6月，终极版的“八八舰队”预算案终于获得通过，计划在1927年前完全建成，届时海军一线主力将增加到舰龄不满8年的战列舰8艘、战列巡洋舰8艘，同时还保有舰龄超过8年但不满16年的二线主力舰8艘。但这一计划仅能保证海军实力在1923年左右与美国大致对等，如果美国再增加新的造舰计划，日本的财力已不足以应付。
1920－1921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日本1920年的出口贸易额比1919年下降了近40%，而1921年度财政总预算15.34亿日元中，仅军费就占了49%（其中海军军费4.82亿元），又回到了日俄战争前竭泽而渔的状态。美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很严重，双方遂一致同意举行国际会议、重新商定太平洋-远东地区的国际秩序和海军军备限制，这就是始于1921年底的华盛顿会议的初衷。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大陆扩张、主张对美克制的海军大臣加藤友太郎力排众议，接受了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5：5：3的方案，换取英美两国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尤其是对原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占领。1922年《华盛顿条约》正式达成，世界海军进入了长达十四年的“海军假日”。
“海军假日”初期是日本近代史上和平扩张主义占据上风的少数时代之一。“大陆政策”的鼓吹者因为“一战”末期无功而返的西伯利亚远征宣告失败，暂时处于蛰伏期、支持“政高于军”（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主张的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与出身经济学家、记者和民主派政党的原敬、币原喜重郎、滨口雄幸等首相对外推行间接控制中国的缓和路线，对内注重经济、民生问题，其代表性的政策为“协调外交”，即在中国和太平洋秩序问题上尊重华盛顿体系，以谈判和协调的方式解决问题。明治时期以军人和保守贵族集团后台身份出现的元老阶层此时已经日益凋零，其中的仅存者西园寺公望公爵转而成为遏制军事扩张主义与民粹主义、推行亲英美的和平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由于这一时期主要是由大正天皇统治，所以也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