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楼上
提起最具鲁迅气氛的小说，学术界公认的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指的是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前者写于1924年 ，后者写于1925年，如果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还是一个在乱世中犹豫挣扎的知识分子，那么《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已是一个找到一条生路的知识分子，只不过那条看似“生的路”，实质上也是一条“死路”。
“五四”落潮之后的1924年，鲁迅经历了新文化阵线的分化以及与弟弟周作人的分裂，这在他心中无疑是充满苦闷和孤独的，但他并没有一味沉浸于此，而是以更加“忧愤深广”的笔触去探寻和思索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历史命运。《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我”，实质上透视的是，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激烈的启蒙运动之后的走向问题，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个体，当五四热潮逐渐褪去之后，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导致他们陷入“敷衍模糊”的彷徨中。
《在酒楼上》是一篇内容深切，形式特别的小说。主要情节以两个人对话形式展开，好比一系列的问答题，“我”在其中充当了提问者，而吕纬甫则是一个答案的提供者。小说中的“我”所占比例有限，大段的叙述都是出自吕纬甫之口，所以，在这篇小说中，是以吕纬甫为主角“我”为配角来展开的一场关于出路的人生探讨。
理解这篇小说，向来有一种观点，“我”与吕纬甫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可以将吕纬甫和“我”合二为一，好比一个在时代剧烈变革下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前途问题，内心在做着一番剧烈的挣扎。从人格探讨的角度来讲，对话形式下所展现的是一个人在“本我”和“自我”之间所进行的自我反思、自我审问与自我否定。
在佛洛依德的人格理论中，“本我”不顾现实，只要求满足欲望，寻求快乐。吕纬甫在通篇小说中叙述了两件“无聊的事情”，一件是给早夭的弟弟迁坟，一件是给曾经的邻居阿顺送两朵剪绒花，其结果却是就算这两件“无聊的事情”也没有真的完成，早夭的弟弟坟墓是空的，而阿顺也去世了。
在给早夭的小弟迁坟时，他回忆说在发号“掘开来”的命令时，用了“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来形容。在土工们面前，在迁坟现场，至少他是一个主宰者，他的命令把控着现场节奏。而唯有发号施令的那一刻，可以与五四时的他相媲美，那时的“本我”是一个敢于去拔掉神像的胡子，在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还会动手的热血青年。那么，现在的他成了什么样子呢？
当他掘开坟墓发现里面竟是空的之后，明知道这件事已没有必要继续，但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完成，其目的是“足够骗骗我的母亲”。这就是现在的他，“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进行着自我欺骗。在第一件无聊的事诉说结束的时候，吕纬甫对自己做了一番“本我”总结，“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根据吕纬甫的叙述，他的“本我”可以分成两个时段，“五四”时的我和“五四”后的我，“五四”时的我意气奋发，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当“五四”的热潮退却后，敷衍模糊的我出现了。前后两段时期都是“本我”，其区别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我”。对于前后两个“本我”之间的巨大差异，从人格的平衡性来说，中间的鸿沟该由谁来填补，这时“自我”的作用便展现出来了。
在佛洛依德的人格理论中，自我活动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它既要通过知觉和思维来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作为控制系统把人们违背道德规范的欲念驱回到无意识中，对精神活动起调节控制作用。吕纬甫在诉说第二件无聊的事当中，进行的恰是通过“自我”对“本我”的修补。所以，这两件无聊的事，不是平行关系，而是递进关系。
他在诉说第二件“无聊的事情”之前，先进行了一番“自我”审视，“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我怕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在讲阿顺的故事时，他重点讲了阿顺为他调的一碗荞麦粉，虽然吃起来像儿时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沙糖一样难吃，但是他却在痛苦中硬吃完了，最后得到的是阿顺一个忍着的得意的笑。吕纬甫之所以强忍着吃完一碗并不好吃的荞麦粉，正是在“自我”的驱使下完成的。
他从“自我”的角度，对阿顺的行为和神情进行了解读。当他吃不下去时候，正好看见阿顺站在屋角里，从她的神情里读出了她的害怕和希望，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在鲁迅的笔下，塑造最成功的两类人物形象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篇小说当中，特别是在第二件无聊的事情当中，这两个角色发生了碰撞，作为农民的阿顺在人格上给予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吕纬甫足够的尊重与信任，这也正是吕纬甫心中对于母亲嘱托的两件无聊事中，他更喜欢为阿顺送两朵剪绒花的原因。
在鲁迅的小说当中，他习惯运用大量的象征手法进行“自我”审视，乃至对时代的审视。作为曾经的五四青年，吕纬甫热衷于社会改革，希望推翻农民肩上的三座大山，这也是心存觉醒的农民阿顺所希望的，阿顺代表的是心怀善良的农民阶层。他们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寄予了厚望，但又害怕什么都不会变。那么最终变革的结果是什么呢？对于吕纬甫而言，从一名激进者沦为一名消沉者，陷入“敷衍模糊”尴尬的境地。对于这样的困境，“自我”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本我”充满了无力摆脱的无奈。他为自己背离了原来理想的软弱与不彻底而自惭形秽，同时他又尽心尽力地做着“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的无聊事情。他所做的第二件无聊事情正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心怀善良的农民阶层的一种心理安抚。这样的行为正是在“自我”意识的驱使下对曾经的“本我”和现在的“本我”所做的一种抱歉式的修补。
在人格中，由于自我来自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所以它的本职是表达外部世界的需要，但它往往又与本我保持友好的关系；有时也把本我的精神能量引向自己，成为本我的忠实奴仆。当本我顽固不屈时，自我则会服从现实，把本我与现实的冲突加以掩饰，斡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但同时，自我又受到超我的监视，超我毫不考虑自我的处境，只按为自我制订的准则要求它，如果自我不服从，那将会遭受到某种惩罚。
上述这段人格关系表现在吕纬甫身上便是，在现实面前，本我先是选择了反抗之后又选择了屈服，而自我面对吕纬甫先后两个版本的“本我”，它所起的作用便是做“无聊的事情”以掩饰本我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但同时自我又受到超我的监视，作为“中间人”的自我，既被本我驱使，又受到超我的限制，在艰难的履行它的职责。在吕纬甫的自我意识中，他对现在的自己并不满意，所以他的精神倍受煎熬。那么，问题来了，小说中的超我又是谁呢？
人格理论中的超我按照道德准则对人的欲望和行为多加限制。吕纬甫经历了两个“本我”，五四时期的他所受的制衡来自于时代的召唤，追求民主进步自由便是制约他的“超我。”五四之后的他所受到的最大制约便是生存问题，在小说中，不止一次的提到钱的问题。迁坟的事早该进行，苦于没钱；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再去教老旧的书“子曰诗云”。而他所做的这两件无聊的事情，又受到“母亲”这个社会角色的制约，尽管掘开坟什么也没有，尽管阿顺已死，他还是选择告诉母亲这两件事儿都办好了，与其说是让母亲安心，倒不如说是为了完成他心里的“孝顺”，为此不惜忽略真实的世界。
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统一的人格。在人格的三个方面中，自我扮演着一个难当的角色。它既要受非理性的本我的逼迫，又要受严苛的超我的监察。
本篇小说中作为主要发言人的吕纬甫，比作为叙述者的“我”更能代表鲁迅心灵深处的声音，吕纬甫与“我”可以说是鲁迅自我精神历程的某种折射，是两个不同的鲁迅。他们二人之间的对话关系，可以看作是作者两种声音的外化。综合到一个人身上，上升到人格的高度，即可理解为“本我”与“自我”的一场较量，最终的“我”冲破了“本我”的藩篱，实现了超越“自我”。鲁迅一向主张“立人”的思想，他认为只有有了个人的人格独立和完善才会有国家的兴盛。在小说中的结尾，我们看到最终的“我”从吕纬甫的现实世界中分离了出来，选择了一条难走却通往光明的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全新的“超我”监察官，可以实现三者的协调统一，保持一个正常人的人格。
这让我们想起鲁迅说过的关于路的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小说中的吕纬甫所进行的自我反思、自我审问和自我否定，无不是现实中的鲁迅所经历过的挣扎。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置于不施麻醉的绝望之中而且去反抗绝望，但绝不会把自己置于一个无所事事的舒适区，这，就是鲁迅的选择，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的人格也是最强大的，因此他能够成为中国20世纪独一无二的先行者，与其说是他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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