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刚才提到古埃及文字，那么考古学和书法研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刘：从方法上来说，我认为现代书法研究要走出文献的范围，一定要和现代考古学结合起来。沧浪书社前几年开了个“兰亭论辩”，这次论辩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兰亭论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都是属于文献学范围内的辩论，没有本质上的进步。六、七十年代郭沫若用了二重证据法于《兰亭》的研究，但他用了正确的方法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王羲之这个时代的《兰亭序》应该是隶书。他便用了南京地区新出土的《王兴之墓志》，王兴之是王羲之时代的人，碑文用的隶书，但这是一个孤证。他的方法看起来是对的，结论却是错的。王力有“例不十，法不立”的学术准则，而郭沫若的错误不仅在于孤证，而且混淆了古人用于铭石与用于日常书写的书体区分。如果大家用现代考古学的资料论证这个书法史的老问题的话，书法史就不会囿于乾嘉时代文献考据的局限。章草我们如果只限于文献的研究，只有《出师颂》、《月仪帖》是最早的刻帖资料、一直到赵孟頫的作品，这些都是古文献，仅此而已的话，这个研究就没有任何发展与创见。我们研究秦汉简牍，即使在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包括“兰亭论辩”，应该有些新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的学术论断。我写了篇文章得到了李学勤先生的赏识，就是《钟繇和长沙吴简书》。长沙走马楼的吴简出土以后，其中的有楷体字和钟繇的《宣示帖》是很相近的。走马楼吴简是有纪年的，最早的纪年正好是钟繇死的魏太和四年(230)之后第二年，即吴嘉禾元年(公元232)，这说明在钟繇的时代这种书体在南方已经在使用了。我做了这样一个比较研究，从走马楼吴简论证钟繇的“旧体”楷书确有其事，钟繇都能有，那王羲之怎么会没有呢？钟繇早王羲之近150年，那么王羲之的《兰亭序》“新体”的存在还会有多大争论呢？这仅止于一个例子，显然运用现代考古学研究成果于书法史研究，肯定会打开书学研究的新局面。如果只限于乾嘉金石学的方法论，那么我们现在对章草就没什么好研究的了。你们提出章草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命题。如果能够重新来梳理我们的书法史，不简单从魏晋人以后的书论来研究章草，我们肯定有新收获。前代人很多在研究章草，清代人也研究了，这为我们章草史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有益的。我们的艺术创作实践是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王遽常、钱君匋他们的章草创作就已经走在学术理论的前面了。但是我们“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我们对创作现状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对重新认识章草是很有价值的。
张：你的这番开释非常重要，我相信会引起很强烈的反响，言简意赅，而且方向感非常准确。
刘：您看我这本新书(指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五月出版的《书法艺术概论》)，请你指点一下，我这里谈到了简牍对当代隶书的影响，有当代书法家，包括章草，你看梅墨生写的章草也带有汉简的味道。其实我们研究的范围还可以很广的。自从汉简出土以后，很多人就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了，王遽常这个肯定是个代表人物，因为他写的早啊，梅墨生这个是我当时随手取的。当代人写这种字字独立的草书，很自然地就把章草带进去了。今天这个已受到汉代简牍隶书影响的时代，在草书中如果没有汉代隶草的味，便有些冬烘味了。
问：这也与我们当代掌握比较丰富资料有着很大的关联吧？
刘：是啊，20世纪简牍和甲骨出土，首先造成了一代学问，出现了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他们这一批历史学专家，重新认识了商史。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出土，就没有这一代的学术巨匠，这些人在以后的学术史上都能站立起来。重新认识了商代以前的历史，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书法界，像董作宾，罗振玉他们自己就写字，写甲骨文式的篆书，他们最先运用甲骨文模式，到后来影响到黄宾虹。想一想清代哪有他们这种写篆书的？没有。如果说没有看见甲骨文的话，你写出来还没人敢认可你呢，，因为他们没看过真正的殷商古人是怎么写篆书的。所以二十世纪书法受到近现代考古学的影响包括篆书、隶书、楷书和草书，草书就是指章草。因为当时哪有那么多现代意义上的大草今草，都是用窄窄的竹木简写字，章草是主流形态。到汉代末期的时候有纸张用于书法艺术了，这也是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否定草圣张芝的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像张芝这样的书法家那时候是否也会用纸书写。在《淳化阁帖》中，张芝一方面他的《秋凉平善帖》是章草，而《冠军帖》是今草，没有证据我们不能随便的否认。《冠军帖》是宋代人摹刻上石的，还是应该说是比较严谨的。如果没有张芝今草的话，也就没有王献之这样的草书了。有人想当然地否认了张芝的《冠军帖》，是否也捎带着否定了王献之的《鹅群帖》、《中秋帖》？我要重复饶公的一句话：“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智慧！”就像我们看赵孟頫的章草，不管怎么样，他都还是和古章草有一定关系的，和秦汉简牍书里的草书也是有关系的。看来，你们提出章草研究这个学术课题确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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