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梗概:林道静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的。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着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当遇到共产党人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方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而平庸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青年学生林道静在革命斗争中“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历程。从作者杨沫关于个人早期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自述中可知,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杨沫的影子。
小说人物:林道静——生活原型:作者杨沫自身。 杨沫(1914~1995年),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汨罗,1914年0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58年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青春时期的杨沫
余永泽——生活原型:张中行(1909-2006.2.24)杨沫第一任丈夫,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学者,国学大师。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北大学生时期的张中行
江华——生活原型:马建民(1911-1985年)杨沫第二任丈夫,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人。他15岁时即参加了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委书记、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 杨沫与第二任丈夫马建民
卢嘉川——生活原型:是作者根据多年对共产党员的观察塑造的最光辉的形象,其原型主要是陆万美、路扬及贾汇川。陆万美是北平政法大学的学生,领导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卢嘉川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他。陆万美,作家,北平大学肄业,1932年参加左联,并任出版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白莉萍——生活原型:刘莉影和白扬,刘莉影当时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30年代已小有名气;白杨(1920——1997)杨沫妹妹,著名电影演员。
杨沫与卢嘉川原型的“不了情”
《青春之歌》一部命运多舛的不朽之作:《青春之歌》是已故女作家杨沫(1914-1995)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1958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初版本)后,迅速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1959年初,这部作品又被及时改编成电影,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公映,取得了轰动效应。然而,在风光无限的背后,《青春之歌》这部“十七年”文学“红色经典”系列中绝无仅有的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可谓是命运多舛,不仅面世前饱受“难产”之苦,而且在诞生后不久就受到质疑。1959年初,郭开首先发难,随即《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展开了有关《青春之歌》的热烈论争。论争聚焦于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尽管讨论的结果是肯定意见占上风,但杨沫却相当谨慎地根据批评意见作了修改,在1960年的再版本中大量删减了林道静投身革命实践后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结合的8章和领导“一二·九”运动的3章。虽然“文革”后,评论界许多人认为这次修改是概念化的,但杨沫在1978年出版的重印本(定本)中,依然以修改过的再版本为主要依据。199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沫文集》,《青春之歌》(定本)被收入第一卷,自此,其版本变迁终于尘埃落定。
我是在197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晚八点十分至九点的“小说播讲”节目中陆续听到这部巨著的片段的,一年后读到的全书。
“难产儿”一经问世,却出人意料的极其畅销。1958年9月5日杨沫日记中说“《青》书已出九十四万册了”。到次年中,已突破130万册的大关。“十七年”的文艺政策的要求是“写工农兵”。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歌》能够问世并受到热捧,也许这样几个原因可以释然:原于主人公林道静--这个在革命洪流中艰难成长的小资产阶级女性。
《青春之歌》的主题紧紧扣住了当时的时代脉搏:当林道静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中时,她身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与革命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发生冲突。作家写出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才能完成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的根本转变。
文革时期:黑云压顶不寒而栗 尽管杨沫根据各种批评意见,在初版的基础上对《青春之歌》做了一番精心修改,1960年再版时不仅增加了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领导学生运动的部分,而且尽力清除有关“小资情调”、“小资意识”的描写,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那种以粗暴的阶级斗争态度来对待文艺作品的“激进”文学思潮成为绝对的控制力量时,“《青春之歌》的这种‘不纯性’,使它成为‘毒草’;而当年的批评者也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超前’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
1967年3月以后,“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黑“修养”(即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矛头指向刘少奇。文革前就批过《青春之歌》的郭开又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批判《青春之歌》,说这部书是替刘少奇和彭真树碑立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话语有可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利器。杨沫虽然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但她在革命队伍中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就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使她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一直非常谨慎。
1966年8月23日,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北京文联和文化局的大院。被揪打的作家越来越多,亲眼目睹老舍先生被揪斗的场面成为杨沫最惨烈的记忆,她感到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杨沫也在事后心有余悸地说:“我是漏网之鱼。”此时,曾写文章为《青春之歌》辩解的陈笑雨(马铁丁),几乎与老舍同时,投永定河自尽;曾帮助杨沫联系出版《青春之歌》的阳翰笙成为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的反动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之一;几乎所有为《青春之歌》说过话的文艺界领导全部被打倒,如周扬、蒋南翔、林默涵、陈荒煤、何其芳等等。杨沫感到黑云压顶,不寒而栗。
无奈之下,她本能地把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当作“救命稻草”,让小女儿把康生对《青春之歌》的正面批示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刘少奇倒台以后,因康生的批示中有一句涉及到刘少奇,杨沫逐渐停止使用。为防不测,她先后给姚文元、文联领导等处写信,表明自己与刘少奇、彭真毫无牵连。又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当作“护身符”与郭开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这些招数可能起到了一点作用,它使造反派对杨沫的态度犹豫不决。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文联领导浩然竭力保护了她。所以尽管社会上大批《青春之歌》,可是在文联内部,杨沫却不曾被揪出来上台挨斗。
杨沫:一生的血与泪 作家徐然是杨沫先生的长女,她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曾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其中提到过母亲和白杨因《青春之歌》而起纠葛。徐然在书中提到白杨是母亲杨沫的亲妹妹,她们姐妹之间的感情很好,是相亲相依的同胞姐妹。但是两姐妹的矛盾因为《青春之歌》而起。
1958年末,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青春之歌》由有关部门确定推上银幕。白杨得到《青春之歌》将拍电影的消息后,曾数次来到北京,争取饰演该片的女主角林道静。而“北影”的著名电影导演崔嵬认为,林道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白杨的年龄偏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杨希望姐姐杨沫能够给她以帮助。杨沫曾做过努力,然而她的努力没能奏效。后来,杨沫又给白杨出主意,让她去找找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志,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局是尽人皆知的—————白杨未能在电影《青春之歌》一片中担任主角。《青春之歌》于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公映,由于崔嵬成功的导演,和影片优秀的演员、摄影阵容,以及女主角谢芳的成功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著名演员白杨
就是这件事,白杨和姐姐有矛盾了,在一段时期她曾埋怨姐姐没有为之尽力。但是姐妹之间的亲情,使得二人最终还是言归于好。90年代后,杨沫和白杨都步入高龄,她们同卧病榻,1995年12月杨沫去世,9个月后,白杨也长逝于上海。
杨沫在《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中有这样的记述: 我的初恋十八岁:1931年夏,不能上学了。我去河北省香河县教书时,认识了玄(张玄,即张仲衡,后来的国学大师张中行)。他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从此,我们相爱了。
这一年冬,听说我怀了孕,他突然变了,变得那么冷漠无情。我常去找他的那间公寓小屋,已经没有一丝温暖的热气,只有冷冰冰、愁郁郁的面孔等待着我。“黄叶已随秋风去,此生不复见花红。”好像我把他的前途葬送了似的,从此,我默默地忍受着揪心的痛苦,不再去找他。我不能在北平城里生孩子。我到了北平附近的小汤山,住在三妹的奶妈家里,决定在他们家里生。这样既可保住秘密,又可在生产后就地找个奶妈哺养孩子。临产前几天,三妹的奶爹李洪安从北平城里雇了一辆人力车把我接了去。我那个情人,眼见我一个人大腹便便地去生孩子了,却连送我一程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呵!1932年的七、八月间,在一个乡下产婆的照料下,我受了好大的罪,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了下来。这是个男孩,生下几天,就把他送到预先已找妥的奶母——一位姓葛的农民家里去寄养。孩子安置好了,我住的那一带村庄正流行霍乱,每天死人。产后12天,我就雇头毛驴,仍由李洪安把我送回北京城里来。
回到北平后,在家中养了一阵,逐渐恢复了健康。于是,那个人的爱情又上来了,而且很炽热。而这时,那个倔强的我消失了;一个多情的、软弱的灵魂又回到我身上来。因为我还在爱他,一点也不知恨他。从这以后,我才和他公开同居,成为他的妻子,同住在沙滩一带的小公寓里。给他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地一起过了5年的穷日子。我的儿子萍,我们艰难地抚养着他(每月给奶母家十元左右的钱)。有一天,奶爹突然来找我们说,孩子病了,叫我们去看看。我急忙买了药,还买了一只很漂亮的皮老虎,我和他一同到小汤山去看萍。当黄昏时分,刚走进葛家的小院,我几乎晕倒——一具小棺材高高地架在院子里,我的儿子死了!好不容易生下来,活了一岁半的萍患白喉病死了!我倒在葛家的炕上哭了一夜。而那个人呢,似乎减去了沉重的负担,稳稳地睡了一夜。为纪念萍,我曾写过一首拙劣而挚情的旧体诗,至今还记得这样四句:“买来皮老虎,儿已入黄土。黄土太无情,永隔阴阳路。”
历史有时真会和人开玩笑,那样地“无巧不成书”,颠颠倒倒地令人眼花缭乱。我早已忘掉了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而且还扮演了一个颇为道德的角色。专案组里有人告诉我,为调查我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他。调查的人以为他会恨我(因为思想不合,是我抛弃他的),一定会说出我的什么“反动”历史来。可是,调查的人失望了。他在本单位原已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顶住了调查我的压力,他说了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
张中行是一个可爱坦然的老夫子:中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张中行1909年生于河北香河一个普通农家,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熊十力、周作人、胡适、梁漱溟、刘半农等人都做过他的老师。张中行先生治学61年,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谙详西方哲学,纵观古今。他豁达大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有深刻的理性思考。杨沫的三妹、电影明星白杨的这个艺名还是张中行给起的。白杨考上北平艺专后,就请有学问的姐夫给起个名字,张中行就在他最喜欢的《古诗十九首》中取“白杨何萧萧”一句中的“白杨”二字为名。
张中行老先生在去逝曾与一位记者有这样的记载:上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后,舆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即张中行,张中行的答复是“没有在意”,“那是小说不是传记”,又说,“只要是小说,即使书中的余永泽直接叫成张中行,也没关系。”
据说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当年于是之要演余永泽前,还到张中行工作过的出版社找过张,要跟他谈谈感受,借机体验生活,以便塑造好余永泽的形象。这个不能忍受啊,一般人是不能忍受的。
第二任丈夫马健民:来自河北深泽。是著名作家老鬼的生父。他还是杨沫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担任过北师大的校长,党委书记。杨沫晚年回忆这位丈夫时写道:当年他年轻、英俊,他有一颗忠于革命的心。
第三任丈夫李蕴昌:祖籍河北新城县。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
自我感叹:生活真是不公平,学富五车的张中行,资历深厚的马健民,还有这个脚踏实地的科学家李蕴昌,都没有一个满怀革命豪情的初中生、写了一本稚气的革命书的杨沫混得好。这真是革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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