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语文教材编制模式的研究成果，共同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规律。把握这些特点与规律，是深入推进汉语文教材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一）把建设母语教材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归宿
无论是研究本国语文教材还是研究外国母语教材，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为本民族母语教材的建设和母语教育的发展。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贯彻了为了民族母语的发展这一宗旨，研究文章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为汉民族的母语教材建设出谋划策。这就充分体现出研究者热爱母语、保护母语、建设母语的文化情怀。比如，分编（分科）型教材主要是西方母语教材的编制现象，汉民族教材中分编（分科）现象并不多，研究者注意站在民族立场，花大量篇幅研究与分析汉语文教材中的分编（分科）现象，而对外国大量的分编（分科）教材案例的分析，其目的是为我所用，把对我国分编（分科）型教材的探索上升到给汉语文教材建设注入活力的高度。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研究外国母语教材结构体例，其目的就是“拓宽视野，从而获得借鉴”（叶丽新）。这种立足母语为了母语的情怀，突出表现在识字教材编制模式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每一种识字教材类型的研究，都力图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出发，体现对汉字发展规律的充分尊重，都是为着汉语文化的发展，字里行间渗透着热爱和弘扬民族语言文化的思想感情。
（二）普遍运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
一是本民族不同教材编制模式的比较。如对合编（综合）型和分编（分科）型这一对模式的研究，无论是探寻它们各自编制的理论基础，还是概括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或是指出进一步改进的办法，都普遍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并落实到对这两种业型教材的建设上：“华族文化圈中的主流母语教材……尽可能吸取分编（分科）型教材的优点，使综合中有分析，分析成为综合的基础与前提。……中西方将不断加强母语教材建设的经验交流和借鉴，共同推进合编（综合）型母语教材建设。”（温立三）又如，研究者在指出“主题—情境”编排方式的历史继承性时，又用比较的方法指出了它与传统的主题编排方式的区别：“由于语文实践活动设计的融入，这种主题单元的编排方式并不是20世纪初的内容编排方式的简单重复。虽然都有以内容为主的编排取向，但是当前教科书单元主题的选择和确定，强调的是从学生的经验和语文实践活动出发，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容单元往往是以社会问题为核心来组织的。”（郑国民、陈晓波）再如，在研究词串识字模式时，研究者将之与其他如集中识字、注音识字、字族文识字和分散识字等多种识字模式进行了比较，概括出词串识字模式在继承多种识字方法优点前提出下的创新之处。通过本民族语文教材的不同编制模式的比较，可以让读者对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获得全面的认识。
二是中外不同教材编制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对中外语文教材模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占有和分析大量外国母语教材的基础之上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母语教材对建设汉民族的语文教材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同样是分编（分科）型教材，汉民族的分编（分科）型教材与西方的分编（分科）型教材区别何在？研究者经过比较后发现，西方大多表现为语言与文学的分编（分科），我国则主要表现为文言与白话及阅读与写作的分编（分科），而少有语言与文学的分编（分科）。对于这样的不同，研究者从我国表意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点入手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上述较为可信的结论。又如，研究者对我国和日本各自的集中识字教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低年级教学重点、编排意图、是否与语言知识学习相结合等方面分别加以区分，这就使汉民族的集中识字教材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三）对模式的描述给人以纵深感和厚重感
历史研究法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上述教材模式研究者普遍追溯有关模式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变历程，梳理出各自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发展。对于那些传统教材模式，研究者描绘它们的演变轨迹，给人以历史纵深感和文化的厚重感。如对合编（综合）型教材和分编（分科）型教材这两种主要模式，研究者作了认真细致的史料爬梳，把合编（综合）型教材的发展归结为纯文选、文选加评注、单元编制、综合编制和专题板块这五个发展阶段；分编（分科）型教材虽非我国的主流模式，但研究者还是披沙拣金，梳理出我国分编（分科）型教材理论研究与编制实践的脉络，概括出自现代以来，我国的文言和白话、语言和文学、阅读和写作这三种汉语文主要分编（分科）型教材的探索和发展历程。
对于大模式统率之下的子模式的研究也是如此。关于阅读主线型教材和写作主线型教材，研究者用一段话简要指出它们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文选型教材那里，……读写关系的暧昧，使得语文训练的科学性不强。……随着发展，教材的构件元素逐渐增加，训练的专门化意识逐渐增强，人们开始强调对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分别培养。语文教学的任务是多重的，既要培养阅读能力又要培养写作能力、听说能力等，教材编排时的平均用力有些困难，也未必科学。以某方面的训练，特别是阅读或写作能力训练为主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成为一种选择。这样，阅读主线型教材、写作主线型教材等随之出现。”（李冲锋）又如，研究者把“主题—情境”编排方式放在单元编排方式的演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这是继以选文的体裁或题材、社会问题、人文话题、写作知识、语文能力训练点等作为组织、编排单元的核心要素之后，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语文教材单元编排方式。这就让读者能明确地知晓这些编制模式发展的来龙去脉。
对于几种识字教材模式，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历史的起点追溯到先秦时代，展示这些识字教材模式在新时代中呈现的新的面貌。如对词串识字研究，就专设“词串识字模式的继承和创新”一节，认为这种识字模式“绝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传统蒙学识字教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对“韵语识字这一中断了近百年的传统经验的继承”（朱家珑、张庆）；对集中识字法的历史渊源，研究者也追根溯源，得出“研究我国古代识字教学的基本经验，可以发现，其基本特点就是集中识字”（付宜红）的结论。
由此看出，研究者把教材模式的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链条之中，既强调其历史的继承性，又突出在当代的变化发展，给人以历史感和时代感，从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四）强调不同编制模式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曾几何时，有人对于语文课程能否成为一门学科表示过怀疑。大概因为语文课程是个大杂烩，实践性有余而理论品格欠缺。过去有人曾经从认识论原理、辩证法原理、社会学原理、教育学原理、心理学原理、方法论原理等多个方面，对语文教材编制的理论基础进行过探讨，追寻过语文教材编制中包括语言学原理、文章学原理、文艺学原理、美学理论等学科理论依据，但这些研究大都笼而统之，缺乏系统。本次研究则大不相同，研究者针对不同的模式，深入探讨其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它让人看到，无论是语文课程建设还是语文教材编制，都有诸如思维哲学、新方法论、认知心理学、课程理论、学科理论等作为理论支撑，没有这理论依据，模式无以成立，学科无以建立，有了这些理论依据，语文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教材编制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在众多理论中，系统论原理得到合编（综合）型、阅读主线型、写作主线型、多线交织型、随文识字型等多个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如随文识字教材研究者指出：“按照系统论的基本观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个系统，随文识字教材就是一个系统。不过，它不是自然存在的系统，而是一个人造系统。”（杨再隋、刘中林）系统论原理成为多种教材模式赖以成立的共同的理论基础，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五）指出存在的不足和指明改进的方向
研究者深知，研究这些编制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汉语文教材的建设，这是教材模式研究的根本落脚点。他们在总结不同模式优点的同时，指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或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例如，关于合编（综合）型教材模式中的几个子类型，研究者指出，阅读主线型不易处理阅读与其他内容（如听说训练和语文知识）的关系，并带来语文教学实践上厚此薄彼的问题。为此，研究者认为，今后的阅读主线型教材的编写，应该由知识型向能力型转变，而不是按文体、主题和知识为序进行编排。写作主线型的不足之处是，这类教材虽然能够顾及或尽量顾及阅读和口语交际能力等的训练和语文知识传授，但它不能担负起全部语文能力训练和语文知识传承的重任，对其他方面的训练势必很难做到全面、系统、深入，而是有所减弱，为此，研究者提出，今后的写作主线型教材的编写，要在加强学生言语实践能力的基础上，提升言语实践活动在教材组织和编写中的重要位置，以言语实践活动为中心，让选文系统、知识系统和练习系统为言语实践活动服务。多线并行（交织）型的局限是，在教学实践中线索多条，头绪较多，需同时进行几项内容的教学，这对一部分教师来说可能难以兼顾，难以协调，不易把握，所以，这类教材在今后的编制中“要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注意抓住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这条线索，做到既有重点，又齐头并进”（颜禾）。知识主线型教材的语文知识教学容易显得枯燥乏味，引发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方法习惯型的局限性是，在教学实践中可能过于强调方法或习惯而忽略语文实践，忽视读写听说的训练等问题。研究者为上述两种模式的弊病作出恰当的诊断后，也分别开出了相应的救治药方。
关于小学识字教材模式，研究者指出，随文识字教材的缺点是科学序列性差，生字随课文出现，随意性很大，很难利用汉字自身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为此，研究者建议，可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适合做教材的现成篇目，在找不到合适的篇目时，可以把没有进入课文的生字挑出来，或者请作家“造句”“写文”，或者编者自己亲自动手，把生字写入文章。对于集中识字教材，研究者指出，这种教材往往过于重视语文的工具性，把语文课上成了单纯的语言文字训练课，忽视了儿童的情感、心理和学习状况，甚至盲目借鉴成人扫盲的做法，忽视儿童的心理和认知，为克服这些缺点，广泛采纳其他识字教材（如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相结合）的优点是完全有必要的。
以上关于不同教材模式的缺点和改进建议，是模式研究中最有价值最值得关注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