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迷雾中隐现的鄂国

    鄂国历史悠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据《史记》等文献记载，黄帝的姞姓子孙封在鄂国(今河南南阳市北)，夏商时就已经成为诸侯国。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时以西伯、九（鬼）侯、鄂侯为三公。这说明至少在商代，鄂国就已经十分强大。

    当殷商王朝进入纣王时代，朝政本已积重难返，加之纣王文过饰非，刚愎自用，肉林酒池、亲佞远贤，诸侯多有不满之心。九（鬼）侯的女儿因天生丽质入选王宫，但因看不惯妲己的淫荡而惨遭杀害，九（鬼）侯也被纣王煮成肉汤分给诸侯喝。鄂侯对此严重不满，进谏纣王，结果被纣王杀死并制成尸干示众。西伯昌闻知，不由拍案：“太过分了！”不料被崇侯虎侦知，报告纣王。纣王囚姬昌于羑里，杀其长子伯邑考以示训诫。《战国策·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章载，鲁仲连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车，百日而欲舍之死……”《史记》之《殷本纪》、《鲁仲连列传》所载亦同。

    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

    遗憾的是，鄂侯被杀害后，鄂国、鄂族不再见于文献记载。但传世与近年收集和出土的有铭铜器中，有一些属于古代鄂国之器，这些青铜器，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早期，最晚至西周中晚期。国内历史、考古学界由此推断，西周初年，鄂国遗族南迁至汉水流域，当时，鄂国还是周王朝屏藩南土的重要屏障。

    鄂国南迁，究竟到了汉水流域的什么地方？国内历史、考古学界争论数十年，仍未有定论，其意见多集中在：一是河南南阳；再者是湖北鄂城；其次是湖北随州。其分歧源于唐张守节对《史记·楚世家》的正义。《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鄂，张守节《正义》引刘伯庄云“今东鄂州是也”，又引《括地志》“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这里的东鄂、西鄂，分别指今湖北鄂城和河南南阳。包括徐中舒、马承源、杨宝成、徐少华、张昌平、张剑等诸多国内专家学者，均主张“鄂国地望在河南南阳”，国内专家学者支持“鄂国南迁地望是河南南阳”，多与两件西周青铜器有关——鄂侯驭方鼎和禹鼎。

 噩（鄂）侯驭方鼎共有铭文11行86字，记载了周王南征淮夷之角、僪后回到坯地，噩（鄂）侯驭方纳献于天子，并与周王同宴、会射，周王赏赐噩（鄂）侯美玉、马匹、弓矢等财物，鄂侯为感谢天子之赐，而作鼎铭载的事情。

西周时，鄂国为西周所封之南国中的大国。因其地处汉水以北、淮水以西，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成为西周南疆之屏障，周王室倚之以经营南方并控制东夷和南边的淮夷，因此，颇受周王之重视，常给予丰厚赏赐并与其通婚以笼络。因此，鄂国曾一度与周王室关系密切。噩（鄂）侯驭方鼎便是佐证。

从鼎铭内容还可以分析，周王南征回师的路上受到鄂侯朝见，并与之同宴、会射，说明此时鄂国当为周王所经之地，应在周京以南，淮夷以北(淮夷指商周时期生活在我国东部的黄淮、江淮一带的古少数民族地区）。南阳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这个推测。

上图显示的是青铜器禹鼎，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鼎为圆形大鼎，一对直耳立于口沿之上，微向外移，其腹部较浅略鼓，三足呈兽蹄状。口沿下饰简化餐餐纹一道，腹部饰环带纹一周，耳外侧施以两道凹弦纹，足上部饰以饕餮纹。禹鼎保存状况较差，表面呈黑褐色，部分地方有绿色锈，其锈蚀较重，在腹壁甚至有因锈蚀而形成的孔洞，因而也影响了其长篇铭文的释读。然而就是这段难以解读的铭文，记载了西周灭鄂国的血腥史。

禹鼎内腹壁铸铭20行，每行9～3字，包括重文3字、合文2字，共计207字。经过专家释读，铭文分为五段：禹先自叙其先世及武公命禹继承其祖考掌管井邦；接着叙鄂侯驭方叛乱，率领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南部疆土，周王命西六师与殷八师前往讨伐，因鄂师据守匡地，未能攻克；随后武公派遣禹率亲兵，包括兵车百乘、甲士二百、徒兵千人前往匡地，协助西六师和殷八师作战；禹经过苦战，胜敌立功，擒鄂侯驭方；禹铸做这件宝鼎记载战功。

也就是说禹鼎记载了鄂侯率南淮夷、东夷反周，侵伐周之南国、东国，因而周天子下了彻底消灭鄂侯驭方，并连其国内老少一并剪除（“无遗寿幼”）的诏令，遣主帅武公带兵一举攻下鄂都，俘虏驭方，作器铭功的事情。“南淮夷”、“东夷”当指居住在淮河中下游和淮泗一带东夷集团的各个族邦，鄂侯率他们反对周而伐南国、东国，说明鄂与他们联系较多，来往方便。西周时，南阳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周室威胁极大，所以引起了周天子恐慌而倾兵灭鄂。史学界多认为，此次事端导致了鄂国被灭，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了史学悬案。

2012年，在南水北调南阳夏饷铺段施工工地发掘出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21座，陪葬坑1座。这个墓葬群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

　　

1号墓出土的青铜鼎等文物

1号墓青铜器上的金文  

1号墓出土的玉璧

1号墓出土的玉虎

其中一号墓为大型竖穴土坑墓，墓室长6.4米，宽4.3米，葬有木质棺椁，外附一米厚的青膏泥。青膏泥有很强的防腐效果，古人一般在棺椁外边封薄薄的一层用来保护墓葬，但像这种外围全部用一米厚的青膏泥保护起来，棺椁盖盖上以后再用青膏泥又封一层的墓葬很罕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高贵。

由于墓葬群位于渠道内，大型机械作业时对其造成了一定破坏。但考古工作者还是在该墓葬中相继出土了青铜鼎、簋、鬲、壶、盘、车马器，玉戈、玉璧、玉玦、玉璜等23件（套）重要文物。

在周代，鼎是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被视为传国的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在当时有着严格的“列鼎制度”。文献记载列鼎的数目是：天子九、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该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递减，应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

包括6件列鼎在内的9件青铜器上都刻有“鄂侯夫人”铭文。如“唯正月初吉己丑鄂侯作夫人行鼎”、“鄂侯为夫人作行鼎”、“鄂侯为夫人作行簋”、“鄂侯为夫人作行鬲”等。据此可以认定，1号墓主人应为西周鄂国的某位“鄂侯夫人”。

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一号墓中出土的那个刻有“养伯辅自作宝壶其子子孙孙永宝永享”字样铭文的铜方壶呢？况且其落款还特意署名：“壶为养国国君”！其实，“壶为养国国君”应该理解为，这个铜方壶可能是养国国君送的，是两国交好的见证；也可能是鄂侯的战利品或周王赏赐的战利品。应当注意的是，铜方壶在当时是重要的礼器。

养国是西周时期的嬴姓小国，有关养国的详细情况，历史文献资料基本失载。目前，关于养国的确切地方，史学界有四种争论，一为在今河南沈丘县东，二为在安徽临泉以东，三为在今河南襄城鲁山北、郏县西南的宝丰县境，四为桐柏县月河镇左庄墓地附近。夏饷铺村“养国国君”铭文，对于研究养国历史提供了宝贵依据。

铜簠铭文：“鄂姜作旅簠”

    5号墓为中型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出土2件铜鼎、2件铜鬲、2件铜簋、2件铜簠、1件铜壶、2件铜铃、1件玉龙、1件玉璜、1件玉串饰。2件铜簠和2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图鄂国铜器中提到作旅的问题，旅是祭器，根据古代“祭器不逾境”的惯例，若无特殊情况，这批铜器的出土地点必定在鄂国境内。

6号墓编钟铭文：“鄂侯作”

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

这件铜方彝身作方形，呈长方形口，屋顶形盖，盖上有钮，直腹，下腹略收，长方形圈足，饰窃曲纹。方彝在商周时期是一种盛酒器，根据当时规定，只有有爵位的人才可享用。6号墓出土的这件铜方彝保存完整，纹饰精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

6号墓出土的铜尊

6号墓出土的铜编钟

   编钟作为重要的礼器是权力的象征，天子的墓中应有4套，诸侯墓中应该为3套。这是男主人墓中的特征。

6号墓出土的铜鱼

6号墓出土的带木柄的铜戈

    考古人员还发掘出了3件铜戈，它们都带有约1米长的木柄，保存如此完整、带有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铜戈属于兵器，是男性主人墓葬的特征。

6号墓出土的木俑

     6号墓还出土了两件 1米多高的站立式木俑、、一套铜编钟等珍贵文物，都比较少见。 

6号墓和5号墓并列，二者相距3米，虽然6号墓在早期已经被盗掘，但此次仍出土了包括铜方彝、铜戈、铜编钟、铜尊、铜鼎、铜簋、铜銮铃、铜辖、铜马镳等青铜器和木俑、玉龙、皮甲、漆木器等在内的百余件（套）珍贵文物。其中1件铜方彝和3件保存较完整的带木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弥足珍贵。一组6件套的铜编钟上之“鄂侯”铭文揭示了墓主人的身份是鄂国的国君。

从出土文物和青铜器铭文以及墓葬的布局、结构、形式推断，6号墓埋葬的是西周晚期的一位鄂侯，5号墓墓主人应该是这位鄂侯的配偶。

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破译了两个历史悬案：西周中晚期以后，鄂国不仅未消亡，而且是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方国；这一时期及至春秋晚期，鄂国地望在河南南阳，而非它地。

也正因此，一旦鄂侯叛乱，声势就会十分浩大。西周中晚期，鄂国国力强盛，而周王室日渐衰微。与周王室关系不错的鄂国，不断扩张强大，与周王室开始交恶，鄂侯驭方竟率南淮夷、东夷共同叛周，并曾攻入西周腹地，对周王室造成严重威胁。周王虽然同时派遣西六师和殷八师前往镇压，仍然不能取胜。最后加派武公的亲兵，才取得胜利，可见此次战役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而此次伐鄂战役中，周夷王命令不仅要彻底消灭鄂侯驭方，连其国内老少也一并剪除，表示了周王对鄂侯叛乱的深切痛恨，同时也说明周王室对于南疆的重视以及淮夷问题的重要性。 

周厉王暴政，南淮夷乘机叛周。厉王攻打南淮夷，有一定成效，但攻打鄂国时，战果不佳。郭沫若说，周厉王其实是“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841年，就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

    鄂国曾东迁至湖北鄂州，再迁到今湖北大冶鄂王城，前840年灭于楚。

噩侯方彝，西周，湖北随县安居羊子山出土

噩侯弟口季铜尊，左下小图为器物上所刻铭文。

上图显示的是1975年在湖北省随县安居出土的“噩侯弟口季铜尊”。时间断代在西周早期，器高19.8厘米，口径为18×17厘米。该器物体近椭圆形，喇叭状大口，长颈，下腹稍鼓，圈足。腹侧有一龙形兽首，腹饰四道凸弦纹，圈足饰一道凸弦纹。器内铸铭文两行八字“噩侯弟口季乍旅彝”。

　　噩侯弟口季铜尊，是研究鄂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尊上所附单把兽首，是鄂器所特有的特征之一，显示了鄂国历史上的尊贵和独特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