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村落信仰是一个基于宽泛的“天人合一”理念而被构建出的内容迥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世界，尽管它并不涉及诸如普世价值的沉重命题，但中国复杂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依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关于“乡与土”、“神灵与祖先”的现实与“超现实“体系。在这个复杂的体系中，神灵偶像、民俗节庆和村落神庙形成“三位一体”的支撑架构，并因为客观环境的区别而互为表达、异彩纷呈。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全貌
中国封建社会过于集中的政治架构和知识分子层级分明的精神世界，掩盖了村落信仰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每一种由村落发展起来的文化往往需要通过牵强附会来达到包装自己并进入上层社会的目的，比如由民间方术起源的道教必须攀附老子的道家学说以丰富内涵，作为河南民间拳种的太极拳也需要通过张三丰达到“玄之又玄“的目的。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爬上金銮殿的文化符号回过头来嘲讽还有着几分朴实的村落信仰，成了一幕”始乱终弃“的文化悲剧。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真武庙
仔细思量，村落信仰的涵盖范畴带有一种极强的“错位感“。很难想象在生产力逡巡不前的情况下，村落信仰是如何在口耳相传之间被蒲松龄演绎成《聊斋志异》这样的不朽名著。纵使这位短篇小说之王博览古今，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来臆造”花妖狐魅“的精彩世界。我始终相信在东亚特殊的文化环境里，精神和信仰是高于物质的人类最终追求，而集中反映精神内涵的村落信仰也终究会成为构建旅游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元素，以区别于越发雷同的物质塑造手法。
神灵偶像是村落信仰的核心，是立足中国农民对于自然的敬畏而被臆造出来的生活化的“万能之神”，是一种以科技进步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所缺乏的文化崇拜物。中国特殊的近现代史塑造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和工业社会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现代工业社会对于人类精神世界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未来的乡村旅游中所透露出的文化气息，即使达不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样的高度，但是有助于弥补因为繁琐的社会化大生产而造成的精神“伤痕”。毕竟现代化教育也没办法隔断中国人对于土地神、灶王爷、财神、月老等文化符号的喜爱，以及对于平安、富足、小康、爱情的向往。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佛像
看看济州岛上的土地公、土地婆和日本浅草寺的招财猫，我们就会发现包括村落信仰在内的民间信仰很容易外化为具体的旅游产品和旅游吸引物。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中，有太多太多的值得开发和塑造的民间信仰，比如泰沂地区崇拜的“石敢当”、“泰山奶奶”，东北农村信仰的“秃尾巴老李”、“黄大仙”以及河洛地区奉若神明的“龙王”、“河伯”等。相较于大量的村落信仰遗存，我们更缺乏的是多维的旅游发展思路。没有什么文化元素是一定要摆在神坛上顶礼膜拜，只要对历史充满了敬畏之心，任何的尝试都是有益。而如果旅游开发者们忽略了这些具有价值的东西，就往往坐视它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文化元素的开发决不能抛离其植根的文化环境，村落信仰更是不能离开乡村作为其发展的环境。以“石敢当”为例，这位始于西汉的民间镇宅英雄，代表了中国人“家国安定”的美好愿望，并在口耳相传间形成了初级的衍生产品。它本是最具特色的乡村信仰，如果被搬离了乡村而进入某些二流的旅游景区就必然失去存在的价值。乡村旅游里的“石敢当”并非神坛上的偶像，他永远是和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是贴近一般游客的旅游吸引物，是带给游客温柔的祝福并让游客彻底放松的旅游产品。泰沂地区的乡村旅游也应当跳脱出现有视野，赋予“石敢当“更加的人性化的外在形象，更加温暖动人的内在气质，更加曲折委婉的情感故事，成为比肩”招财猫“、”土地公“的旅游吸引物。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关帝庙关公像
神灵偶像所出现的文化土壤决定了它与巫术、迷信密不可分。所以，在复兴重建神灵偶像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必须重视——厘清其与封建迷信的界限。曲折的历史道路总是和我们开着玩笑，在贫穷迷狂的岁月里被我们打倒的东西，又需要在一个发展至上的时代里被重新拾起。这样的拾起是有选择性，是必须构建在当代人的价值体系之内，弘扬贴近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真善美“。龙王不再是需要祭品的思雨神灵而转变为寄托风调雨顺的时尚摆件；月老也不会随便的牵几根红线而更多的寄托爱情的向往和守望。这样的旅游产品一方面保护乡村旅游精神世界的纯洁，另一方面也在改变当下农村并不乐观的信仰诉求。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可汗庙可汗像
将民俗节庆归于村落信仰的范畴，估计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中国乡村极度贫困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其不可能产生自发的娱乐活动，只有冠以尊神祈福的功利化名号才能确保短暂的娱乐和大量的“消费”被生活重压下的农民所接受。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以及其衍生的庙会、灯会、舞龙、舞狮等，都是村落信仰在世代沿袭和传承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时尚、风俗与礼仪。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戏曲《曹庄杀狗》
个人看来，二十四节气及其相关的民俗风尚是乡村旅游最该把握的部分。再没有一个文化符号能如此直接的指导中国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并衍生出种类繁多的“产品体系”，你随便点出一个节气，就会有不同地区、不同风俗、不同样式的各类仪式或产品让你大快朵颐。时值芒种，北方送花神、南方煮青梅、安徽安苗求丰收、贵州打泥巴仗求爱情，诸如此类，不知凡几。如果能够巧妙的将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与乡村旅游实践相结合，是能够极大的拓展乡村旅游的外延，实现产品层面的突破。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龙鹤福
当然，对于二十四节气的利用绝不是“实地考古”并形成产品谱系，中国农村由极度贫困所形成的对吃的眷恋，太容易使后工业时代的乡村旅游堕落为都市人群关于一顿餐饭的回忆，而失去了对于乡土气息的寻找，并从此走上一叶障目的道路。“吃”很重要，融合了传统二十四节气饮食习惯的“吃”更加的重要，它会在短时期内形成丰富的产品体系和宣传噱头，但这只是乡村旅游探索发展过程中极小的一部分，怎样提炼民俗节庆中的中国式美学和生活观念才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琉璃
实际上，二十四节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时刻启示着乡村旅游要摆脱固化的定位而进入一个崭新的层次。二十四节气虽然起源于村落信仰，但在农业社会中很快的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发扬光大，《红楼梦》中对于芒种“送花神”的描写恰恰说明了民俗节庆中美学符号自下而上的快速演变。乡村旅游中的民俗节庆应当在逐渐摆脱物质形式的匮乏的同时，真正向带有乡村美学审美情趣的旅游活动进行转变。尽管我们很难清晰的定义乡村美学的涵盖范围，但中国人所期待的乡村生活一定是陶渊明式的悠然自得。寻找知识分子情怀与实际乡村生活的结合点才是未来乡村旅游和民俗节庆发展的重大难题。
山西张壁村古堡真武庙建筑群
中国村落信仰里的神庙，自是不能和帕台农、阿蒙神庙相提并论，甚至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宗教建筑或祭祀场所，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的展演空间出现，对村民生活化的日常行为起到规训的作用，表现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一个完整的村落而言，神庙和祠堂是必不可少甚至合二为一的，是一个乡村精神与规则的中心。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二郎庙
每当我徜徉在日本村落里古朴精致的神庙时，也不得不感叹：旅游确实展现了不同人群真实的文化素质和精神世界。如果说日本的神庙大量的采取唐代建筑风格的话，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绝不比当年的“遣唐使”来的轻松。在中国农村的文化环境中，集全村或某个土豪之力修建的神庙宗祠太容易暴露出中国农村并不富裕的现实和中国农民相对空白的精神世界，媚俗的建筑、功利的诉求及麻木的氛围远远不如远古巫术中对于河流、巨树的崇拜来的纯洁、神往。乡村旅游中能够利用的神庙宗祠，也大抵需要旅游开发者们从头而来，系统开发。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可汗庙
乡村旅游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休闲模式，它的各种产品都应当从生活化的层面进行考量，现实中的人们需要回归乡村旅游的本质以触碰村落信仰。村落信仰中的神庙宗祠完全没有必要变成一个庄严肃穆的宗教“胜地”，也不可能再次成为封建族群的训诫场所，它就是一个集祭祀，集会，祈福，娱乐于一身的“休闲”地块，更多的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天人同乐”的生活理念。建筑形式上也没有必要营建刻板繁冗的佛殿祖祠，一颗古树，一条溪流配上一个广场，一座戏台也能将“天人合一”表现的淋漓尽致。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关帝庙
现世的我们总是为不同信仰蒙上过于虚幻的外衣以展示超越自然地神奇力量并期望以此获取特别的关注度，但这并不是村落信仰置于乡村旅游层面应当采取的开发策略。村落信仰从来不是高居人类之上的邃远星辰，它就是与我们的生活相依相偎的和煦春风。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已经形成了很多轻松惬意的村落信仰产品，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山西晋中张壁古堡的魁星楼
(作者简介：朱墨，凤凰网旅游频道专栏作家，济南日报历史频道专栏作家，北京华汉旅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助理)
实景照片由张壁古堡张金祥张总向旅课草堂提供，张壁古堡的诸多民间庙社典型体现了中国乡村的典型多神混一的信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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