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这样一句关于为什么要学习《诗经》的话：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鱼鸟兽草木之名。
可以兴——即可以激发自己的性情，使人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
可以观——即可以观察了解事故人情，使人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别人；
可以群——即可以正确的分清群类，这是群居生活动物的基本需求；
可以怨——即可以正确的抒发怨愤，这是正确解决内部矛盾的基本技巧。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说明诗的作用，可以涵盖当时人们尤其是君子的一切需求。
反过来说，这就是孔子以《诗》作为其弟子们学文的主要教材的，原因所在。
这一句实际上，就将学习《诗经》的意义与价值，全面地阐释了出来。《诗经》的内容与今天的所说的诗歌略有不同，它是由西周王朝设立的采诗官，到各地采集而来的民歌总汇。其主要用意在于，通过这种形式一方面能够考察了解各个诸侯国的民风政治，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各诸侯国君的监督作用。因此《诗经》不仅语言优美，而且洋溢着丰富的道德情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非观，价值观。
所以才，才有所谓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等等功能，也就是能够在人如何面对社会，思考社会，与人沟通等方面，给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正向的指导。
比如说“可以怨”，每个人都可能对身边的人和事产生一些不满与怨愤，将这些怨愤以一种正确的方式抒发出来，不仅对个人是一种纾解，而且对社会，对他人也会有所助益。
但是，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抒发这种怨愤。
概而言之，有一正一反两种形式——
先说这一反，因为它比较常见，那就是尽情的宣泄，甚至是谩骂，甚至是诉诸暴力，这一点在今天借助于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浊浪滔天之势，向我们袭来。
然而，如果你去问问那些发表者各种愤青言论，或者干脆就是谩骂言论的人，他们对所要讨论的问题，做过多少深入的了解，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做过多少深入的思考，不用多，一共连问他三个为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些宣泄而出的怨愤，仅仅是怨愤而已，非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可执行的成分，而且难以进行有理性的传播。或者说，它们能够激发出来的效果，也都是感性的，充满肾上腺素作用的效果。
这种事情，除了痛快一下之外，几乎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为它会将人的思维与情绪引向简单化，即不去甚至不愿去做深刻的是非利弊的思考，而是仅仅是急于去发表一些不成熟的，当然也不用负责任的怨愤，甚至是急于去赶上这波发表怨愤的潮流。其危害之大，我们想想文革就知道了。
再说那一正，正确的纾解怨愤的形式，就是既要将丑恶昭然于天下，又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点燃人民的激情。
《诗经》中的诗歌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它用了大量的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既隐晦又明确的揭示着当时的丑恶，褒奖着当时的美好，明确是为了准确的传达是非对错，隐晦则是为了控制自己以及读者的情绪，既不会因为正确而偏执，也会面对丑恶而激进。
这样的一种抒发怨愤的方式，其初衷与目的，仅仅是揭恶人之丑，护天下之正，而不是发一己之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无邪”。
反之，用前面那种不正确的，近似于放纵的方式来抒发怨愤，无论假以什么样的借口，归根到底，其目的与初衷，都至少是偏向于泄私愤。而习惯于这种方式之后，导致的一个最恶劣的结果就是，会习惯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进而会习惯于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再进而就是对是非观的迷失。
所谓对是非观的迷失，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是非普遍了，那就是现如今已经有很多人坦然的认为，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一切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这句话听起来充满自由主义的人文关怀，甚至很有一点哲理，而它的潜台词确却是，一切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都要以我个人利害得失为依据。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很多人，整天都在抱怨，都在认为别人，社会对他不住，活像一个正义而愤怒的刺猬。然而实际上，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缺乏教养的怨妇。
这种人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随处可见呢？是不是每天都在摧毁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也破坏着别人的心情，团队的和谐呢？
简单的说，这种人的毛病就是，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
虽然，我们现在的一些沟通类的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是让人学会怎么说话，但是却不能解决前一个问题，那就是教会人怎样思考。
而要学会怎样思考，或者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从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去吸取他人对人生与社会的理解。
这里说的文学作品，不是现在的畅销文学，而是确实有一定深度的，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
通俗的说，就是多读点好书，能够让自己既清醒又平和的看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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