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在济宁下属的梁山县境内，梁山县城就在山下，我去过那么几次。第一次去是1992年的冬天，我才参加工作的那年，是被借调到市总工会，帮忙筹备山东省技协工作会议，会后去了嘉祥的武梁祠和梁山旅游。我后来又去过几次，也不记得了，粗略算一下，应该不少于五次吧。叫水泊梁山，其实并看不见水，只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原来县城里没有高层建筑，远远便能看得到，有点灰头土脸的样子，不是很有气势；现在大概被高大建筑给遮住了吧，再不能从远处看到了。 若不是施耐庵写了小说《水浒传》，梁山大抵不会走进人们的视野吧，所以，山下树立了施耐庵的塑像。这令我想起在张家界看到的吴冠中塑像，吴冠中发现了张家界山水的美，并以《养在深闺人不识》一文令其闻名于天下。文化的巨大力量使梁山不再平凡，也令张家界走出深山。倘没有施耐庵著《水浒传》，梁山不会家喻户晓，宋江这个名字也仅能沉睡在史书的角落里，大概没几人能知道吧。进山处的山石上写着“水泊梁山”四个字，往上走可见到李逵塑像和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手书碑：黑风口。沿宋江马道上行，便来到了“聚义厅”，厅前一面杏黄旗上书写着：替天行道。
仰望“替天行道”这面旗帜，令我想起：刘邦编的“天子故事”，为使自己的汉政权合法化，不惜给自己的爹戴上顶“绿色的帽子”来实现 “君权神授” 的神话，从此“天子一说”为历代政权缔造者所使用，直至清末帝溥仪；这也是刘邦比始皇帝高明的地方，始皇帝只知道苛政求长生，却不懂利用编故事的文化软实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还有那个造反的明代皇叔朱棣，不是也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吗。可见旗帜的力量，宋江之前的两代梁山领导人，却不懂这个。王伦心胸狭隘难容他人，遂不知啥是协作，啥是团队，啥是领导人。晁盖唯公平而公平，却不知啥是组织，组织需要灵魂。唯有宋江深谙组织之道，一面构建组织，一面扛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替天行道”大旗下的“断金亭”与“疏财台”，未免显得暗淡与狭隘。晁盖靠“哥们义气”和“公平分金”建立的梁山泊，虽比王伦的只有个人独能的小队伍有些进步，可充其量也仅是“团伙”，而非“团队组织”。扛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梁山泊的大英雄们再去“劫道”，便不会再有心理障碍，再来梁山的不是“被逼”或“入伙”，而成了“替天行道”。 所以，人的行为的高尚还是卑鄙，取决于人的意识，而非行为本身。不能不说宋江是创业高手，以此类比，当下许多公司更多的是王伦一样“小包工队”，好点的是晁盖一样的“合伙挣钱”，并没有几个能像宋江一样懂得企业组织真谛的。 历史上真实的宋江、真实的梁山，应该没有这般轰轰烈烈。这一切都得益于施耐庵所著《水浒传》的文字铺陈渲染。大概施耐庵笔下的梁山事业太符合创业之道吧，却弄得施先生无法客观解释这浩大的“聚义”了，遂在第一回写上个“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以此来解人世间“梁山聚义”之因缘。一切皆天意，人是卑微与渺小的。一部书的意识化作物质，令这座山闻名遐迩，谁说意识不能决定物质。这也应该是天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