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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四重奏:来自于李白乐观面孔的背后,大鹏中天力不济

令我感到恐惧的并不是孤独本身,而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脱离孤独的掌控,如此唯有沉浸于其中将它作为生命里最恐怖的对手,既然不可征服那么就进行彻底地超越。

——题记

前言:人是身怀情感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其自身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决定了人类必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亦正是此种影响不断地激励和鼓动着人类朝向高级阶段的进化。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情感之中,孤独所导致的刻骨铭心般的精神空疏感,却成为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作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方面的先驱,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们,主动或被动接受着各种来自于精神上的压迫。同样,对于孤独感的体验便成为无法拒绝和摆脱的紧箍咒,将牢牢地伴随着文学艺术家终生。

迄今为止,无论是在研究者的笔下,还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李白总是以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李白这种定型化的“谪仙人”形象,固然可以为其添加上诸多传奇色彩,用以供后世文人骚客进行膜拜,但是在同等程度之上也就增加了走近李白内心世界的难度,限制了我们正确揭示其思想情感的结晶物——诗歌作品背后的个性特征与心态,从而无法理解其在表现层面隐藏着的内在精神追求和希冀。

一、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身世之孤苦

李白的身世对于大家来说成为一个迷藏,事实上追究其出生地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即便是其个人身份亦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对于后来者而言,其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重要遗产。

不管是其出生于陇西说,山东说,碎叶说,还是四川江油说,都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存在。对于这些莫衷一是的说法,都过于偏听偏信,只认自家好的。陇西,可说是其祖籍,但未尝不是李白攀附皇家,李唐皇族隆起于此;可是即便李白再如何胆大包天,想来也不会如此谣惑于己身,所以祖籍说当以此为主。至于山东说,不过李白流寓之处,误听杜甫、元稹诗家言语罢了。最可笑反而是碎叶说,不过是其父辈流徙暂栖之地而已,后来之人捕风捉影评析之说,简直毫无根据。

综合起来考量,如果硬要承认一个出生环境的影响,总觉得四川江油说要靠谱一些。毕竟如李白自己诗作里面念念不忘的,便是其生长于斯,求学于斯,认知于斯的“青莲故里”,而真正让其牵挂,始终让其徘徊于李白思想深处的,也应该是蜀山蜀水的风俗人情。“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出蜀之水为“故乡水”;“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

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归蜀之路为“乡路”;“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上安州裴长史书》),认相如为同乡之人,惹游子想念的是旧迹“相如台”、“子云宅”。司马相如和扬雄皆为蜀人,汉赋大家,李白自豪地认之为故乡人。

然而我们知道,血脉联系终究对于人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纽带。笼罩在李白头顶的身世秘密,那种欲说还休的吞吐不畅的揪心困惑,不仅令喜欢追根究底的后世勘查者莫名其妙,更让掩藏这个谜底的李白陷入心灵的痛苦。这种来自于身世的漂泊零落感,就像跗骨之疽缭绕在李白心头,让其始终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二、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恒冷笑——性格之孤傲

从古到今,人类在情感上都会遭受到孤独的磨折,然而只有伟大的文学家能够形成文字,用心表达内心上的那份无法排遣的感觉。屈原之孤在于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陈子昂之独在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登幽州台歌》)。

在诗艺上受到屈原和陈子昂影响的同时,难免也会相应地接受他们的处世为人方面的有些理念,从而形成了李白个人性格上的独特意志显现,既豪放不羁又恃才傲物,既磊落光明又孤傲清高的矛盾形象。“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傲岸不群或知音难觅的感慨,“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恒冷笑”(《上李邕》),与循规蹈矩的传统卫道士往往格格不入,从而不为世人所理解,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莫名其妙地诟病和攻击。事实上,李白豪侠任性的狂放个性,也注定了其与传统知识分子会产生必有的矛盾。“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头巾。缓步从直道,未得先起尘”(《嘲鲁儒》),李白绝不是这类迂腐文弱如病夫,手无缚鸡之力的“鲁叟”,而是“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的“侠客”,正如其所写“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此时的李白是孤绝的存在,仿佛冰山雪莲。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唯独在这些孤独和沉思默想的时刻,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和我的天性相符的我,我才既无忧烦又无羁束”(《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李白这种孤傲清高的姿态,绝不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的性格,“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让其始终无法真正走进这个浊水横流的世界。李白既是参与者又只能是旁观者,他的一切努力都最终化为自己的不幸与悲剧的源泉,这种惨淡地寻觅与无力地徘徊,都无法克制住充斥内心的执著情感,即便再尽力地隐藏其内心的凄楚,然而孤独的痕迹仍不断地往外渗透。

三、天生我材必有用——理想之孤愤

李白在所作《古风》里,一再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古风》其一),其中透露出来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愿望非常强烈。

李白是怀抱有莫大政治理想与抱负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为宋中丞自荐表》)。他希望能够在完成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逐渐地完善自我,并且试图以自己的能力来改变现实,“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四)。对于这一点,李白自身充满了高度的自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

李白曾经两次入仕,可惜都不能达成理想,徒然遗憾终生。首次是天宝元年,受玉真公主等人的大力推荐,李白迎来政治生涯中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一次。李白被唐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对于此次入京为官,李白曾经寄予深厚的愿望。然而此时的朝廷,正处于权臣把持朝政,贤能屡遭排斥和迫害的阶段,以李白耿直性格,如何能够屈服于此,成为黑暗势力的帮凶。未过多久,李白便被迫离开长安,赐金放还,远离政治中心。

李白仍怀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幻想“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赠韦秘书》),可是却四处漂泊,尝尽人间辛酸,看透世态炎凉。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发现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越来越趋于渺茫,自身的追求与残酷的现实背道而驰。或许正因为这种失望感,他选择了入幕永王府,希望能够抓住这一根稻草,可以实现政治理想。不料肃宗李亨与永王之间却又战起,永王战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最终被流放夜郎,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悲剧场景里。同时,也宣告了李白的人生理想彻底破灭,政治抱负完全失败。

李白自恃才华怀抱伟大政治理想抱负却得不到重用,只是被当作毫无政治作为的御用文人来给予对待,这种被忽视的强烈念头压迫在他的心上,让其内心升起明珠暗投的想法。表面之上,李白展示在大众面前的仿佛真的“谪仙人”的形象,似乎专注于道喜爱访仙,却忘记了他骨子里仍是儒家思想的嫡传,自始至终不仅在文学上受到屈原的影响,更是在为国理念上亦是受到屈原的潜移默化。如果考量中国传统文化人物,那些为国为民的正宗士子,固然愚于忠其君主,实则宗旨皆为其民,忠君是表象,为民乃本质。李白恰好亦是这样群体内部的一员,却始终囿于畸形现实局面,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遗憾终生。政治理想上的失意,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由此产生的孤愤悲慨,逐渐积累成为一种深刻而明确的智慧内省。

四、人生得意须尽欢——生命之孤寂

生命的无度使人难免陷入一种绝望的悲剧情怀,我们在李白的诗文之中,常常会发现其对于生命的悲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终极问题不停地拷问,才造成李白内心里的孤独感更加深重起来。

李白认识到生命与宇宙的不可逆的自然法则,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强烈对比,从而感悟到附加于生命个体内在之中的孤独意识。“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拟古》其九),这种苍凉的孤寂意识的诞生,并非建立在关注个人生命延续之上的,而是出于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中。

李白终其一生都不曾轻言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把时间看得如此紧迫,对时光的流逝如此敏锐,完全是因为害怕功业无成,岁月蹉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虽然现实残酷地击垮他的理想,可是却无法摧毁他坚强的信念。

但现实的无情终归还是让敏感的诗人感伤于生命的无常,激起内心对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关注,也正是这种无端加重了李白诗歌作品之中的疏离感,从而衍射出来诗人多层次的内心复杂情感投映。在这个人生历程体验过程里,李白不仅没有采取措施给予拒绝或脱离,反而用源自于主体方面的强大精神意识,不仅在行为上,更是在诗文中表现出来。

李唐盛世气象恢宏浩大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秉持自由开放的观念,提倡个性鲜明,释放自我特质,不管是朝廷王公,还是贵族士子,抑或平民百姓,都能够怀抱创造理念,张扬出一种振奋人心、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与气质。李白感同身受如此氛围,自然而然地带上庄严的使命感,让自己的人生理想、人格节操、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都烙印上整个时代的标志。身居罕见诗歌才华的李白,在其一生特立独行的人生旅途里,重视个体生命的体验和表达,不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完善,希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试图用自己的美好理想为天下尽绵薄之力,改变现实痼疾。

李白张扬自我个性,伸张主体意志的精神,坚守高洁情操的行为,以及本身所具有的平民倾向的政治理念,实际上都与执政者格格不入。同时,他忽略了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小看了人心的狡诈与阴险,这一切都让其受尽谗言诋毁,最终被迫离开朝廷,遭到排斥和流放。从李白的诗歌作品里,我们便不难察觉到其内心充溢着的两难性,在看似乐观的豪放洒脱之中,实则蕴含着“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的痛苦心理历程。

李白本欲作翱翔天宇的“鲲鹏”,背负青天扶摇直上万里九霄,可惜却生不逢时只能怀才不遇,终其飘零孤高绝傲的一生,孤独感自始至终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直到其去世都没有能够逃脱得了。据说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大鹏飞兮振分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兮谁为出涕”(《临终歌》)。混浊的世界终究被李白隔阻在他的世界之外,其内心就是他的灵魂舞台,他亦是唯一的、孤独的演奏者、表演者、呻吟者以及构筑者,诗歌便成为证明其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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