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斯泰洛齐童年不幸，5岁丧父（1751年）。其父一生清廉寡欲，未留下半点遗产，以致他们母子的生活陷入困境。幸亏母亲忘我工作，女仆勤俭持家，才使得五口之家得以生存。母亲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很快从悲痛之中振作起来，靠微薄的收入维持家计。女仆名叫巴贝丽，来自乡下。她虽没有文化，但精明强干，忠诚机敏，治家有方。她富有耐心和奉献精神，为裴斯泰洛齐一家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裴斯泰洛齐的父亲临终前，想到妻儿的前途时，痛苦万分。他把巴贝丽叫到床前，恳求道：“你不要离开我的妻子，万一我死了，他们的生活一定很悲惨，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她绝对无法照料全家，孩子们一定会成为别人的养子，受苦终生”。巴贝丽深受感动，决心满足主人的遗愿，牺牲自己，答道：“您万一不幸去世，我绝不离开夫人，或许我会终生与她在一起。”
巴贝丽勤俭持家，量入为出，常常为买一篓青菜，跑菜市场两三趟，有时直等到收摊时才去买便宜的。她为了主人家孩子的成长，起早贪黑，耐心教育，吃尽了苦头。良好的家庭环境，会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上打上深刻的烙印，对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母亲的勤劳志节、巴贝丽的奉献精神，使裴斯泰洛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良好的陶冶。她们高尚的人格、坚强的意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裴斯泰洛齐从小就具有慈爱、信任、克己、无私等良好的品质。
裴斯泰洛齐从小失去父亲，在母亲、女仆和姐姐的管教下成长，缺乏男性的刺激和影响，以致男性气质不足，女性气质有余。裴斯泰洛齐虽然个性柔弱，但意志坚强，遇事勇敢，富于奉献精神，上小学时就有惊人表现。有一次，在上课期间发生了地震，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争先恐后，甚至踏过孩子们的头冲下楼梯。事后，同学们谁也不敢再回教室，唯有裴斯泰洛齐跑到楼上，把他们的帽子、衣服拿了下来。裴斯泰洛齐曾给督学写过匿名信，揭发学校的有关野蛮行为，但缺乏机智，被人告发，引起老师们的憎恨。他一度有辍学的危险。然而经上司调查，他的检举证据确凿，裴斯泰洛齐这才转危为安。
裴斯泰洛齐9岁以后，常利用假期去看望爷爷。爷爷是韩谷教区的一位牧师，有时带他去访问附近人家。在那里，他看到穷人处于贫困与堕落之中，无以谋生，灰心丧气，前途渺茫，全然丧失了人的尊严；他也看到穷人子女那突出的颧骨和深陷的眼窝；还看到富人有权有势，其子女有学可上的情景。这种巨富和赤贫的两极分化使裴斯泰洛齐感到震惊。他对穷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与他善良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他暗下决心，立志“拯救贫苦民众，消除苦难的根源”，使穷人恢复人的尊严，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这一志向决定了裴斯泰洛齐一生的奋斗目标。在裴斯泰洛齐看来，民众苦难的根源是缺乏教育，是他们不会安排农业生产所致。因此，他认为消除苦难的根源，关键在于从教育入手，用教育唤醒沉沦着的民众，用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技能，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达到恢复人的尊严的目的。当然，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1769年，裴斯泰洛齐以改良农业为宗旨，贷款在列登购买山地100英亩，打算以经营农场为示范，来唤起贫民的信心。但因土质过差和经营不善，最终彻底破产，债台高筑，生活陷入困境。1771年，因安娜家的帮助，裴斯泰洛齐才还清了15000克鲁登的债务，可家里仍然一贫如洗。夫妻俩不顾挫折，计划在新村创设贫民学校，招收贫民子女，进行教育与劳动实验。通过教育使每个人内在的要求得到满足，使其适应生活的需要和环境。他认为把教育同劳动熔为一炉，从劳动中去了解生活的意义，从劳动中去学习生活的方法，才能提高一个人的道德观念。
1774年冬天，不顾家境贫困，裴斯泰洛齐在新村正式成立了“贫民学校”，收容了18个流浪儿和小乞丐。在劳动之余，教他们说话、读书、心算与写字等。裴斯泰洛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以身作则，指导他们的行为，陶冶他们的情操。因此，不到几个月，这些孩子身体健康，性格活泼。这给了裴斯泰洛齐极大的安慰，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但是，仅靠儿童的劳动，无法自给自足，因而裴斯泰洛齐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生活再次发生危机，最后，他仅以一块黑面包和一杯水来充饥。可他愈挫愈勇，办学意志毫不动摇，以惊人的毅力支撑了下来。
1775年，裴斯泰洛齐的举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也得到了贫民们的拥护。他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激动不已，因此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到1777年在校儿童人数达80名之多。裴斯泰洛齐既是贫儿的老师，也是他们的父亲。儿童一入校，他先给他们洗澡，换上新衣服，再安排他们的食宿。儿童们焕然一新，可他却衣衫褴褛；儿童们喝肉汁，可他却啃面包。为了小乞丐，他却成了十足的老乞丐。他曾叙述道：“我在这几年里，与这些小乞丐生活在一起，衣食与共，想让他们过上人的生活，自己反而过着乞丐的生活。”
裴斯泰洛齐认为，儿童劳动是发展体力、智力和道德能力的手段。实验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多方面的劳动训练，来提高儿童的智力。他的实验固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雏形，可以看到他那闪光的思想火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第一位实践家。
1778年下了两次冰雹，庄稼损失惨重，物价暴涨；安娜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但是，政府却袖手旁观，冷眼相看。1780年，贫民学校不得不停办。这时安娜病重，无钱医治，儿子极度虚弱，裴斯泰洛齐再度面临困境。裴斯泰洛齐为贫民子女倾家荡产，但是人们却不理解他事业的意义，甚至报以讽刺和嘲笑：“可怜虫，你比雇工们更拙于解救自己，还夸言要拯救别人。”
失败和挫折并没有使裴斯泰洛齐放弃自己的主张，也未动摇他救济贫民的初衷。在这些贫困的日子里，他仍然安贫乐道，打算用笔来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
1780年，裴斯泰洛齐写了第一篇教育论文《隐士的黄昏》。裴斯泰洛齐认为，自然的教育法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方法，这是一种循序渐进、勿忘勿助的教育方法。他说；“自然的力量虽然无法抵抗，但是在指导的过程中，却毫无勉强的地方，正如夜莺在黑夜中的一鸣，丝毫没有强迫的阴影存在。”
1781年以后的18年间，裴斯泰洛齐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文学创作活动，并把理论、文学创作和实践结合起来。他竭尽全力，想唤起瑞士全社会共同来解决迫切的问题--如何复兴农业经济，使农民的生活有所保障，提高贫苦民众及其子女的道德和智力水平。
1781年2月，裴斯泰洛齐出版了他的教育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的第一部（其它各部，相继于1783、1785、1787年出版）。这本小说是他前半生所从事的社会改革、教育实验和教育理论研究成长的艺术再现。小说表达了作者试图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和提高贫苦人民子女教育水平的强烈愿望，全书洋溢着作者热爱人民、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道主义热情。因而，书一问世，就驰名整个欧洲大陆。
裴斯泰洛齐通过小说中的“具有美德的模特儿”的言行，反复阐述了自己建立新教育，兴办理想学校和改革社会的新观点。他强调指出：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裴斯泰洛齐正确地预见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社会将会不断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很多方面的教育在家庭里不能实施，所以学校教育更不可少。”
裴斯泰洛齐通过小说还提出了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认为这是新教育与理想学校最重要的标志。小说还渗透了要素教育理论，坡那镇学校的读、写、算和劳动入门教育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裴斯泰洛齐用朴实的笔调，借“模特儿们”之口，把自己的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有较高价值，正如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所评价的那样：“裴斯泰洛齐是他那一时代的儿子”，“他的全部著作是用对人民的热爱所温热了的，并且体现了非凡的观察能力以及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他通过天真笨拙的情节，却洋溢着生动的民主思想和蓬勃的民间生活气息。”（《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第172至173页）
《林哈德与葛笃德》一经出版，就风靡一时，以其强烈的时代感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它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使整个欧洲看到了革命的曙光。然而，法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正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广大人民仍处在麻木状态中，因此，唤醒人民的觉悟成了当务之急。这时，《林哈德与葛笃德》传入法国，其思想给法国的国民教育指明了方向，迎合了法国的时代要求。
1792年，法兰西立法委员会鉴于裴斯泰洛齐对法国教育的巨大影响与贡献，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称号。因此，裴斯泰洛齐成为以“自由保卫者”而闻名的18个外国人之一。他激动不已，兴奋地接受了这一光荣称号，立志把一切献给人类，并为法兰西人争取理想而奋斗。
斯坦兹孤儿院被关以后，裴斯泰洛齐于1799年7月，不顾身体虚弱，去布格多夫小学任教。在这期间，他认真研究，勇于探索，进行直观教学实验。最初，他事先绘出实物的图片，然后以此为媒介教学生观察与记述。裴斯泰洛齐的实验获得了初步的成功。1800年3月，在布格多夫的统一考试中，他的学生的考试成绩非常优异。1800年7月，裴斯泰洛齐向“教育之友会”（1800年6月，布格多夫的教育部长斯塔普尔创立的专门研究裴斯泰洛齐教学法的学术组织）提出专题报告。裴斯泰洛齐通过实物教学法的实验，第一次把教育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教育心理学化”这一伟大理论，使教育与心理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给后世的教育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他对人类教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813年，拿破仑在俄国吃了败仗。与俄国结盟的奥地利士兵欲借道瑞士开往法国追杀。1814年1月9日奥地利军部命令在伊佛东设立陆军医院，但士兵中流行着可怕的伤害，为阻止奥兵将此病带入伊佛东，市参事会派两名代表去巴西尔（地名）的联军司令部，请求撤回上述命令。
裴斯泰洛齐为学校的师生着想，也与代表们同行。到了巴西尔，他受到了各国国王的热烈欢迎，并获准谒见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裴斯泰洛齐认为，这是发展俄国国民教育的好机会。在被官员们前呼后拥的俄皇面前，他侃侃而谈，说明国民教育与农奴解放的重要性。由于过分的热心和激动，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渐渐逼近俄皇，使得俄皇不得不向后退，最后竟把俄皇逼到了墙角。当打算强调某一问题时，裴斯泰洛齐举手去抓俄皇上衣的钮扣。这时，他才突然清醒过来，明白了自己的过失，遂向俄皇道歉，并吻了俄皇的手。俄皇深受感动，主动与他拥抱，为了感谢他的热情建议，临别时俄皇颁给他一枚“圣乌拉度美尔第四等勋章”，并赠给他从乌拉尔山搜集的矿石，同时把驻兵伊佛东的命令撤回，使伊佛东免受了一场流行病的浩劫。裴斯泰洛齐为使国民教育广泛普及，忘记身份，不顾礼仪，其热忱可撼人心。他的感召力确实非同一般。
1824年10月，伊佛东学校走完了艰难的20年历程，终于因承受不了各方面的困难而关闭。裴斯泰洛齐回到新村以后，与孙子团聚。可他不顾80岁高龄，仍不遗余力，著书立说。他首先撰写了<天鹅之歌>这部名著，接着完成了<我一生的命运>一书，并着手写作《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五集。
1826年冬天，燃料价格暴涨，附近贫民买不起。裴斯泰洛齐非常担心许多家庭会因此而患病，他努力寻求经济简便的御寒方法。他发现在地上铺一层细石，在上面再盖上两、三层稻草，这样，贫民就能安度严冬而维持健康。为了把这种方法推广给贫民，他先在自己家中做实验。他选择了一个房间，然后把装满石子的口袋搬到窗口前，从窗口把小石子抛进去。后来他的孙子帮他运了几车石子，但裴斯泰洛齐拒绝帮助，他双手不断地抛着。此时正值严冬，他独自在冰天雪地里干着，终于精疲力尽而病倒。这位教育家，为贫民而病倒，在追求真理中去世。
早年受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放弃神学研究，38岁开始从事一项教育贫苦儿童的计划，让学童一面纺织一面学习，以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他深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发展机能和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项计划最后终于失败了，只是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由于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他就转而从事写作。
1780年出版的<一位隐士的夜晚时刻>概括了他的“教育必须顺乎自然”的理论。他坚信人性具有无穷的应变能力；人的道德修养和知识造诣由他自己负责，而教育则应发展人的天才，使他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在《格特鲁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学生们的》一书中，详细讨论的虽然是智育的主要原理，但他却认为德育最为重要。法国大革命后，年过半百的裴斯泰洛齐才有了实践自己教育理想的机会，开始致力于儿童教育。他收养了许多战后孤儿；为了增强学生们的道德品质，他竭力为他们创造一个充满家庭气氛的环境。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他还主办过两个学校作为教学实验基地，以证实他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方面的教学法。其中一个学校闻名世界，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前往参观。其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自给、自立、自助和助人能力。当时这一教学法为教育界广泛接受，并促进了教师培训工作。他的很多教学原理贯注在现代初等教育中。
裴斯泰洛齐的课程论效法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的计划，强调集体的而非个人的背诵，课程以学生喜欢的活动为主，如绘画、写作、唱歌、体操、模型制作、采集标本、绘制地图和郊游等等。他主张教学要为学生的个别差异留有余地，学生分组要根据能力，而不要根据年龄，还倡导将正规的教师培训作为实现科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设想当时被认为是激进的革新思想。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情感教育，爱的教育。他强调教育者首先必须具有一颗慈爱之心，以慈爱赢得学生们的爱和信赖。因此，教师要精心照顾好儿童，注意儿童的需要，对儿童的进步和成长报以慈爱的微笑。教师要用亲切的话语、情感、面部表情及眼神打动儿童。当爱和信赖在儿童心中扎下根以后，教师要尽力激励它、增强它，使之不断升华。
裴斯泰洛齐也强调教师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不是来自对儿童的惩罚、告诫、命令和指示，不是来自凌驾于儿童之上的特权，而是来自教师对儿童强烈的爱和责任感。裴斯泰洛齐还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的教育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