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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多年来，法院内部从上至下一直强调在法官和律师之间建立“隔离带”和“防火墙”，强调“物理隔离”。“五个严禁”第二条就指出，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
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于2004年3月19日就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规定》旨在体现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广大法官和律师廉洁自律、维护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并对法官和律师同时产生纪律约束力，但实践中，法官与律师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异化与冲突：要么，法官与律师称兄道弟、交往过密、打成一片，甚至“权钱交易”，如武汉中院的“法官集体受贿事件”，让人们将法官与律师看作是气味相投、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同伙；要么法官与律师彼此互相提防、相互鄙视，不敢来往、不愿交往。如云南玉溪的“法官铐律师”事件又将两者的关系推入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境地。
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多年来，法院内部从上至下一直强调在法官和律师之间建立“隔离带”和“防火墙”，强调“物理隔离”。“五个严禁”第二条就指出，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划鸿沟，分成楚汉两界，把两者关系变成“互相防范”、“互存敌意”敌对关系，不重视沟通交流平台建设，会导致“法律共同体”的建设渐行渐远。正确处理两者关系，不仅有利于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对于加强法官廉政建设，提高律师队伍素质，净化司法环境，保障法官依法审判案件和律师依法执业，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法官与律师如何相处提出自己的见解。
审判实践中，律师打交道最多的是法官，法官接触最多也是律师。法官和律师之间有了隔阂、防范，甚至敌意、矛盾，这不是推动法律职业发展的常态，是必须改进和完善的。
现实社会中，对律师职业的不理解，已经发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冲突，如庭审中打断律师发言、轰赶律师、给律师上手铐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自然引出了如何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话题。
法官和律师两者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对法律负责，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要硬撮合成“法律一家人”，也不要刻意地防范或敌意地设立“隔离带”，假想为“坏人”。律师与法官应该建立起同学、同志、同仁的正常关系。
所谓同学式关系，是指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都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有着共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和法律知识基础；同受法律教育，同操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同在法庭活动。面对着同样的法治大环境，需要坚定同样的法治信仰，需要学习同样广博的法律知识，需要以同样的法治思维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应该是同一个学堂里的同窗。
所谓同志式关系，是指律师与法官虽然社会分工与职责不同，但都是共同为追求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都担负着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保障人权的神圣职责。作为法治生态中同样重要的链条，相互反感、漠视、甚至轻视、敌视。只会全盘皆输。法官与律师共同服务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一条船上，对方所处部位漏水同样会使自己所在的法治之舟颠覆。双方之间都共同遵循着法律运行的基本规律，支撑着司法公正的宏伟大厦。
所谓同仁式关系，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通过参与、合作、理解和尊重，共同使纠纷公平、公正地得到解决。法律的功效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要禁止争端；不是要制造分歧，而是要禁止分歧；不是要混杂是非，而是要以公允的态度、严格的依法来确保公正。
诉讼寄托着深刻的人文关注和法治理想，诉讼活动不能成为经验和技巧的简单表演，不能成为武端、斗气的竞技场，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尊重，友好相处，才能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才能奠基中国的法治大厦。
在我国封建专制历史上，诉讼活动一直是各种特权角力的场域，缺乏民主协商的传统。律师被称为讼棍，“打官司”称为“打关系”，这些都是缺乏尊重、缺乏协商的表现。在现代社会，诉讼是双方甚至是多方共同参与、合作完成的诉讼，法官与律师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促进的关系。
好的裁判就是建立在协商和尊重的基础之上。裁判的正当性就是经过公开的辩谈形成某种共识，靠压制，恫吓、威吓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诉讼活动通过当事人诉辩双方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法官与律师之间乃至个案裁判与社会公众之间充分而有效的尊重、协商、对话，通过吸纳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凝聚共识，削减分歧，平息社会矛盾纠纷。
很多情形下，律师追求的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与法官所理解的法律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和不一致。由于这种冲突和不一致，加之诉讼的对抗制结构，形成了一种法律认知上的制约。职业的差异，决定了法官应当认真、耐心、仔细地倾听双方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应当学会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理解律师，而不是指责和压制律师的意见和陈述。
之所以要充分尊重律师的意见，还在于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中介。如果没有来自律师的不同意见，法官就可能完全从自己的单向认识角度来理解、适用法律。法官正是在双方律师因不同的利益而追求的过程中，了解和理清了基本的法律事实，了解了应当怎样处理才能够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法官正是在对立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中，找到了法律的平衡点，从而公正地作出裁决。
诉讼到法庭，就意味着要把理讲在法庭。讲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讲理不是为了战斗或争吵，而是“在一个更高的探索和思考层次上与你尊敬的人进行有创意的交谈”。讲理不是非此即彼的辩论或相互之间的攻击、谩骂，讲理也不是一种压倒多方、旨在取胜的游戏，讲理的目的是共同探索，是为了把问题搞明白，随意的动火和不冷静、不讲理不仅偏离理性思考的轨道，而且无助提高公民的品性和素质。
法庭上的讲理、辩论是训练公民理性精神的最好课堂。在这个课堂，所有的诉讼参与人通过理性的对话、争辩、交谈，通过充分的讲理，让大家服气、心顺。由此，发生在法庭上的打断律师发言，“轰赶”、“防范”都是令人不愉快的。法庭是讲理的最好地方，而我们的讲理不是以战胜或折服他人为说服目的的争论，不是通过武器逼迫对方闭嘴，使他哑口无语，乖乖交出武器，而是在相互提问与回答的互动中，通过一种充满信任的争论，使真相搞清，使真理获胜。
诉讼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特殊渠道，如果诉讼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它就不能成为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结者，而变成社会矛盾纠纷的制造者。而要终结矛盾，得允许人说话，让人说话意味着要尊重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律师在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律师的辩论权利。要做到心服口服，法官的重要技能就得学会倾听，充分调动律师消除冲突的积极性，通过律师参与和法庭秩序，把“义气之争”转化为“理性之争”，让当事人重新走上“理性”的轨道。庭审的本质就是“听审”。法官要激励律师展开充分而理性的对话与论辩，在你来我往的争辩和交流中，让当事人的积怨不断得到释放，真相和正义不断涌现，最终求得“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
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法官和律师都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法律、熟悉案情以及加强自身职业修养的提高上，而不是着力于拉关系、搞攻关，为了金钱、名誉而屈从于当事人的非法要求，沉溺于斩不断理还乱的人情往来中。
法院既是一个权力机关，同时还是当事人说事讲理的地方。诉讼活动既是诉讼参与人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他们共同的思维活动。在诉讼过程中，平等对话、认真倾听是法官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这种方式能突破法官个人生理、心理、智力局限。在平等对话的过程中，真理得以涌现，知识得以传授。只有建立在尊重、协商的基础上，裁判才能实现“案结事了”，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也才可能对其他类似个案的解决具有普遍合理性意义，为其他类似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提供指导。
维护司法公正，仅有隔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确立律师应有之地位和权利，从审判机制上保证律师的意见得以被听取，使律师合理的意见得以被采信。即使法官认为律师的意见没有道理，也应该认真倾听，在判决书中得到回应解释，而不是隐藏、弱化律师的意见。规范法官和律师的相处之道，必须在制度上下功夫，法官与律师要尝试建立相对稳定、畅通的交流沟通机制。定期共同策划或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和案件分析，积极推动富有建设性、实用性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在制定相关规则时，相互听取和交流对司法审判工作和律师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共同探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共同参与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另外，在法院和律协之间，可以互相邀请双方代表进行交流、讲授，同时互设投诉专线，对违法违纪法官与律师坚决查处，逐步建立起相互测评、相互信任、共同提高的制度。
（作者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本文出自作者新书《法官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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