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飞虎，林耕，张若然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100875）
（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100872）
(本文发表在《经济问题探索》，2009年第1期72-76页,重新登出略作修改)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R&D为主体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并在京沪两地之间形成鲜明的地区聚集效应。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近10年（1997-2007）跨国公司在京R&D机构设立及其发展变化的数据进行了重新梳理与分析，文章最后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 键 词】R&D 集群投资
一、跨国公司在京研发集群投资：文献综述
自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许多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纷纷将其R&D机构选择在中国部署。这其中，以北京、上海为核心区位的外资研发机构与总部聚集现象越来越突出。最新的统计显示，300多家跨国公司在北京建立中国总部，占全国总数的60%；世界500强企业中超过了350家在北京投资，共设立了600多家R&D机构，北京就占55%；6000多家外国公司代表处在北京注册。
跨国公司来华研发机构在北京聚集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从掌握的已有文献来看，这方面研究进展大致如下：江小涓（2000）对在京设立的38家外资研发机构投资行为调查分析后认为，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的目的是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以适应型、专用技术型研究开发占主导地位。而薛澜等人(2001)通过大规模调研确认了当时跨国公司在京设立了33个独立的研发机构（2000年），并进一步从需求、供给、效率与环境四方面探讨外资研发机构在华运营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市场竞争程度、专业人才的供应以及效率是重要影响因素。但与江小涓的结果不同的是，薛澜等（2002）在1999年的调研结果发现，“探索新的科学技术”成为这一时期来华跨国公司R&D机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梁正、薛澜等人(2008 )最新的研究则探讨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中国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中国企业等主体之间知识交流活动的关系与动因（作者问卷调研了在京36家跨国公司R&D机构），他们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与中国知识主体的知识交流明显受制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林耕等人（2004，2007）基于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的技术交易数据（交易主体、交易内容与金额、交易流向与税收优惠等）所做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我们观察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运营特征。世邦魏理仕基于跨国公司物业合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在其一份研究报告中（2004）揭示了在京外资研发中心的选址条件与考虑。崔新健(2008)将外资研发中心嵌入中国国家创新体系(NIS)，认为外资R&D必然产生集聚效应（特定产业与特定区位集聚），并会提升地区创新体系的创新效率。徐康宁和陈健（2008）基于跨国公司价值链在华更微观的区位选择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从省际、城市两个层面），其研究结论表明，跨国公司研发环节更注重对全国市场的服务，更倾向于在大城市聚集，研发等相对高端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对人力资本较高的区位进行投资，以上结论与我们观察到的外资R&D主要聚集于京沪两地是一致的。哈佛大学博士后Von Zedtwitz（2004）调研分析了49家在华拥有研发机构的跨国公司，他的研究表明，以研究为主的R&D机构倾向于在北京落户，而开发性质的R&D机构多选择在上海及其周边驻扎，目前89%的外资在华R&D机构都部署在北京与上海之间的狭长地带。
目前，以中国为标的对象，注重研究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对华研发投资的趋势与规律已经成为R&D全球化研究中一股重要的潮流，极大丰富并发展了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最新理论与实务。
二、近十年跨国公司在京研发集群投资变化
自从1994年北方电信率先投资设立北邮—北方电信研究开发中心以来（成立于1995年的IBM中国研究院则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研究机构），特别是1998年，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研发机构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宝洁、朗讯-贝尔实验室、诺基亚、微软等大型研发机构相继入户。1999年6月，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鼓励在京设立科研开发机构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跨国公司R&D（研发）机构的地方性规章，并成为加大跨国公司在京R&D投资的一个重要政策因素。这一政策出台后，跨国公司在京又掀起了第二次R&D投资高潮，如松下、威盛、东芝等，特别是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一趋势有增无减，吸引了包括NEC、惠普、ORACLE等一大批跨国公司的R&D机构。（见下表1）
表1：1997-2007在京跨国公司R&D机构统计
在京R&D机构
成立时间
SUN中国技术开发中心、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思爱普北京软件有限公司( SAP中国研究中心)、诺维信中国研究中心
1997
Intel中国研究中心、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诺基亚（中国）研究中心、诺基亚（北京）产品开发中心、北京宝洁技术有限公司、金宝电子（北京）有限公司、富士通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朗讯科技有限公司亚太地区研究总部、贝尔实验室（北大、清华、中科院联合实验室）
1998
爱立信（中国）通讯有限公司北京科技研究开发中心、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菱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研发中心、IBM中国软件研发中心（中国开发中心）、斯伦贝谢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爱立信移动多媒体开放实验室、西门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999
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软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JVC（北京）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三星数据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北京三星通信技术研究有限公司、peopletech（中国）研发中心（北京世纪民科咨询有限公司）
2000
SUN公司中国工程研究院、微软中国技术中心（微软亚洲工程院）、彩虹中国研究开发中心、高通北京CDMA中心、惠普中国实验室、威盛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施维雅（北京）医药研发有限公司、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松下电器研究开发（中国）有限公司、四班公司中国研发中心、霍尼维尔（北京）技术研发试验有限公司
2001
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NEC网络软件开发中心、Oracle中国研发中心、诺和诺德生物研发中心、诺和诺德中国研究发展中心、索尼-爱立信移动通信产品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资生堂（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乐金电子（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世意法（北京）半导体研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迈劲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02
-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SAP中国研究院、IONA亚太软件研发中心
2003
Intel中国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清华-英特尔联合研究院、西门子（中国）研究院、摩托罗拉（中国）技术有限公司、赛门铁克（北京）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北京科技研发中心、Juniper瞻博中国研发中心、VERITAS中国研发中心、北京法国电信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2004
日立（中国）研究开发有限公司、伟创力（中国）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新拓尼克（北京）科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空客北京工程技术中心
2005
横河电机（中国）商贸有限公司北京研究开发中心、IBM中国创新中心
2007
分析近十多年来跨国公司在京进行的R&D投资，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R&D投资战略的变化
根据已有文献查阅，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战略目标可以分为七种，薛澜等（2008）则进一步将其归纳为三大类：知识搜寻和探索动机（跟踪中国科技发展信息、跟踪国际科技前沿和科学探索），产品改造与技术支持动机（产品或工艺本地化改造、为生产营销提供技术支持），产品开发动机（为全球市场开发新产品、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以上三大研发战略目标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性质具有密切的联系，即分别对应着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的R&D机构。我们按照R&D机构对市场准入的程度依次将其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市场探索阶段——市场优化阶段——市场一体化阶段。从表7列举的在京跨国公司R&D机构发展来看，最早一批（98年以前）在京的R&D机构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而从事试验发展（新产品开发）方面则较少。在从事基础研究的R&D机构中，有一部分采取了跟在华机构的合作研发（共有5家，分别是NEC-中科院，北邮-北电，SMC-清华，德尔福-清华，摩托罗拉-计算所），这一行为表明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研发机构对于中国市场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其研发战略与本土市场的结合比较松散，带有试探性质的或是侧重人才储备的基础研究和跟踪研究更受跨国公司青睐，而与本土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则是进入中国市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际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成功替代了东南亚国家成为亚洲产业链转移的基地，同时国内企业在家电、电子等领域的壮大也对跨国公司构成了直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原先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开始重视引进R&D机构，并利用R&D机构对其在华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优化，这些R&D机构作为跨国公司研发分支，其更多的任务在于对早先投资的生产企业实施产品改造与技术支持，因此这一阶段的R&D机构不仅要开展适应生产驱动型的应用研发活动（更好参与东道国市场竞争），而且也日益注重对东道国廉价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R&D国际化供给影响及当地需求响应的要求），即进行资源获取型的应用研发活动（大量外资R&D在北京聚集目的便是利用北京地区丰富的科技与人力资源）。而至1999年之后，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京R&D投资活动相当一部分转向应用研究尤其是试验开发（2006年科技部对驻京164家外资研发机构调研发现，外商驻京研发机构开展的课题研究中，72.1%比例集中在试验发展阶段，共计472项；属于成果应用的课题92项，占课题总数的14%），这在通讯领域表现尤为明显。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及中国经济从2000年开始进入一个周期上升阶段，从而吸引了更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与关注，在华R&D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大（同样这次调研中发现，驻京外资研发机构开展独立研究的课题达406项，占课题总数的61.9%；从课题来源看，由企业自选课题的数目达442项，占课题总数的67.4%），而IT领域创新与竞争加快以及中国文字市场的特殊性也需要跨国公司针对当地市场不断推陈出新，因此跨国R&D机构为中国市场开发新产品、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目标也日益突出。
此外，鉴于北京地区极其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与雄厚的科技基础设施及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驻扎北京并基于全球市场进行产品开发活动（比如SAP中国研究院承担着90%的地区性与全球性项目，并在SAP全球中小企业产品研发中起着主导作用，而象IBM、INTEL等在华R&D研究中心则同步进行全球产品线开发与发布）。
（二）R&D投资组织形式的变化
企业组织形式变化往往与企业战略变化具有密切的联系。就跨国公司R&D海外投资组织形式的种类来看，一般分为三种：技术支持实验室、海外产品发展机构以及研究中心（Lars Hakanson,1981），不同组织形式反映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母公司一级的战略地位，因此又可将其分为总部研发分支——本地化技术中心——全球技术中心这一类别。对于在京投资的跨国R&D机构来说，根据其对中国市场的准入程度，其组织形式的演变可以概括为：在98年以前，由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处于对中国市场的探索阶段，因此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在京设立的研发机构大都属于总部研发分支，主要负责为在华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比如最早的微软北京测试中心，主要负责对其软件产品进入国内市场提供支持服务；SAP中国研究中心的最初任务则是进行产品汉化并提供二次开发支持）。由于刚进入中国市场并不熟悉，许多跨国公司采取了开放的研究策略，通过项目分包、合作等方式尽可能利用当地研究开发的信息，因此在组织形式上建立中外合作、合资的R&D比较普遍，比如当时投资的13家研发机构中，就有5家采用了中外合资、合作R&D形式。
而自1998年之后，跨国公司来京投资的R&D机构基本上采取了独资形式（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通过与大学进行项目合作并组建R&D联合实验室这一形式仍在增加，包括微软、Intel、富士通等大企业R&D部门与北大、北航等多所高校进行R&D项目合作，以及贝尔实验室、Intel等与清华合作建立R&D实验室等），这些在京的研发机构组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不单单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而是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试验发展建立面向本地化与全球化的一体化研发体系（比如微软在京建立中国研究开发中心、亚洲工程院、中国技术支持中心等一体化的研发组织，从而成为500强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全球研究中心；爱立信公司也在京建立了从事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的完善的研发组织体系）；或者直接将中国研究中心升格为中国研究院（如微软中国研究院、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SAP中国研究院等），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和众多的优秀人才，这些在京研发机构直接与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创新网络相联结，同步开展全球项目研发，由总部直接管理。有些研发机构也直接从分支部门升格为独立法人（即从原先在华企业内部R&D部门独立为企业法人，比如Intel中国研究有限公司、北京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从而使跨国公司全球技术创新网络的运营变得更加多维化（因为来自中国节点的研发机构同样可以反向输出其在华科技研发成果，这就大大加强了在京研发机构与跨国公司全球其他创新网络节点之间的平行交流）。
鉴于中国市场的独特性及中国科技人才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后期进入北京（2000年以后）的跨国公司R&D机构以本地化技术中心及全球中心占比较大，这一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导致跨国公司不断加大应用导向型的R&D投入，另一方面也显示了部分跨国公司将中国市场作为其重要的全球开发平台，借助中国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禀赋为其全球市场服务的重要战略意图。
（三）R&D投资规模与国别变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进驻北京的跨国R&D机构来看，其规模呈现如下变化：在98年以前，多数跨国公司在京投资的R&D项目在千万美元以下，以几百万美元的规模居多（95年微软中国研发中心成立投资达5000万美元，但也就仅此一家），而自98年之后，跨国公司R&D投入规模与扩张规模不断增加：Intel的研发中心投资达到8000万美元；自2000年起，爱立信在中国研发的投入以每年25％的高速增长；摩托罗拉一家在华18家研发中心的投入总额超过8亿美元人民币；赛门铁克斥资3亿美元提升其在华的研发中心，2007年赛门铁克中国研发中心的增长已超过60％；瑞典爱立信公司宣布在未来5年内，将为其第三代移动电话研发项目向中国投资10亿美元。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宣布将在中期内将其研究开发部5%的业务和A350长途运输机的研究项目转移到中国。早先外资研发机构规模相对偏小，当时微软研究开发中心也只有70人左右，SAP、IBM、SUN研究开发人员只有30人左右；但发展至今，SAP中国研究院已成为其全球第四大研究院，到2006年底研究院人数超过700人，并计划于2008年扩充到1500人。摩托罗拉在华18家研发中心人数达到3000人，IBM中国开发中心的开发团队已经突破3000人。爱立信中国有15％的员工从事研发，承担起了更多的全球研发任务。
最新数据显示，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聘用的研究人员到2008年时将增长35%，而且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领域。从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人均研发经费规模看，2005年外商在京研发机构（164家）R&D经费内部支出达46.2亿元，年人均研发经费33.4万元，高于北京地区民口转制和非转制科研机构21.6万元/人的平均水平，且内部支出中，人员费用所占比例达到44.6%，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对人才具有更高的吸引力。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全球第三大科研投资吸引国，每年吸引外国科研投资达480亿欧元。
跨国公司在京大规模地进行研发中心升级与投入，不仅表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丰富智力资源禀赋，事实上，国外对中国创新能力的赞许与认同正是从这些外资研发中心的成果中得到反映的（2004年，西门子中国研究中心共提出了700多项专利申请，成为在华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之一，极大展示了华人高科技研发的卓越能力）。
而从2001-2006年内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成交技术合同规模看，平均合同额达1641.43万元，是北京市全市合同平均额的15倍，其中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为其总部研发合同平均额达6422.14万元，这一数据充分展示了跨国公司海外总部对中国市场R&D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惜高额投入，以获得技术上的竞争优势。从投资国别来看，98年之前主要是欧美日三大区域跨国公司在京进行研发投资，其中超过半数是美国公司，日本有三家，加拿大、德国、丹麦以及中国台湾各有一家。但自98年之后，欧美日等地跨国公司进一步加大在京R&D投资力度，比如欧洲地区便有芬兰爱立信、瑞典诺基亚、丹麦诺和诺德、爱尔兰的IONA、德国西门子、法国电信等企业R&D进入北京，亚洲新兴国家与地区中除了日本，韩国三星，中国台湾的威盛等公司也相继进入。从比例来看，美国跨国公司R&D机构占比达到45%，欧洲其次，占比26%，日本居第三，占比18%。
三、政策建议
从产业集群形成的角度来看，R&D对外投资集群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依附的“主核”——即R&D集群通常会围绕着区位中具有最大竞争优势的“驱动”产业或机构而形成，特别是基于区位中领先的研究大学的重要影响(Galambos and Sewell 1996)。从在京跨国公司R&D集群分布来看，大量的外资R&D的确环绕着知识型组织的集中地（知识型组织主要指大学、公立研究所等）进行聚集，象IT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云集的海淀中关村，通讯电子等先进制造业R&D聚集的望京地区等（交通便利也是前述集群区位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表明，许多外资在京R&D机构，其技术交易成果绝大部分流向海外总部，也即海外总部成为事实上的R&D技术资源需求方与R&D技术成果拥有方，作为东道国的北京地区更多时候扮演着“加工R&D”的角色（取自于类同“加工贸易”的涵义），比如利用北京地区极其丰富又廉价的科技人才资源以及当地雄厚的科研院所力量。这一状况表明，在京外资R&D投资集群的“核心”实际上是外部市场导向型，国际与国家层面的经济联系远远高于本地化联系。这一特征给在京外资R&D机构对本地化创新网络作用提出了挑战（但是这一情景又区别于“加工贸易”的简单法则——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内只能获取低廉的加工费，永远处于“微笑曲线”的下端——而在“加工R&D”中，由于本国投入的是高素质的科技人员，因此得自于R&D活动交流与沟通会起到有效的知识外溢效应，但这一目标取决于本土科技人才及本土合作R&D等机构的学习有效性)。为此需要我们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多渠道鼓励国内机构同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并提升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正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移，从研发单向技术向系统集成方向发展，这一转型需要加强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企业战略性合作来提高本土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和创新水平，实现外资技术外溢的最大化，并通过参与-模仿-消化吸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先进技术。
2、拓宽外资R&D的技术服务与外溢范围，积极拓展政府科技计划的国际合作。已有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别法人参与R&D技术交易往往表明对知识创新活动不同层面的重视与支持，尤其来自政府方面的项目需求与计划，许多前沿性研发创新活动最先便是经由政府层面的研究支持与成果扩散。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和一些限制性条件，引导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国内研发机构和企业联合承担一些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借此扩大外商R&D技术外溢范围，提高自身研发能力，并形成有中国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3、通过人力资本有效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回流以提升国内机构的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投资直接推动了对人才的争夺战，人力资源竞争激烈。由于在京跨国公司构筑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技术应用平台，大量招募投入其中的国内人才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因此只有通过建立吸引优秀人才的新机制（政策倾斜、制度激励等），为人才搭建一个合适的引进-跟踪-创新平台，才能有效地提升本土企业和研发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
总之，通过对近十年在京跨国公司R&D投资集群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京外资R&D对本地化联系包括创新发展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使跨国公司内部的R&D网络与区位产业网络进行有效对接，从而让大量在京本土企业可以进入并运用全球知识基地，这里需要强化的因素包括鼓励企业家的诞生、改善产业发展所需的公共政策，加大企业系统与科研系统、国际与国内之间的联系，注重R&D投资对领先技术的应用等，从根本上讲，跨国R&D机构对地区集群本地化联系的完善乃至创新的推进是一个综合的制度激励与设计。
参考文献：
[1] 梁正等，2008：《研发全球化与本土知识交流》，《世界经济》第2期
[2] 徐康宁等，2008：《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经济研究》第3期
[3] 北京科技统计信息中心，2007：《外商驻京研发机构已成为北京科技活动的重要力量》，，《科技统计报告》第16期。
[4] 林耕等，2007：《跨国公司在京研发机构技术转移分析》，
http://www.sts.org.cn[5] 林耕等，2004：《把脉北京的外资研发机构》，《科技潮》，第2期
[6] Maximilian von Zedtwitz(2004) Managing foreign R&D laboratories in China. R&D Management , 34, 439-452
[7] 世邦魏理仕.2004.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京选址的条件. 北京房地产. 2004(10)
[8] 薛澜等. 2001.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影响因素分析. 科研管理.2001(7)
[9] Galambos, L. and J.E. Swell.1996. Networks of innovation: Vaccine development at Merck, Sharp & Dohme, and Mulford,1895-199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