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屏絮语(三)

李钟琴

家与国 
　　有首歌唱道：“有国才有家!”
　　这实是本末倒置!
　　原始氏族社会，是没有国的，但是那时应该有了家庭。
　　陶潜的《桃花源记》说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是没有国的，但并不妨碍其有家。过恬淡的家庭生活，不见得非得有个国。
　　再说，家是组成国的基本细胞。有了成千上万的家，人们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才成立个国。没有家，哪来的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众所周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言，大概没有多少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其实顾炎武的原话不是这样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仅是统治者倒台，国号更改，江山易姓，是“亡国”，不算是“亡天下”。全社会道德伦丧、人如禽兽，那才是亡天下。有时虽然国家未亡，但天下已亡。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明白顾炎武的本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国破与家亡
　　“国破家亡”这个成语一直将国破与家亡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一直表示怀疑：国破，就一定导致家亡吗?二战后，德国战败，被一分为二，自然算是“国破”了。但联邦德国的老百姓并没有人人“家亡”，反而生活越来越好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古时的皇帝以国为家，即将整个国都当成自己的家，人民被称为他的“子民”。所以李世民当上皇帝衣锦还乡后写诗道：“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一旦国破，对帝王来讲，自然导致“家亡”了。芸芸平头百姓也跟着说“国破家亡”，好像有点自作多情吧?
　　爱国与叛国
　　孙中山被誉为“伟大的爱国者”。
　　不过这要看由谁来评价。孙中山跑到国外策划推翻清政府，当时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清政府一定认为孙中山是叛国者，而不是爱国者。
　　可见爱国与叛逆也不能一概而论。清政府的“爱国者”，很可能都是些阻碍祖国前进的愚顽分子，是祖国的罪人;而被清政府指为“叛国者”的，往往却是为祖国的进步殚精竭虑的仁人志士。
　　国家与政权
　　中国历史经历了若干个朝代，每个朝代都有个“亡国之君”。
　　每次朝代更替，是“国”亡了吗?恐怕不是。山河仍在，人民仍在。亡的是政府。
　　清朝一统天下之后，“反清复明”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为什么?是汉族人都不晓得“民族大义”?
　　非也!人们发现，清朝的统治比明朝的特务政治更人道一些，人民的生活更安定一些，所以，人们便认可了满人的统治。不久，中国迎来了“康乾盛世”。
　　此时的老百姓大概不会认为自己是“亡国之民”了吧?亡的，只是朱明王朝而已，与老百姓实在没有多少关系。也就是说，亡的是某个政权，与“祖国”无关，更与老百姓无关。
　　不过，当权者往往乐于混淆二者的区别，引导大家爱国，本意是让大家爱政府。
　　人民爱的是负责任的政府，而不是关键时候将人民当人质的政府。当一个政府尽不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之时，亡就亡吧!
　　人权与主权
　　据说主权是要大于人权的。人权是什么?主权是什么?
　　笔者不敢引用外国人的解释，特意查了查国内出版的词典(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原来，人权是指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和各种民主权利”，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
　　二者谁更重要?既然是先有人、再有家、后有国，那么，人的权利应该优于国的权力。人们组成一个国家，为的便是让国家来保护人的各种权利，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让国家的代表者来剥夺自己的权利。
　　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国民不能享有人身权利和各种民主权利，那么，这个国家的存在与人们建立国家的初衷是相悖的。也就是说，在一个不讲人权的国度，这个国家政权是非法的。
　　互不干涉
　　所谓互不干涉，就是说无论对方是对是错，都不能干涉。
　　在一个没有正义可言的社会里，这样讲是可以的;在一个各方毫无往来的社会里，这样做是可行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各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想让各国都变得没有正义感、老死不相往来，是办不到的。
　　在地球村里，怎么可能做到互不干涉呢?出面干预是干涉，谴责、声明之类，难道就不是干涉?
　　就如在一个村庄里，有一家的家长正在迫害自己的家人，暴行令人目不忍睹，丑行令人耳不忍闻，难道邻居就不能去干预一下?如果村民们对暴行都孰视无睹、麻木不仁，甚至还有人认为那个残暴的家长是个英雄，那么，这个村庄该是多么令人恐惧啊!
　　关于战争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人们可以通过战争手段横行霸道，也可以通过战争除暴安良。
　　中国的兵法经典《司马法》云：“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对于爱好和平的人来说，战争是制止不义战争、实现和平的手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的先贤们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反战，而是认为：“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有这样的认识，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反而见不及此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