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匪首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也是湘西著名的一代积匪，他是受了家庭环境的“熏陶”，才成为这种类型的土匪的。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1882年生于湘西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姚家世代为匪，前后相传24代，专以抢劫为生。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姚大榜从小耳濡目染，为匪之道，早已精通。对他来说，当土匪并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倒是作为一种祖传的谋生手段被天经地义地继承了下来。
姚大榜原来并不叫“大榜”，是后来别人根据谐音给叫成的。因为他小时候长得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个膀子尤其粗大，父母特别疼爱他，就叫他为“大膀”，“膀”、“榜”谐音，因此得了“姚大榜”这个名。
姚大榜长大成人后，外表看上去特别凶恶：高颧骨、大嘴巴、厚嘴唇，下巴像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一大截，两个腮帮子凹进去又像猴，除了两颗大门牙外，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鹰勾鼻子，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充满了杀气。由于一个哥哥早先夭折，姚大榜自小便被视作家中的独生子，娇生惯养，少年的时候就养成了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的坏毛病。他读过私塾，认得几个字，看了些杂七杂八的书，但好的没学会，却把绿林好汉杀人越货的那一套本领学会了，并把那些杀人的草莽英雄称为“强人”，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
姚大榜16岁时，进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套耍刀弄枪的本领，并且行走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传说他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手下几人从芷江回晃县路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手下：“谁能把前面的狗抓住？”众人个个摇头，以为他是说着玩的，谁想姚大榜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向前追去，不一会儿便将狗抓回，手下见了都惊愕不已。
绝活作者：马海方
姚大榜第一次杀人，是由于一个叫蔡建狗的人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就到蔡家门上去讨牛，蔡家依仗人多势众，不仅不退他牛，反而口出狂言威胁姚大榜：“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这一来，激怒了姚大榜，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了。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又从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那里搞到20条枪，伙同牙生矮子姚国安和富林麻子姚本富，上山开始了其长达50多年的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因为自己的羽毛未丰，更加上杀了人怕在当地别人找他麻烦，便带枪跑到贵州岑巩县等地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并从此发展成为害一方的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也从晃县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所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随着抢来的横财的增多，姚大榜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买田置地，修建房屋，还掌握有200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湘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野蛮落后的风气较其他地区更严重，所以土匪多如牛毛，十分猖獗。但在众多的土匪当中，姚大榜却被尊为“榜老爷”、“榜公”、“老前辈”，别人都不敢直呼其名，即使是芷江警备司令楚汉宫龙头大爷杨永清，后来虽然成了姚的上司，但在场面上，还要以长辈相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般土匪相比，姚大榜杀人经验更丰富、越货手段更毒辣，而且老奸巨滑、手段高明。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姚大榜也懂得这个保身之计，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如果他听说有谁在这附近胡作非为，非追查到底，决不轻饶。有一次，他手下一个姓吴的土匪，在他管辖范围内杀了一个过路商人，外人传言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坏了，追查到姓吴的头上，那个姓吴的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磕头如捣蒜：“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姚大榜为杀一儆百，不再追问，就说道：“好，你回去吧。”姓吴的以为姚大榜饶了他，没想到刚转身要走，姚就开了两枪打死了他。还有一次，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姚硬是在大年初一把潘等三个匪徒捉来，勒索五百块银洋后又当众将他们杀掉。
脚枷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石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说得好听，为了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大好人，给地方办了一件好事。殊不知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地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国民党政府为统一湘西，屡次对姚进行招安，想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声望来笼络各地股匪。1918年，龙溪口商号也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表面上答应保商，暗地里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
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他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得以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罗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队长”。第二年7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重操旧业。对于姚大榜的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国民党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其实，姚大榜根本无意做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姚大榜为匪成性，自有其无限乐趣。他曾得意地宣称：“老子是江湖上的狼，绿林里的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快活得很。榜老爷放个屁，你县官州官，谁敢说一声是臭的？”
招抚不成，国民党只好改用清剿。但这条“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的恶狼，自有一套对付清剿的招数。
枪决土匪恶霸
1940年8月，姚大榜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国民党政府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捉拿，姚大榜在屋子里正在与那女子寻欢作乐，清剿队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屋子给围了个严严实实。姚大榜听见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包围房子的士兵叫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向那个黑影冲去，没想到中了姚大榜的“声东击西”之计，而姚则趁机从容地溜掉了。还有一次，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获悉姚大榜已回到家里，一大早就把队伍开到姚大榜的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急中生智，顺手搭起一个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枝快慢机枪放在装满粪水的桶里，装扮成一个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清剿队并没有怀疑，还向他打听看见姚大榜没有，姚回答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清剿队信以为真，到他家里一搜，只看见他的几个小老婆和子女，哪里还有他的踪影？问他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一听，连呼上当，赶快让士兵去追，可为时已晚，姚大榜早已过了两条田埂，逃之夭夭了。 “黑吃黑”是姚大榜聚敛财富的一贯伎俩。1942年秋，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联络姚大榜及当地其他匪帮，发动“黔东事变”。姚大榜为获取钱财，假意与秦共事，但当秦给了他7万元的经费后，他不仅不出兵，反而向玉屏县长李世家告密派兵镇压了这次事变。秦宗炳发现是姚在背后搞鬼，气得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身首异处。悲惨的结局是对土匪罪恶的最好诠释。
龙溪口各商号为了走私纱布，暗地里寻找姚作靠山，给他大量钱物，让他押帮。而狡猾贪婪的姚大榜却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去玉屏，天黑时在小地（地名）住宿。到了半夜，姚又安排另一伙人把纱布抢走，并嫁祸于与之毫无关系的无辜民工，硬说是他们抢了纱布，并当着货主的面把民工杀了。这种“黑吃黑”的阴险手段，对于姚大榜来说，可谓家常便饭。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他与人说话，也总手不离枪。有一天，他在一个客店与一客商谈话，对方由于感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外边人听到枪响，拥进店里问是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抢，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民众为剿匪部队指路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的丧钟。姚大榜拒绝人民政府和军队的政治争取，伙同其他匪股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负隅顽抗，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思想进步，劝他放下武器接受宽大处理，他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人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要吃了你。”说完掏枪就要打，幸亏手下有一人抬高了他的手腕，姚应科才得以活命。在解放军的追剿下，晃县土匪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1950年八、九月间，解放军发动“雪凉合围”一役，将蚁集在湘黔边界凉伞的5000名土匪予以歼灭性打击。在随后的壕庆湾一战中，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到达十家坪，在此他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到六龙山继续作恶。当晚，在渡河时，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射击，姚大榜落水而死。
积匪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消除。(参见杨长光：《湘西巨匪姚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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