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全篇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未来五年发展目标及主要任务，继续强调中国经济及其增长模式的“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围绕着三大主题：促进国内消费；调整供给结构、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区域平衡经济发展。这当中，由“强国”转变为“富民”的变化值得关注。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在十二五规划中被列为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本文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及消费倾向的变动来探讨这一目标实现的路径。
一、中国人口结构变迁及消费特征
中国有三个人口出生高峰，分别是1949-1957 年出生的“50 后”、1962-1970 年出生的“60后”、1981-1990 年出生的“80 后”。这意味着未来5 年55-64 岁、45-54岁、25-29 岁人群的增长速度将加快。继而再向后推5年-10年，老龄化社会基本形成。
消费者在不同的年龄段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消费者的这种随年龄而变化的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根据年龄、婚姻状况、子女状况不同，将消费者的家庭状况划分为不同的生命周期。从许多学者的研究来看，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消费者具有一些普遍的行为特征。
根据国外及国内的一些经验数据，这三类未来的主要人口高峰群体消费特征大致如下：“50后”需要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60后”在保险、医疗保健、奢侈品、度假等方面消费更多；“80后”消费集中于住房、家庭耐用消费品、奶粉等婚育需求，以及一些电子商务、互联网消费。
家庭生命周期与消费特征
1、“50 后”逐渐退休：开启老龄化消费
中国普遍存在着提前退休的现象，平均退休年龄估计在55 岁左右。近些年，随着50 后逐渐步入退休年龄，以及人均寿命的提升，55-64 岁人口快速增长，未来5 年55-64 岁人口增速仍将保持6%以上的增长。显然，这将开启老龄化消费：医疗保健需求将快速上升。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患病率和就诊率都会大幅上升。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55-64 岁人群的患病率和就诊率分别为251.8‰和227.5‰，而55 岁以下人群为109.2‰和115.65‰。可见55 岁以上人群的增长将增加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对社区服务、营养食品等的需求上升。老年人的自理能力下降，因此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上升，同时对健康的诉求上升，也导致对营养食品的需求上升。
2、 “60 后”步入空巢期：推动医疗保健、保险等需求增长
60 后步入空巢期。建国后的第二波婴儿潮是1962-1970 年期间出生的60 后，未来五年这部分人群将进入45-54 岁的黄金消费期。未来45-54 岁人群的增速将会有所提升，保守估计将在6.5%以上。消费能力最强的年龄段。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事业达到顶峰，儿女逐渐离家独立生活；收入水平很高，必须支出较少，消费能力较强。从美国的经验数据来看，这一年龄段的人群收入水平最高，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却最低，这反映了这一人群的消费能力：保险需求可能面临快速增长。从美国的数据来看，这一年龄段的人们在保险的支出比例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表明人们已经在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保险行业可能面临快速的增长。医疗保健需求得到推动。这一年龄段的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同样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3、“80 后”成家立业：新兴的消费力量
80 后进入婚育年龄，25-29 岁人群增长速度将加快。目前年龄最大的80 后已经30 岁，未来整个群体将逐渐通过25-29 岁的年龄段，未来5 年25-29 岁人群的增速将达到4%左右。目前，中国的平均结婚年龄在25 岁左右，生育年龄在28 岁左右。可见，80 后正处在婚育的高峰时期。80 后成家将拉动房地产、家电、家具、汽车、装修、珠宝首饰等需求。从美国的经验数据来看，25-34 岁是居住类支出的高峰人群。购买房屋、汽车、装修、家具、家电需求仍将保持较高增长。80 后的下一代出生，拉动奶粉、医疗等产品需求。房地产最受益于人口结构的变迁。这当中，房地产是典型的年轻型消费品，51%的房产购买行为发生在25-34 岁之间；由于80 后人口高峰（87 年出生）将逐渐进入这一年龄段，25-34 岁人口增速将提升，这将推动房地产需求继续保持较高增长。
这些基本的高峰人口消费需求，实际上反映了国内消费的“刚性”需求点，而将这些需求真正释放为实际的消费行为，则需要再从居民的消费倾向变化及心理特征来进一步分析。
二、居民消费倾向变化及特征
改革进程中，微观居民的“消费倾向”或者说消费与储蓄的比例成为核心词汇，居民行为成为了宏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基础。因此，这里还需要探讨居民消费倾向特征的影响因素。
1、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研究数据显示，从总量上看，国内居民长期消费倾向为80%，储蓄倾向为20%，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其中，城市居民的长期消费倾向相对低，影响居民长期消费倾向的主要因素不是即期收入，而可能有更长期的因素影响其行为模式，例如对未来变化的担忧；农村居民的长期消费倾向很高，而且即期收入的作用大。
2、储蓄意愿的推动因素变化
90 年代后，利率虽然对储蓄增长的影响能力大幅度下降，对储蓄的影响仍是正的。但目前，利率是负的条件下，储蓄依然上升很快，可以看出决定这一储蓄增长的应该有其它可解释的动因。按行为分析，居民可能更注重财富、子女教育、养老等长期储蓄目标，这就会引起人们对长期利率的敏感。
3、资本市场完善后的居民投资与消费
资产选择的途径增加后，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单一的银行存款转向到以银行存款为主，债券和股票占有相当比重的金融结构。未来居民资产结构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继续加快调整步伐。
4、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影响
社会保障体系如养老、教育、失业、医疗和住房等对中国消费者的影响更为长期和巨大。回顾过去，城市居民消费行为这一从短期转向长期的特征变化可以判断：一是80 年代为购买耐用消费品而储蓄的短期倾向迅速下降，子女教育费用上升，表明居民对教育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风险及追求提高人力资本所做的反应；二是养老预期的倾向加强；三是购房上升迅速，这是对未来住房保障的基本反应。
三、影响中国消费增长的因素分析
从宏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来看,根据欧拉方程：消费增长率=[r(t)- ρ-θg] /θ。消费增长率是一个内生性的增长变量，消费者的理性行为最终决定消费率水平。而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ρ值是指效用的贴现率，反映的是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问题，若该值较大则说明一国居民倾向于当前消费。从中国居民的消费理性行为来看,ρ值较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中国增长缓慢的国民收入水平有关，与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几个关键因素有关。
1、收入因素
影响中国最终消费率的因素主要有国民收入及其划分的比例、人口数量及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状况、政府相关政策以及人们的消费心理等，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因素还是国民收入。收入水平高,则消费领域广，享受性、发展性消费较多，从而消费结构层次较高；收入水平低,则消费领域窄，较多地集中于基本生活消费方面，从而消费结构层次也较低。而在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是比较稳定和持久的部分,这部分收入在消费支出投向中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人们日常基本生活需要,非工资性收入即一时性收入(如,各种奖金、兼职收入等)在消费支出投向中则更倾向于用来满足非日常基本生活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不仅如此,近来,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向非居民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倾斜的趋势较为明显,导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趋向下降,这也制约了居民消费进一步快速增长。另外,持续走高的房价已成为阻碍消费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房价增幅过大,超出了部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购买能力,从而抑制了其他消费需求的释放。年轻居民的消费欲望较强、消费观念超前,有潜力成为推动商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为了积累购房能力,不少城市家庭被迫进行储蓄,有时是两代人甚至几代人进行储蓄,这就使得住房消费以外的当期其他需求受到较大制约。
2、社会因素
社会保障具有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就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引导和控制社会及其成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从而促使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社会保障正是通过对消费需求增长和需求变化这一环节的调节,以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以“三条保障线”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也已取得较大进展,救灾救济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救助医疗制度等初步展开,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变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保障实践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只有部分城镇居民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而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并不能享受到这些待遇。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对需求者的有效保障,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制约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并不能给被保障者充分的帮助,特别是在农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让农民感到并没有真正的实惠。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监管不力,很多社会保障资金并不能真正到位发放到居民手中。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
四、低消费倾向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过低的消费是由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结构所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单纯地采取总量调整的政策措施来刺激消费、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目前中国的情况恰好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贡献偏小，并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据此，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把居民过高储蓄和过低消费归结为中国的国民性，即所谓的节俭偏好。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过低的消费并非源于节俭偏好，而是由人口结构和消费倾向特征决定的。
首先，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偏低是由经济增长结构造成的。居民消费支出增加需要以收入增加为前提，而收入增加则受制于经济增长的结构。中国目前正处在由资本要素驱动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资本的收益必定要高于劳动的收入，考虑到资本收益主要是用于再投资的，所以当劳动收益相对偏低时，中国消费偏低和内需不足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偏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过慢。政府职能转变过慢就会导致全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居民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储蓄、通过市场来购买原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比如养老、医疗保健和子女教育等。毫无疑问，这样的储蓄具有强迫性，从而与节俭美德无关。
第三，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效率过低、滥用居民资产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也会造成居民消费支出下降。根据消费平滑理论，只要当期居民的金融资产被滥用，必定会产生当期居民储蓄增加和消费减少的跨期转换效应，因为当期资产被滥用意味着下期资产及其收益的下降，为了确保下期体面的消费支出，就不得不依靠增加当期储蓄、减少当期消费来加以平滑。
五、结论及建议
从长期发展规划来看，宏观经济增长的本质性推动因素和长远发展的保障，促进消费需求，才能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通过上述人口结构变迁、消费倾向变化以及其后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分析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内在联系，与就业人口的压力与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有内在联系。针对此，从下述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是确保居民收入增长。这要得益于工资快速增长和就业稳定增长——这需要政府提高政府部门工资和私人部门的最低工资；农村居民收入需要依赖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工工资提高以及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增加。
二是继续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网的覆盖面、提高支付标准，这将推动医疗支出增加，在边际上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三是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提供给居民更多的金融产品，特别是在直接融资方面，减低国家银行效率不高而造成的对居民负债的风险，加强资本形成的能力和效率。
四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其中重点放在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重建必要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上，这样既可以压低高收入者的高储蓄倾向，也可减低制度变迁的风险，稳定消费者倾向。
五是进行要素价格改革（能源，资源，土地，资本），这将减少工业部门相对于居民和服务业所获得的隐性补贴，从而帮助经济转型。
六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分红政策的改革，这将帮助降低企业部门的储蓄、增加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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