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端阳 作者：李贻涛

又是端阳

 李贻涛

 

我们这里的人不叫端阳，也不叫端午，也许是方言和口音之故，我们叫“五月当五”。“当五”与“端午”有区别，虽都是指的那一个时日，却不都指一个时辰。“端午”是南边人的说法，也是文人们的说法。对于我们，“当五”就是当五，是土话，是我们这里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乡土的，是俗文化。
    “五月当五”节气的由来是因为那个叫屈原的老头儿怀沙沉江了，楚人恐其被鱼鳖类所食，故抛粽诱驱，以保护屈原，因为那天是五月初五，后来人们每年里那天都投食于那条叫汩罗的江，久以成习，沿袭成节。那个老头儿已死成鬼了，这个“节”其实是个鬼节，处一年里三个鬼节之中。这故事是十分伤感、十分凄美的，现在说来似乎早已是家喻户晓了。但“似乎”只是说“似乎”，并非是确指，亦非全指。
    其实，在我们里人的习惯中，正像中国传统中的大多节日一样，“当五”就是五月初五的当天，就是个习以成规的节日，不含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到了书上就不一样，硬把它和历史上的什么大人物“焊接”，非把它和中秋一样说成是爱国日，或者是什么民族反抗的纪念日，把问题弄得很大，说得很严重，赋与它一种本身都拖不动的政治涵义，这么地拔高再拔高，壮大再壮大，其实是政治家们的一种需要，也是文人们的自病自吟。
   
    在我们乡下，以我们乡下人的愚钝，从没有从“五月当五”中感受到过什么重大政治意义来。我们站在平民的视角，所能感受到的也就是麦罢了，也丰收了，大忙过去了，秋活儿还没有正式铺展开来，农家人只有在此时可以缓口气，歇歇劲儿，吃好点，补充补统营养和体力，舒展一下身子骨，慰劳一下巴望多时的孩子们，享受一下一年中少有的快乐。之后，再走走亲戚，闺女趁这空闲去瞧瞧娘家。这一快乐之后，蓄足了劲儿，下次就到八月十五才能舒缓了，孩子们不趁此时吃好乐好就只有待到八月十五了。八月十五，那是又一个大忙过后的时机，也是秋忙中的间歇时期。对于终年劳作的农人们，对于天性玩乐的孩子们，六七八九几个月的燥热才是真正地难熬呀！为此，“五月当五”需要酬劳。
   
    对于屈原，我们是从书本上认识的。其实，在我们那里，民间没有屈原。老百姓只以食为天。我觉得，屈原是个很怪又很倔的老头，这老头倔得又很无聊。楚人也多事，也是很无聊。本来屈原是个很正直、也很有品行的高级干部，政见不合就跳江死去了，这没啥说的。过去人们也总是敬仰类似于“儒性”正直的一面，要么独善其身，要么兼济天下。可仔细想想屈原，还真不是那么回事，你个人的政见、个人的成见能凌驾于民生问题之上吗！政见不同、有成见就去死，要是以此为榜样教人效尤，全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有很多，都去跳江死，都去上访吗？那就乱了套！再说，那老头连自己都解救不了、保护不了，怎能拯万民于水火！既兼济不了天下，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很可敬的，但跳江行为是十分不可取的。
   
    然而，行为归行为，那是屈原个人的事，对他个人而言也许是可取的，他就是那么倔，谁也没法。他能守道而死，也很值得尊重。可他守的是什么“道”呢？他是狭獈的本位主义者，虽说是“爱国”的，可他那么大的一个诗人，那么那么有名的高干，那么大的才能，“爱”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楚国，他约对没能做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所“爱”的只是我们祖国版图中的一小块儿，也即是小小的楚国那一块儿，而对于很多很多的祖国的地方他是不爱的，小小的楚国以外的很多很多的人民他也是不爱的，甚至是嫉恨的。这有点像后来的岳飞。岳飞是爱国的，他很爱他的小宋五朝，可他却装不下北方那里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因此，他只能是族英雄。同理，屈原心中所能抱爱的是他那个小小的楚国，没有我们这些淮黄以北的人民和土地。那么，对于一小辈子都不曾进过县城的乡下小人物而言，“五月当五”就是“五月当五”，不是别的。把“五月当五”的意义拔到爱国那么高，有必要么？有必要的倒是，需要在“爱国”二字之后加上“主义”二字，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屈原爱楚国是他个人爱国的体现，小有点“本位主义”，也是他个人的一种情愫。而“爱国主义”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样的时代则是一种精神，一种深植于各种主义之中，又高于各种主义之上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各种精神之根基，这种主义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是中华人文品格的结精。
   
    然而，对于我们这里的农村人而言，没有屈原忌日的意念。过个“当五”节，要忙上几天，忙什么呀！忙“吃的”。这“吃的”，没有投江喂鱼喂鳖保驾屈原的意思，乡下人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他们原本也不知屈原是谁。我们这里也没有龙舟赛事，更没有祛邪驱鬼的阴森鬼气，有的只是一种孩子般的清新喜气。这种节日气氛，不是与纪念屈原的初始意义想悖了吗？是的，有点，这就是文化与民俗的衍变。就如过年早没了驱邪意义一样，它只是个民族喜庆的节日而已，若是谁非要把它的意义往高处拔，往大处推，那真不是民心民情的本意了。
   
    在我的记忆里，关于“五月当五”，我们这里没听说过有传下来的民歌，要说有，那是文人的伪作。比如有一支民歌：“五月五，是端阳，割新艾，酿雄黄，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其实，不用辫也知道，它不是民歌，是一些蹩脚文人的伪作。民歌不会那么地文刍刍地，也不会那么地堆词砌句，民歌主要地是表达心声的，是很随意的，很通畅流顺的，用得着那么地雕琢吗？再说，对于我们普通人家而言，既不叫其为“端阳”，也从没见过雄黄为何物儿；既不称其作“五月五”，也从没见过“龙舟”为何样，在百姓眼目中，“龙舟”是传说中大运河里炀帝的物件儿。我们有的是什么呢？割艾是有的，日头出来前到菜园地或坟地割了回来，但却很少有插在门上的，插在门上的是文人们雅致之举，也是极讲究的人家的事，一般人家不舍得。我在我们村里近五十年，从没有看见有人家舍得割艾插香的，而是将割回的艾晾干，和着面烙饼吃了，艾是药，可祛湿除风呢。吃粽子也是有的，但不多，起早从集上买回江米大枣苇叶，回家来包了锅里一煮，满是清香。孩子求的是吃好，大人图的是兴气，大人小孩儿都高兴，都喜气。令孩子们高兴的事还有，有人家早早地挖了莎草核，晾干了，碾碎轧成粉，装进小布袋缝好口，再穿上彩线，到“五月当五”这天送与村里的孩子。香布袋很香，也好看，有的缝成小狗儿，有的制成小鸡，有的成三角形，有的成菱形，无论什么形状，挂在胸前都好看，以求驱祟避邪，都图个兴头儿，图个吉利。“五月当五”这一天也不全是孩子们高兴的事，我们参杂里刚收罢麦子，一吃完粽子，大人就赶着孩子下地里去拾麦穗儿。在我记忆里，麦收天学校里放假，小学生由生产队组织老师带队下地里拾麦穗，拾着拾着天热了起来，躁得很，日头晒在身上，火灼了般痛，赤脚走在割后的麦荐地，小腿以下早已被麦茬扎得伤痕累累，但我们拾麦穗的的兴致仍是很高，一是还乘着吃粽子挂香布袋的兴头儿，更主要的动因的却是想在过称时得到看场老头一句不经意间轻松的表扬：“看，还是这孩儿拾的多！”拾得多，就显得思想好，就显爱集体。道理就这么地简单。
   
    至于今年的端阳节，与往年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国家立了法的，要把它定为“国节”，而且放了长假，人们都高兴。可高兴与高兴不一样，上班的人高兴是可以趁机心散一下，轻松一下，学生孩儿高兴是因为终于盼到“放风”了。第二个不一样是今年汶川发生了大地震，波及到了全国，全国人都在忙这事儿。这两件事都是大得不得了的事，都是比屈原跳江重要得多的大事。屈原跳江，其实是他个人的事。人们缅怀屈原，吊念大地震中失去了生命的人们。这种境界比屈原那种只抱个人成见，“道不合宁可死”的狭獈意识要宽广得多，高尚得多。
   
    又是“五月当五”了，不妨咱也雅一回，按书上的学名称其叫作“端阳”。而且回味一下那首许多人都称好的民谣：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门头上，出门一望麦梢黄。
         这也端阳，那也端阳，处处都端阳。”
   
    这民谣能让人从地震的沉闷和烦气中走出来，展望出一派丰收喜庆的景象。
    
     
                      
      附作者：李贻涛，男，荥阳市政协秘书长、作协主席、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