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5日发行）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李学勤 郭志坤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俗历史写作也是学术活动
——主编“细讲中国历史”有感
郭志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中有“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作为主编之一的我，甚感荣幸,同时也要对十二位作者的辛劳以及读者的称誉表示衷心感谢。
我和李学勤先生达成共识，将“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定位在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上。写通俗读物也不容易。首先，要不违背历史真实；其次，要尽可能反映历史研究新成果。从酝酿到出版整整七年之久，要不是李老对“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构想和审读，这套图书是难以完成的。关于这套丛书的初衷，在序言中都说了，在此不赘。在主编“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过程中有所感悟，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通俗历史著作写作也是一种学术活动。
在上海召开的新书发布会上，记者问我：主编这套丛书有什么困境?我说，催稿难。也就是说，作者不能按主编和出版社设定的日期交稿，一拖再拖，拖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有的书稿三易其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通俗著作既难写，又不被社会看好。
历史学常被戏弄，要么不被重视，要么被歪曲。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学被边缘化，学者称之为“史学危机”，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后来出现“历史热”乃至“国学热”，可是多为“戏说历史”所出现的“史学乱象”干扰，这也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我作为数十年来一直从事历史学编辑的出版人，深感应该请历史学的专家学者撰写像“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这样的通俗历史著作，面向大众，以正视听。
其实，“通俗”在古代是褒义词并被推崇的。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京木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中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这是规律性、总结性的至理名言，就是说，语言必须通俗易懂，才可流传广泛和长久；语气必须充满风格有趣，才能被人接受。千百年来，有识之士一直为通俗体的白话文的推广而努力。胡适先生认为“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一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作诗作词了”。汉代还有人专门写过《通俗文》(东汉末服虔撰)。这是我国第一部俗语词辞书，对通俗语言的普及起了作用。
歧视通俗甚至把通俗贬得一钱不值，大约是近代的事。那些故作深沉的文人，为了蒙人，就以诘屈聱牙、谁都不懂的文字表达，认为这样才有“文气”才是“上品”。通俗著作对于普及中国历史很重要，但又非常难写。我呼吁，提倡写通俗历史著作，这也是一种艰辛的学术活动，应该列为学术业绩评定系列，以鼓励多编辑出版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普及中华文化，弘扬优秀的中华文明精神。
通俗历史写作是一种学术活动，理由有四：
第一，对历史材料的辨析要有学术造诣。中国史料自古以来都是正史、杂史、野史并存，不能“拿来主义”，要加以辨析、考证才能引用。对正史即官修史，要辨析;对杂野史更要甄别。有些野史，乍看生动形象，一查考又互相牴牾，有的很荒诞。没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就会良莠不分、真假难辨，就容易把无据的传说误认为史实。
第二，对古今文体的转化要有学术功底。通俗，很关键的是语言的通俗，就是把古文字白话化，转变为合乎大众口味的语言，让民众能听懂读懂。这不是一般的写手所能完成的，必须有历史和古文字知识。古代汉语是非常简约而典雅的，对其用语用典，历代学者有许多考释，没有相当学术水准的历史学家、研究者是难以做到的。除了文体转化，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古人思维和今人思维其实很不一样，要达到观念的通顺，需要做很多深入的研究和体验。
第三，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述要有学术见解。人物和事件是重要的历史构建元素，异常丰富，可谓“五彩缤纷”，十分有趣。对于某一人物或事件的记载往往大同小异，或者小同大异，而且各异其趣，于是导致后人众说纷纭，“解说万端”。所留下的线头越多，若不慎重梳理就越易让人走进一个复杂的历史迷宫。如何选择? 需要权衡，要有选择的魄力，更要有历史知识的判断，这就要靠历史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提高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是单纯以社会的需求或多数民众的意愿作为选择的标准。
第四，具有“历史感”的体现要有学术语境。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著作是以尊重历史、符合史实为前提的。历史通俗作品写作中的一个通病，就是杜撰和失实，喜欢用现代人之情感和思维去妄揣古人，生发议论。要知道，古代离今天几千几百年，整个文化思维、社会架构、生活方式、政治话语等，已经天翻地覆。在通俗中，文字强调平实流畅，注重“故事取胜”，有释惑，有纠正误解，有典故分析，还有对神话的诠释等，对此务求有根有据，提供一种多元的历史图景，予人一种“历史感”。没有对当年的历史作相当的考察，难以进入古人的语境，却对古人之言行妄加评断，其结果是对历史的误导。
撰写通俗历史著作，难写，又往往得不到学术界的好评，认为是“小儿科”、“不登大雅之堂”，而且不列入学术业绩考评系列。《秦汉史》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马孟龙回顾自己的编纂过程时说:“一是要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必须去‘补课’，重新阅读秦汉史其他领域的新进展，这样颇费精力；二是耗费精力去写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对我的业绩考评毫无用处。究竟值不值?”最终他还是落笔撰写，还是觉得“值”。他说:“各种歪曲的史实冲击着普通民众，似乎秦汉史是混乱不堪的时代。向大家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我想，这也是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我们不发声，谁还能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呢?”这是很多有责任感学者的共同心声。
不把花费精力和时间撰写的著作列入学术考评之列，不公平，也不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普及。我再次呼吁：“希望有这样的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写作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
(作者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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