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著名宪政学者王人博最新作品。一本不是“自传”的自传,在这里,读懂王人博,一本超脱法域眼光观照社会与人生的书,亲聆睿智者的思考与言辞。这是一本有关电影、音乐与读书,有关鲁迅、本雅明、北野武、竹内好的书,文辞与义理齐彰,美文共美图一册,一本超脱法域眼光观照社会与人生的书;同时从这里,你可以读懂一个中国宪政主义者的那种敏感、警觉、难以驯服,以及痛楚、困惑乃至迷惘。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01
序
闲逛者既可以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以漫无目的的游走姿态背离人群,同时又被人群推挤;也可以远离人群,在黑夜的世界里,在那些声色光影以及漂浮于心底的记忆中游荡。我属于后者。
1、闲逛着絮语
我的角色是个教书的,还顶了一个教授的头衔。按照社会分工概念,“教授”除了教书,还得有自己的专业。是的,我的专业是一个法学的分支学科——宪法学。许多年前,在这块园田里,东刨西挖,沾着汗尘。这些年,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不知是因了年老的缘故,还是上天弄人。这让我想起了过去村子里的“打井”。我的家乡是一个易旱少雨的地方。农人们把水井看成是关涉生存的大事。“打井”最重要的是要找准位置,若错了一点,辛苦就会白费。更糟的是,某些地方压根没水,付出越多,失望越大。 我的疲惫不知是来自这愚蠢的劳作,还是来自这劳作之地的“无水”。我学会了偷懒。冥命注定,我不可能归化为这个专业的主流。“为人所知却不知名”——这是归属也是对我的褒奖。 除了教书,还能向往什么?它是我惟一的职业。职业就是得选择一个角色,由它来养活。除此之外,它没有更多的东西。或者说,职业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因为人离开了社会则无处可去。还好,我并不厌恶这个行当,喜欢给学生上课。在课堂,我可以把那些无用的胡思乱想像考试夹携小纸条的方式带进教室,学生能分享我的热情、玩笑或者不时冒出的几句机智之语,便是快乐的应许之地。 虽然选择了讲台,但本性上我却是个闲逛者,一个夜间的漫游者。 闲逛者既可以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以漫无目的的游走姿态背离人群,同时又被人群推挤;也可以远离人群,在黑夜的世界里,在那些声色光影以及漂浮于心底的记忆中游荡。我属于后者。 夜深人静,那是我喜欢的去处。影像、音符、书页、过去的记忆,甚至在电脑里的一幅图画都是必经的路景,或探头探脑,或驻足观望,或走走停停。一个人若在树下坐等花开花落,果实由青变红直至熟透,在我看来那是傻子。(《许嵩:用音乐救赎》) 这也注定我成不了任何专家,一生都只是个闲逛者。喜欢电影、音乐和绘画,却成不了艺术家;喜欢格言箴句,也做不了诗人和哲学家。“专家与业余者的区别,除了高下,还在于进入作品的方式:前者注重作品的技术和理性,而业余者投放的是身心和感情。我宁愿一生以业余为业。”(《谁摇动了天使之铃?》) 闲逛是一种诗意的思考;闲逛是一种收藏,将其所闻、所见,哪怕仅是一缕思绪都攥在手里——“收藏是儿时的热情”。(《绝望的语词》和《凡世、凡人、凡心》篇目) 黑夜中的漫游是孤独者的快乐。先到鲁迅那里看一看。他的那份苍凉就着黑夜,给了我《再嚼鲁迅》的机会。“希望”在他头顶上掠过,像是流星划过夜空。我想到了他的写作:写作之于他是绝望的缓解,还是“还一笔宿债,就像一个上吊之前立下的遗嘱”(卡夫卡语)?写作也许是对他的“绝望”的一种苦涩的奖掖。 在鲁迅那里呆了一会,又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住处”。他不讲故事,却喜欢讲故事的人。(《失传的手艺》) 他打动我的是那独特的思考和诡异的思考方式。赞叹他在“微小世界”里的大发现,感动于他思想火焰在“过去”的干柴和生活的灰烬上的持续燃烧…… 鲁迅、本雅明、竹内好都是闲逛中见到的景象。至于他们之间有何思想上的关联,这不管闲逛者的事,闲逛者只是东看看西瞧瞧的游走。我只是在这些身像之后,捡到了一枚刻有“阴郁”两字的徽章。 .“电影”是黑夜的闲逛者的必经之地。与艺术家不同,闲逛者不讲究电影的分类,只要感觉有趣的,就能吸引他的眼球。当然,有关人生思考的电影,驻足的时间会久一些。像“悬疑片”这类电影他也愿意检验一下自己的智商。(《香水:一个黑郁的玩笑》) 对闲逛者来讲,他未必全神贯注于整部影片,但他会在意其中的单个镜头。因为结局往往藏身于以其凝练形态出现的细节中。(《<刺猬的优雅>中的美丽衣褶》)。 电影吸引他的永远不是一个观念,而是某个具象。(《给斯大林的礼物?》) 闲逛者一边用眼睛看,一边也用耳朵听。即便在观看那些影像时,他的耳朵也闲不下来,从银幕飘拂而出的音符,也会使他手舞足蹈。(《summer:洗耳恭听久石让》)。 一个音符,一句歌词,都可能为闲逛者收入囊中。(见《音乐与脸谱》) 闲逛者在黑夜里漫无目的地游荡,这与那些白天匆忙有致的人们形成对照。任何有规则的忙碌,都是一种冗余。这是闲逛者遵守的基本价值。 闲逛者是社会专业化下的弃民。 .“他们看上去,十分懒散,但在这懒散的背后,是一个观察者的警觉。”他对游荡本身的酷爱来自对循规蹈矩的现实的鄙夷。对现实的绝望,加快了闲逛者游走的步伐。 闲逛者想象力丰富,生性敏感,内心尊贵,他只听从没有目的地的乌托邦的召唤。 闲逛者喜欢的孤独,是置身于夜色的孤独,是一个人在黑夜里的狂欢。黑夜给予的那种时刻成了他消磨时光的空当。 闲逛是那些内心尊贵者保持尊贵的一种仪式; 闲逛是保持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闲逛者永远孤独地站立,眺望着这个身在的现实,然后把目光放低,将自己的孤独与这破碎的世界融为一体。(《孤独的敏感者》) 夜色褪去,置身于声光色影黑夜世界的闲逛者恋恋不舍,那意味着他将要别离灵魂世界的存在。 闲逛者不提供娱乐,也不提供教诲,更不想用自我的剖白来换取冰冷的金钱。他呈现的只是漫游的快乐和收藏的热情。 王人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这是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两眼张大逼视着观众,不知何处来的光,映射出满脸的焦虑与不安。头发弯曲蓬乱,胡须稀疏,粗壮的鼻子向两边慢慢伸展。这是一张有些变形的脸。 先说这胡须。胡须是某种象征,是一种触觉物。据说,猫是凭它的胡须辨别方向的。如果把胡须剃掉,猫就会失去方向感。人也一样吧。男人如果不长胡子,可能会影响自身的敏感度。胡须的浓密和稀疏与雄激素有关,而雄激素与性功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中医的说法:血气盛则须发长,血少气多则须短,血气皆少则无须。若男子的胡须变得稀少,很可能是性功能减退的表现。其实,画里的这胡须的稀疏未必言指的是“性”的能力,或许还有一重象征:心灵对这个现代性世界的敏感与乏力。 其次是画中的鼻子。“敏感者”之所以为敏感者,他不单靠眼睛打量外部世界,还依赖于嗅觉。嗅觉在我们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斥堠、警觉、试探、测定的作用。敏感者应该是首先对这现代性世界气味敏感的人。 .《敏感者》的整个构图也有重要特点:“画中人物自上而下不是正面的,而是侧向观众的,这种高视点带来的倾斜感,好像把一面镜子迎向自己时所见的向自己逼近的镜中形象。被画者与观众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被画者存在的局促空间就在我们面前,他警觉地张望,急疾地掠过一切,那神经质的眼神使我们传染上不安。”这样的构图形式应该是画家缓解自我心理不稳定的一种方式,是其潜意识的视觉流露。 整个构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画中的前景是一个带着剧烈情绪的人,天空是黄昏色的,后景则是一面冷漠的墙,不带有任何热情。墙边有一个背过去的人,他和这墙、暗屋的色调一致。热情与冷寂就这样被凝固了。后景的那个人是作品不可多得的一笔。没有它,整个构图就会缺少某种思想;有了它,就会使观众更坚信这种判断:“对比”指涉的是不同的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有人热情,有人冷漠。热情的人是痛苦的,冷漠的人是麻木的。同时,作品也暗喻了现代性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相互间的不可通解。这是自然的。 有人说,正常的精神状态与非正常的精神状态的边缘就是艺术的温床。我觉得这幅作品就是画家在这“边缘”省思、咀嚼后的一种顿悟和一种刹那间的情感捕捉。画家不可能通过他绘制的物象来表达他思想形态和思想结构,但他可以把他的思想通过画笔在一个特定的“刹那”时刻加以捕捉,并转化为他此时的某种情绪和感情。这情绪与感情就是他思想的艺术再现。 就《敏感者》而言,我相信作者是在某一个瞬间,由于自己的精神状态的“边缘性”,忽然抓住了他内心的那种不安、情感的不确定,急匆匆地用他的画笔加以呈现。而正是这种“急匆匆”的样态感染了我。 《敏感者》传达出了画家渴望对外在世界“参与”的热情,但真的要面对这世界时,他又是那样的生拙和乏力。所以,他走回了他的内心世界。“内省”不是与外部隔绝,而是认知的改变:由外在的打量、触摸、嗅探改为心灵的咀嚼。从“外看”走向“内省”自然带来的是内在的焦虑与不安。这焦虑与不安加重了其心理的破碎与敏感:越是往自己的内心走,就越是对外界充满好奇,更渴望对这世界的“参与”,而自己就会越来越感到一种本源式的无力和无能。这应该是现代性之下的某类人文知识分子样态的真实绘制。 《刺猬的优雅》 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小说原著 。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就“改编”而言,这部片子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在于镜头下的细节处理。非常巧合,原著的作者是女性,而电影的导演也是女性,对细节的把握则是女性的专长。我喜欢女性的作品。 影片一开始是小女主人公“巴洛玛”躲在地下室用“摄像机”在进行拍摄。室内光线昏暗,只有她自己的喃喃自语。这个细节是原著中没有的。“摄像机”也是导演添加在影片中的。这个物象的运用体现了导演的匠心:“摄像机”既是小巴洛玛记录现实的一个工具,也是她思考、揭开这个世界真相的钥匙。通过“镜头”,小巴洛玛瞥见了现实世界的虚伪。这个世界不大,是她身在的处所,是摄像机前的母亲、父亲和姐姐那种布尔乔亚式的举止。有一个镜头,导演处理得颇有意味:小巴洛玛先是把一个水杯扣过来,然后再翻转倒满水,隔着水杯拍摄姐姐,影像里的姐姐分明就是金鱼缸里的那条金鱼——像是撞了一百次玻璃的苍蝇,永远被禁锢在那个透明的城堡。 《刺猬的优雅》的外景很少,多数镜头都是在室内拍摄。为数不多的一个外景是门房“荷妮”在门口碰到流浪汉“尚皮耶”,并告诉他要到收容所去,因为这个冬天很冷。这是一个不太会引起观众注意的细节:这是影片的开头部分,它既向观众明示了满身是刺的“刺猬”——门房“荷妮”的真实为人,也暗示了荷妮的结局与尚皮耶之间的联系。影片中三次出现尚皮耶的镜头,而且都是为了说明荷妮的在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间部分的那个镜头:荷妮做完了发型出来,碰上在街乞讨的尚皮耶,只听他说了一声“您真优雅!”。这是影片惟一一句通过流浪汉之口称赞荷妮外貌的台词。类似的镜头还有:小巴洛玛陪同荷妮送还衣服,在大街上,面对急速的汽车,荷妮下意识地拽住小巴洛玛,提醒她过马路要注意安全。这是一个有着相同意义的镜头:在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导演却用来表现人物身上的自然特征。“汽车”是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也是伤害生命的杀手。荷妮这个孤独于现代文明之外的人必定被置于文明的关系中,这里已预示了结局。导演在处理这些细节时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又是那样的在意,而不动声色。它提醒观众:结局就藏在开头里。 再把镜头转向室内。烧水壶“吱吱”地响着,荷妮抓出一把茶叶放进茶壶中,茶壶已经倒满了开水。响着的水壶在这里用的是特写镜头。我们知道,法国家庭一般是不用烧水壶的,因为烧水壶一个最大的功用是用来泡茶。这个镜头是对观众的一种暗示:女主人公喜欢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这为影片的展开埋下了伏笔。小巴洛玛也有类似的爱好,她学习日语,喜欢饮茶和围棋,而且还纠正了大人把围棋的发源归为日本的错误。关于东方的日本文化,影片还有其他线索,如,小巴洛玛画中的菩提树以及跪坐在树下的“小津格郎”,音乐中的木鱼、日本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名字、“京都山脉的红豆布丁颜色”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是法国艺术家对东方文化做的一次思想性的回望:西方已经堕落,生命的意义已经遗失,救赎的希望也许就蕴藏在被西方傲慢地鄙视的东方的智慧中。 也许艺术家在日本待过。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才会有如此细腻的手法。在这部电影中,镜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导演出于自己的喜好而作的拍摄,没有特指或象征。影片中的荷妮两次被邀请到小津格郎家。毫无疑问,第一次到自己并不熟悉的环境,主人公自然会显得惊讶而慌乱。等到第二次登门,镜头盯在荷妮摆放脱下的鞋子上:先是用手摆放好鞋子,然后又用脚跟把已摆好的鞋子轻轻一磕,使其与主人的鞋子一样整齐。影片这里用了一个未定格的特写,画面一晃而过。这个瞬间的镜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不仅映现了东西方生活习惯的差异,而且也蕴含着主人公荷妮对这种差异的尊重。因为只有真正尊重他人,才谈得上“优雅”二字。 第二类镜头是导演将其作为喻象而使用的,用以指涉某种事物或思想。也可以叫作“隐喻镜头”。影片中有两次重复一个画面:荷妮在用吸尘器清洗走廊和过道,并将门口的脚垫翻开吸出里面藏着的烟蒂。而且为了让观众明白这些东西的来历,画面中有小巴洛玛的议员父亲吸烟并掐灭烟蒂的镜头。在这栋豪宅里,住的都是些衣冠楚楚的权势人物。他们讲究礼节,高谈阔论。然而,就是这些布尔乔亚的老爷们却在暗地里把危害自己也危害他人的香烟残渣偷偷地往垫子里塞,正像西装革履裹紧的是那颗龌龊的灵魂。这是一种虚伪,而且是作为底层的门房荷妮早已看穿了的一种虚伪。这类镜头辛辣而讽刺。 最让人难解的是影片有关金鱼的处理。它先被置于小巴洛玛家里的金鱼缸中,被小巴洛玛偷偷毒死后扔在马桶里放水冲掉,最后则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荷妮的马桶里。这个镜头多少有点让人迷惑:这是东方的轮回思想,还是艺术家理解的自由?这也许就是电影的魅力:没有惯常的经验,有的只是偶然的巧合。世上的生物与人一样:有的万劫不复,有的死而复生。 金鱼都有另一种活法,何况人呢? 导演/编剧:莫娜·阿查切 主演:乔丝安·巴拉思科、 伊川东吾、安妮·波诺什 制片国家/地区:法国/意大利 上映日期:2009年7月3日 原作名: L'élégance du hérisson 作者: [法] 妙莉叶·芭贝里 译者: 史妍 / 刘阳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02 4、电影里的“第三种镜头” ——电影音乐原声大碟:《刺猬的优雅》 音乐是电影里的“第三种镜头”。它有时隐藏在画面的后面,有时在画框之外。它不但能拉伸画面的意义,而且还能映现镜头无法摄取的东西,譬如,心理与思绪。音乐除了拓展、延伸的功能之外,也有调度作用。观众时常把对影片中的感受归结为画面,其实不然。画面提供的是一种视觉上的直觉,而音乐则是保持画面意义持久的关键因素。就意义的供给而言,眼睛不如耳朵。耳朵也能提供记忆。一部看过的电影,时间久了就会忘记情节,但一旦听到熟悉的旋律,记忆马上就会活跃起来,某些镜头就会浮现眼前。电影少了音乐,就像月亮的夜空少了星星,画布里少了一抹红色。 这里所谈的是音乐——《刺猬的优雅》。配乐人是盖布瑞·雅德(Gabriel Yared)。据介绍,他已经为近70部电影做过配乐,其代表作包括《英国病人》、《天使之城》、《冷山》、《特洛伊》等等。“在配乐风格上,盖布瑞·雅德喜欢用辽阔的乐音营造深远的意境,优美典雅的乐风经常在安静肃穆的气氛里泛起幻变无尽的情绪,比如《英国病人》那种回荡在记忆深处的眷恋,《天才雷普利》精美景致下暗藏的心机……可以说,盖布瑞·雅德是电影配乐界一位充满古典浪漫主义精神的大师级人物。” 《刺猬的优雅》是雅德对音乐的精神回望。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把自己隐匿在“优雅”里的女房门与一个非凡少女相遇、相知、相惜的故事。故事婉约动人,既有法国式的幽默、诙谐穿插其间,也有富有人生哲理的台词让人难忘。影片的魔力除了音乐,还在于能触动每一个观众自己那不同的隐秘部分而又不确知是哪个部分。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 《刺猬的优雅》乐集共收有18个曲目,而影片中的音乐却有24个段落。乐集为何把24个乐段合并为18曲,那自有归并者自己的道理。《刺猬的优雅》反映了雅德惯常的音乐风格:辽阔中起意境,静穆中泛幻变。音乐在影片中的安插也颇讲究,音画相得益彰,恰如其分。 配乐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音乐家对影像的理解。在《刺猬的优雅》这部作品中,音乐家对不同场景、不同人物的处理,带有固化的样式。譬如,对老房门“荷妮”这个人物及其场景,音乐运用的主要是大提琴,低沉、滞缓,带有一种“城堡里”优雅的孤独感;而镜头转向少女“巴洛玛”时,音乐里出现的主要是脆亮的钢琴,时而是琴键的流淌,时而是伴随鼓点的“打击乐”。在画面后的这种有力敲击中,观众仿佛看见了“巴洛玛”那颗异样的少女之心,以及她对身处的这个世界的智慧敲打。音乐里偶尔也能听到木鱼“梆梆”,由近及远,悠长无尽,带着一片佛心与禅意。 对于许多影片,到了片尾的影画结束,观众就会起身离开。而对这部电影,您可不能。落下了片尾曲将是您的大遗憾。片尾音乐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也是对整个电影的总结。持续将近7分钟的片尾曲由两部分构成。上部像是“荷妮”的挽歌,在人生的休歇与生命的转弯处,琴键的孤独跳动犹如“荷妮”的新生;下部是有关生命的交响,有节奏的音律在大提琴的拉扯下,预示着“巴洛玛”对自己的另一种思考: ——“重要的不是死,而是我们死的那一刻在做什么。” 名: 刺猬的优雅 表演者: Gabriel Yared 流派: 原声 介质: CD 发行时间:2009-06-30 这是1999年的日本电影《菊次郎的夏天》。这部电影自公映以来好评不绝于耳。说久石让的音乐为其增色不少,这不准确,恰切地说,对于有些中国观众而言,是因为久石让而吊起了嚼尝这“夏天”的胃口,我便如此。的确,影片的音乐后来成就了久石让的经典专集——《夏天》。在此,我不想谈音乐与影片的关系,只言对影片本身的一点感受。 一 对于我这个业余爱好者而言,影片之于我,是一次情感的经受而不是专业上的阅读。 专家与业余者的区别,除了高下,还在于进入作品的方式:前者注重作品的技术和理性,而业余者投放的是身心和感情。我宁愿一生以业余为业。 就我一个业余者看来,电影的主线是关父爱,副线才是对母爱的寻找。或者说,“母爱”的表层隐微着父爱缺失的现实和痛苦,而这种痛苦的缓解与释放必须经受“寻找”的过程来完成。我宁可相信,影片就是北野武导演的传记,或者是他人生经历的银幕再现。“菊次郎”是他本人,而“正男”——影片中的小男孩——就是他的童年。毫无疑问,影片一大一小的人物重叠是通过有关“母爱”与“父爱”的共同缺位而完成的。 二 先说“夏天”这个词语。我花费了不少时光读解它,结果却令我沮丧。单凭我对日本文艺的一知半解,“夏”在日本可能类似“春”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但其意指如何我不能确定。“夏”是否与“父爱”相关?从下面这首名为《四季歌》的日本民谣中可以做这样的假定: 喜爱春天的人儿是心地纯洁的人,像紫罗兰花儿一样是我的友人;喜爱夏天的人儿是意志坚强的人,像冲击岩石的波浪一样是我的父亲;喜爱秋天的人儿是感情深重的人,像抒发感情的海涅一样是我的爱人;喜爱冬天的人儿是心地宽广的人,像融化冰雪的大地一样是我的母亲。 其实,日本使用“夏天”的意象表达父爱问题的影片并不少。极端地想,日本文化的一个特质或许就是“父爱的缺位”:远离大陆的岛国,四周为海洋环绕,门口有大国环视,无根、无靠,因而,安全感应是日本人终生思考的主题。对安全感的极度渴望也会造就某种心理的失常:粗鲁、暴虐,缺乏教养——正如影片的“菊次郎”。 无疑,影片的人物“菊次郎”带有因父爱缺失而可能给人生施加的影响的所有特征:无根的漂移;欺软怕硬的外表隐匿的是胆怯的心理;故作的粗鲁包裹着最内在的善良品质;喜欢赌博,没有坚定的信念,一切都得靠运气。问题是,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完成他真正的人生? 完成的过程就是“寻找”的开始。影片的菊次郎在“寻找”什么?是母爱还是父爱,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影片给予观众的是“母爱”,而导演本人隐留给自己的是他对“父爱”的极度心仪。只要留心“寻找过程”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噩梦、暴力、性的侵扰等等——就会明白,这些恰是因为“父亲”的缺席给予儿子的人间大礼。 “寻找”不是做梦,而是漂移——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的游走。影片必然要加入“公路电影”的元素;“在路上”是这类影片的本质。“在路上”永远带有“精神旅程”的况味,跋涉中的人物要历经艰辛并最终获得自觉或自我的实现。“寻找”总是期望“在路上”“发现”什么:也许是上帝,也许是自己。《菊次郎的夏天》中的菊次郎就是在“夏天”的“路上”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自觉:“菊次郎,你在寻找什么?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在哪里?——他们或许已死去,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惟一真实的就是我自己在这人世的游荡。谁给我希望和勇气?是父亲?不,只能是我自己。你必须自己面对这个充满危险的人生集市,必须找到自己世界的去处。“寻找”是希望的破灭,也是自我的真正开始。 三 无疑义,影片中的菊次郎开启人生自觉的契机就是那个“天使之铃”。这个物件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天使”,二是“铃”。“天使”自不待言,那是“开启”自我的真正媒介,毋庸过多解释;“铃”即为“风铃”,一种在日本文化中被赋予了复杂意义的什物。 “风铃”起源于中国。它经常被运用到宗教上:于佛教中就有惊觉、欢喜、说法三义,常见于佛教的法器、乐器及塔寺檐角建筑中。一首“风铃偈”就可知它在佛法中的象义:“浑身似口挂虚空,不论东西南北风,一律为他说般若,叮叮咚咚叮叮咚。”“叮叮咚咚”是言之 “苦、空、无常、无我”的佛理。“风铃扬音闹苍嘘,真相堂堂照膏火,教音默默鸣风铃。”日本除了承续了风铃这一宗教的象义之外,还赋予了其他的意涵,如消夏中的“风铃诗”便是对风铃之蕴的延展。 影片一开始,“正男”奔跑中的近景的街道一侧挂卖的即是风铃,而到了影片的末段,导演把这开场的“风铃”改写为“天使之铃”,运用的就是风铃的宗教象义:风儿吹动了菊次郎的心灵之铃;什么母爱、父爱,一切都是“叮叮咚咚”,皆是无常和虚空。谁摇动了天使之铃?是“在路上”的风,是菊次郎游走的脚,是菊次郎没有泯灭的善良品性,是宗教意义的回心与自觉。 菊次郎通过天使之铃带来的启悟就是回归本我——一个游戏的人生。影片的导演是北野武。我相信,北野武在执导这影片时,他并不是将其作为“劳动”来看待的,而是做了一个有关电影的游戏,这是影片成功的关键。 “游戏”言透了人生的面目:我们一生在忙些什么?从终末上讲,我们都在忙着死,节奏越快,就越是有意识地加快死的速度;在向死的靠近中,一切都是无意义:“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周作人:《寻路的人》,见《周作人散文全集》) 我们越是在意和珍惜的就越容易失去。人生就像个珍贵的瓷器,你捧在手里越是想握紧,它越是容易摔碎。但是人生又不能活在无意义里。这就得给自己的人生创造意义。这个意义可以表达为游戏,或者说,游戏就是给自己创造意义的过程。你看那些游戏中的孩子——他们玩得那样认真,那样投入——在我们看来那是无意义;因为我们是在游戏之外看游戏。游戏之于孩子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们在游戏中,并认真地看待游戏,为游戏而欢笑,为游戏而悲伤,也为游戏而争吵。孩子并不是不知道那只是游戏,当他们被大人喊回家吃饭,就会终止游戏,游戏的意义也会随着这喊声而终止。意义在游戏中建立,游戏停止就是意义的丧失。游戏的重新开始,就是意义的恢复,意义在游戏中重新建构。 四 人生其实很简单:一个人投入到游戏,是因为游戏被玩到了有趣味、有意义;游戏永不停止地进行,人生就会被不断地赋予意义。这是《菊次郎的夏天》给我的一个小小礼物。 《菊次郎的夏天》 编剧/导演: 北野武 主演: 北野武 / 岸本加世子 制片国家/地区: 日本 上映时间:1999-05-20 (未完待续) 2、孤独的敏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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