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代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使国家财政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随着武装冲突的爆发，英国不得不承担新的债务来支付战争费用。
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不仅探究了国家繁荣的本质和原因，还评估了英国在危机时期的现状及其可能的未来，他驳斥了由于贸易负平衡而使国家走向毁灭的说法，认为这是商业体系的错误假设，而是认为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和繁荣。
这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评价构成了对道德主义关于奢侈和衰落的狂欢的有力反驳，并导致斯密被解释为一个不加批判的乐观主义者。
然而，斯密的商业国家历史也表明，他们已经播下了自己毁灭的种子。他警告说，“目前压迫的巨额债务的进展，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毁掉欧洲所有伟大的国家，这是相当一致的”。
斯密给出英国日益增长的财政义务的原因是帝国的错误商业政策：为了有利于少数商人和生产者，普遍性必须维持一个代价高昂的殖民帝国。
总体而言，斯密英国非生产性超支的描述比休谟更精细，数据也更能支持。他将公共借贷的历史渊源追溯到现代，并用以下术语解释了它的发展。
在社会的粗鲁阶段，政府是吝啬的，在和平时期在国库中囤积资金，可以用来支付战争费用，相比之下，商业舞台既需要又使君主能够通过向公众借款来满足战争的紧急情况。
尽管斯密赞成为持久的国家辉煌而支出开支，但他批评政府在和平时期将常规收入用于奢侈的奢侈品，指望他们的臣民在紧急情况下增加储蓄的意愿和能力。
在对国债总体演变的解释中，斯密还介绍了英国公共财政的技术细节和历史发展。他解释了向公众借款的不同方法，并断言多次预测收入来源的做法是最“破坏性的权宜之计”。
国债永久锁定了只能通过破产才能解放的收入，为了追溯英国债务的历史，斯密提供了自引入融资系统以来每次增加和减少后债务总额的详细金额。
因此，人们发现，国家债务一直在增长，偿债基金不足以保证救济，由此产生的税收正在损害农业、贸易和制造业，老百姓穷困潦倒，富人鼓励移民。
从意大利共和国、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的例子中，斯密得出结论，公共借贷削弱了每个使用它的国家。也不能指望英国避免灾难，
密斯警告说：英国似乎轻而易举地支持，半个世纪前，没有人相信她能够支持这一负担。
然而，我们不要因此而轻率地断定她有能力承担任何负担;相反，她有能力承担任何负担，甚至也不要太自信，她可以毫无痛苦地承受比已经加在她身上的负担大一点的负担。
繁荣未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避免破产，英国不得不增加收入，同时减少开支，密斯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改革帝国或放弃殖民野心。
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将税收扩大到美国和爱尔兰来增加足够的收入。密斯坚持认为，让殖民地为英国债务的清偿做出贡献“并不违反正义”，因为这些贷款是为了保卫帝国和一个给他们带来自由、繁荣和新教的政府而签订的。
这种对债务的财政贡献只能以殖民地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表权和取消对北美和爱尔兰的商业限制的回报来实现。这些建议意味着密斯认为帝国改革的选择“非常困难，也许完全不可能”。
避免英国因不断增长的国债而破产的替代策略，密斯描述的第二种情况是放弃殖民事业，并“适应她未来的观点和设计，以适应她真正的平庸环境”。
密斯被归类为不如休谟那么悲观。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 ）为这一评估辩护，解释说密斯没有提供灾难发生的时间表，强调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并采取了微妙的语气。
然而，当我们比较两位苏格兰人如何反思英国可能的未来时，应该考虑几点。斯密不那么令人震惊的语气可以用体裁和目标的差异来解释——他没有像休谟那样写政治话语，而是写了一部全面、系统的《国富论》。
诚然，斯密对国债的评估更为“科学”：他详细阐述了现代国家资金的起源，并用国债金额的数据来支持他的国家财政历史。
然而，这种风险敞口实际上突显了英国金融负债的持续增长。考虑到密斯在他整体超然和冷静的论证中使用了“虚弱”和“毁灭性的权宜之计”等术语，灾难出现了，这是政府超支的必然结果。在失去美洲殖民地之后，国家破产似乎不可避免。
这种即将到来的厄运的感觉被持不同意见的部长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1723-91）广受欢迎的小册子所引起更广泛的公众注意。
根据休谟的这位“热情崇拜者”的说法英国不断增长的债务导致了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并最终摧毁了祖国。
普莱斯在1776年《公民自由的本质观察》中声称，英国腐败的部长们试图通过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从而侵犯了臣民的自由。
由此产生的美国抵抗对英国构成了严重的危险：一场战争将负担不起，殖民者不可避免的胜利将在经济上毁掉这个国家。
普莱斯对当前形势的描述听起来与密斯非常相似：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出口一直是我们富裕和辉煌的主要泉源之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它，因为我们有能力承担比五十年前最聪明的人认为必然会让我们沉没的债务沉重得多的债务。
普莱斯的结论是，美洲殖民地的独立将导致英国崩溃，不仅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场不公正的内战中丧生，而且商业和制造业将下降，国债将大幅增长，而收入将下降。
国家破产迫在眉睫。如此严重的危机为外国侵略者入侵英国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为了传达紧迫性，普莱斯附上了1775年英国债务金额以及该国年收入和支出的详细清单。
这些数字揭示了债务的巨额和收入的不足，突显了局势的绝望。普莱斯总结说：“这个王国事务的一次重要革命似乎正在即将到來，如果毁灭不是我们的命运，那么最近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撤销，并采取新的措施。
唯一有效的补救措施是帝国的改革，普莱斯推荐了他的熟人谢尔本第二伯爵威廉佩蒂的提议。
谢尔本继密斯之后提出，美洲殖民地为解除英国国债做出了贡献，以换取广泛的自由，如自由贸易和政治代表权。
普莱斯确信，一旦腐败被消除，平衡的宪法得到恢复，英国将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然而，他担心没有一位部长会表现得像“有福的救世主”，并预计与美国的战争“可能很快就会让我们无所忧虑”。
普莱斯在1771年至1783年间出版的《复归付款观察》的各个版本中重复了这一毁灭预言，这项工作致力于解释如何计算人寿保险的价值以及如何为寡妇和老年人提供年金。
虽然这并没有直接达到他的主要目的，但普莱斯用了一整章来讨论英国的债务，并以问题的相关性为理由为这一题外话辩护。
自光荣革命期间引入以来，英国的债务随着每次战争而不断增加，普莱斯一次又一次地重申，这种做法构成了“一种负担，必须总是越来越重，直到它变得无法支撑”，“最终必须证明是破坏性的”。
英国的状态“令人沮丧和危险”，这个国家“已经接近国家资源的极限，以至于不能留出太多时间”，在提到休谟时，普莱斯警告了过度膨胀的债务的邪恶和危险影响：由此产生的税收增加提高了食品和劳动力的价格，并导致人口减少;人民对资金的兴趣使暴君的统治不可避免，贫穷的国家很容易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猎物。
普莱斯的结论是，“这些都是邪恶，必须随着国债的每一次增加而增加;而且有一个点，当他们到达时，后果一定是致命的。
当第四版《复归付款观察》出版时，很明显，英国已经错过了与美洲殖民地结成财政联盟的机会，因此，普莱斯需要找到另一种策略来防止灾难，他提议重新建立偿债基金。
在附录中，他提供了该摊销基金的历史说明，强调它经常被突击搜查。他对英国债务的最新描述强调了自与美国开战以来的巨大增长。
最后的句子很好地说明了普莱斯对未来的悲观愿景：“目前我们的债务状况就是这样，只有时间才能展现他们未来的进步，以及他们带我们走向的灾难。
尽管密斯和普莱斯被对比为冷静观察的公正旁观者和争论的共和党人耶利米，他们唱着同一张赞美诗，对国债感到担忧。
两者都通过添加有关国家金融负债规模的数字数据来阐述和完善休谟对英国未来的担忧，虽然他们没有提供预测崩溃的日期，但密斯和普莱斯一再表示灾难很快就会发生。
这是国债不受限制地增长的自然、必然、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战争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构成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为了避免毁灭而必须进行的帝国改革本可以实现。
随着宣布独立，过度增长的债务和有利可图的殖民地的丧失，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失去了，政府战争开支与国民收入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增加了即将到来的厄运感。
这种对英国未来的担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版画家威廉·登特（William Dent，1783-93 年）于 1790 年出版的《自由出生的英国人或税收视角》。
代表英国国家的约翰·布尔（John Bull）被税收和关税所包围，从出版物到饮料和砖头，再到出生和死亡，一切都被抵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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