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明北京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周长四十五里，外城东西南三面计二十八里。
内城即今北京内城：共计：九门。
东城垣设：东直门、朝阳门，
西城垣设：西直门、阜成门，
南城垣设：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
北城垣设：德胜门、安定门。
外城在北京内城以南：共计：七门。
南城垣设：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
东城垣设：广渠门（又称大通桥门、沙窝门）、东便门，
西城垣设：广安门、西便门。
一、明朝内城城郭工程改建：
明朝北京内城城郭工程先后计有4次：
第一次：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丁丑，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
⑴ 徐达占领北平后，为防止蒙古军卷土重来，从军事角度对城市进行改建。徐达因故元大都城北部比较空旷，且自积水潭有一条渠水东流，横贯全城，战时不便于运兵，故将故元大都城北垣南移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构筑新北城垣。原自积水潭东去的渠水，便成为新筑北城垣的城壕。
⑵ 当时只废弃元大都东西城垣最北光熙、肃清二门，其正北的原健德门、安贞门并未废，新北城垣筑起之后旧元大都北城垣并未立即拆除，而成为明北平城的外罗城。英宗正统时曾加以修缮以备敌。
⑶ 明朝在新筑的北城垣上，正对其北的旧元大都健德、安贞门，仍辟二门。旧元大都周围六十里，明初将北城垣南缩五里之后周围四十里。元大都外城垣城基宽24米，顶宽8米，高约16米。明初北京城垣“东西南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与之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可见其即元大都城垣旧物。北城垣因系明军新建，故高、宽比旧城垣都有增加，高度多一丈有余，顶宽多出三丈。此外，将四城城垣外壁皆以砖包砌。这座新筑的北城垣在经过积水潭之北时，因受高梁河入积水潭水道的影响，略偏西南而成一斜角，并在清代沿袭不改。
⑷ 元大都城垣均深掘城基至生土层，而明北平北城垣却是平地而起，未掘基槽。但是，在保证城垣牢固方面仍采取了一定措施。在墙体2米以下夯土层中发现大量按东西方向分上下层排放的木料。在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左右侧和东北隅的城墙夯土中，除横、顺放置为方格形的木料外，还在上下方格之间加置立柱，亦成方格形。很像现在高楼“满堂红”基础的钢筋绑扎。且形状也更加近似，其技术比元大都城垣夯土中的永定柱和紝木又提高了一步。
⑸ 永乐十四年（1416年）诏作北京西宫；十月复至北京，“十一月壬寅，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从此，大规模展开营建北京工程。
明成祖营建北京，将北京东西两面城垣加高、加厚，使与北城垣相齐。
参加督建北京城池宫殿的有行在（当时，以南京为京师，北京称行在）后军都督薛禄、清吏司郎中蔡信、太监阮安等人。其中阮安亲身参加永乐、正统二次修建北京工程，且负董督之责，其功亦不可没。
⑹ 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至此，北京内城周围遂成四十五里。明北京城的南、北城垣长度相近，北城垣既为一千八百余丈，则拓南城垣所修建的二千七百余丈中当包括东、西城垣随之向南伸展的部分。
明城垣深入元代基础约20米左右。由于北京城南垣横断古高梁河河道，所以自今崇文门至宣武门一段有几处城基建在流沙层上。为防止城垣坍塌，在深达5米的流沙层中横竖排列15层原木，构成长、宽6米—8米，高3米左右的方木台，作为城垣基础，这在当时是先进的建筑技术。在当时，董督增修北京城垣工役的即蔡信。明朝在新筑的北京南城垣上，正对着其北的故元大都顺承、丽正、文明三门，仍辟三座城门，其名不改。建筑北京南城垣的工程直至第二年（1420年）底仍没有彻底完工。
第二次：
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前一年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遣营缮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重修，益加宏壮。
但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之当年，“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全部被大火烧尽。因此，虽然北京城池还没有完备，也只好停止下来。
第三次：
在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命内臣阮安重修。至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工成。
明仁宗、宣宗之世，一度欲还都南京，并诏以南京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卒。其子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是为明英宗。
明英宗遵循成祖之制，于正统六年（1441年）诏命“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
明英宗即位之初便注意经营北京城池宫殿，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命太监阮安督掌其事，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永乐中虽略加修葺，然月城（即瓮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
并于次年（1437年）正月动工，调用在京军夫一万人动工。
这次北京城池工程是永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可以说是明成祖营建北京的延续，至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始告工成。
⑴ 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
⑵
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壕，两涯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今积水潭附近）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今东便门附近）流出大通桥而去。
第四次：
在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又以城垣内面用土恐易颓毁，乃命成国公朱勇甓之，与外面等同。
其后，明朝又以北京城外壁虽敷砌元代小砖，但内壁尚为土墙，故又动工兴修。这次工程其实并不只是敷砌城垣内壁，城垣外壁也又加砌一层大城砖。内外壁表皮之明大城砖正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时所增修。北京内城城垣经过这次修筑以后，历明清400余年再没有大规模的兴修。
二、明朝北京外城城郭工程：
明北京外城城郭筑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包括今北京宣武区、崇文区大部。明成祖以后，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日趋紧张。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因正统十四年为己巳，故又称己巳之变），明英宗亲征蒙古失败，被蒙古瓦剌部俘于怀来县土木堡。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部复兵临北京城下，肆意饱掠之后从容而退，史称“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之变”。
明代中叶以后，北部边境烽烟未靖，蒙古瓦剌部多次南下侵扰，迫近京畿，大肆劫掠，明廷深以为患，加之外城人口日增，为加强京师防备，朝臣屡有加筑外城之议。
早在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定西侯蒋琬即以己巳之变为鉴，倡仪利用北京北部故元大都城垣，兴修外郭。
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都御史毛伯温上书，以边关数有警,倡言修筑外城。
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给事中朱伯宸上书，奏请加筑外城，诏令首辅严嵩总理其事。原计划环绕京师四面加筑外城城垣，因耗资巨大，国库空虚，力不从心，仅修筑正南一面，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即今东便门处）；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只包围了内城南端，三面长２８里，该建议得到世宗应允，终于决定增筑北京外城，于是增筑北京城四周外廓的计划就改成了只修建包筑南城外城墙，使北京城形成了“凸”字形轮廓。
增筑外城工程始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竣工于同年十月辛丑，新筑京师外城成。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加筑包围南郊的外城后，以至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谚传世
明北京外城有七门：
上命:
正阳门外门名永定门，
崇文门外门名左安门，
宣武门外门名右安门，
大通桥门名广渠门，
彰义街门名广宁门(广安门)。
西便门、东便门是
后与外城东北、西北两隅与内城连接处附近各辟一朝北的城门。
嘉靖四十三年补修外城及其7门，西便门增筑径长31米的半圆形瓮城，加固其东侧内外城连接处的城墙垛口，疏浚城门外的护城河道，同时在城门以东修筑一座3孔水门，使玉泉山在附近顺利分流注入通惠河。
清代又在瓮城上修筑宽9米、高4.7米的小型箭楼。
明北京内城有九门：
正南
南之左（东）曰文明门，后曰崇文门,
南之右（西）曰顺承门，后曰宣武门；
东之南
东之北
西之南
西之北
北之东
北之西
以上九门中，东西城垣上的东直、朝阳、西直、阜成四门起初是沿用故元大都城门，其后虽有改建，但位置仍旧。明北京内城南北城垣皆为新筑，因此南北城门皆为新址，但其仍与故元大都城门南北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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