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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活字本的鑒定

談活字本的鑒定

——以排印工藝特徵為中心[i]

 一、鑒定活字本的傳統方法

    對古活字印本鑒定,版本界已提出多種方法。綜合各家觀點,大略從以下幾方面著眼:[ii]

    一、序、跋、牌記是否記載;

    二、欄線拼接是否嚴密;

    三、界行著墨是否均勻;

    四、版面長短是否一致;

    五、版面有無斷裂;

    六、字行是否整齊或歪斜、有無臥字倒字;

    七、字的大小和筆劃粗細是否一致;

    八、字與字之間筆劃是否交叉;

    九、墨色是否均勻;

    十、是否用貼補方式勘誤。

    可以看出,除了第一項“序、跋、牌記是否記載”屬於書籍印刷前的文字處理,第十項“是否用貼補方式勘誤”屬於書籍印刷後的文字處理,與印刷無關外,其餘各項的著眼點都是觀察印刷品的版面特徵,通過紙面反映出的印刷特徵是否符合活字印刷工藝,來反推印刷方式和過程。而這些鑒定方法所依靠的版面特徵,又主要是活字印刷“拼版”工藝造成的。活字排印有兩大工序,即“拼版”與“拆版”。先用單字拼排成整版,刷印完畢拆散,再排下一版。“拼”的過程,給書葉留下幾大特徵:版框、欄線拼合,多數情況下不易做到嚴絲合縫,會在銜接處留有縫隙;排字,造成單字橫置、倒置;活字拼成整行整版,會造成字體不一、墨色不勻。等等。

    一位有經驗的鑒定人員綜合運用上述特徵,可以對大多數活字本作出判斷。但對那些特徵不明顯、或印刷方法特殊的活字本,鑒定時可能會產生疑問,其結果也容易產生爭議。如某些西夏文書籍是否活字印本、清公慎堂所印類似日報的出版物《題奏事件》究竟是活字本還是蠟版本等,就一直存在爭論。而對一個經驗不足的鑒定人員來說,僅依據這些特徵就未必能作出準確判斷。因為一些雕版印刷書籍的版面也會出現類似上述“活字特徵”的現象,雖然成因不同,表現有異,但足以混淆是非,形成誤導。

    單純依靠“拼版”特徵的活字本鑒定方法,有其局限性。

    例如斷版和筆劃交叉。斷版和字間筆劃交叉是雕版印刷特徵,習見的活字排印工藝不能形成這兩種特徵(但某些活字本存在字間筆劃交叉現象,詳下文),這是鑒別活字本比較可靠的依據。但它們只能作排除法使用,即一個版面若出現斷版和筆劃交叉,可以確定它不是活字本,而要確認一部不斷版、不交叉的書究竟是否活字排印,這方法就有點失靈,畢竟有大量雕版印刷的書是不斷版、不交叉的。

    再如雕版書的版框、欄線銜接處常見因各種原因造成的縫隙,活字本的版框、欄線則有拼合嚴密不見縫隙的;橫字、倒字是排印鐵證,但很少出現,無法普遍運用,即使有也查找匪易,算得上一種“屠龍術”;文字大小、字畫粗細不一致,界行或文字墨色不勻等現象,在雕版書中也會出現,而且判斷墨色、文字勻稱與否,排列整齊與否,帶有很大的主觀性,究竟怎樣才算勻稱、整齊,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看法。

    又如版面長短一致與否。一部活字本,若排印時只用一個版框,那麼版面長短可能一致,上下欄可能整齊。若用多個版框同時排印,各版面就未必尺寸一致,有時長短會相差很多。

    而那些非印刷因素的鑒定依據,局限性更大。如“序、跋、牌記的記載”。即便一部書的序、跋、牌記說明該書是活字排印,也要首先判斷該說法是否屬實,這些序、跋、牌記是否翻刻。典型的例子如所謂“外聚珍本”,基本上每書卷端都印有“武英殿聚珍版書”字樣;又如封面署“琉璃廠半松居士(或作留雲居士)排印”的一些清末所印明季史書,常見的卻都是雕版印刷的。顯然,並不能依據這些記載將它們鑒定為活字本。還有的記載存在問題,如清人李瑤用活字排印的幾部書,牌記均題“七寶轉輪藏定本仿宋膠泥版印法”,於是一直被當作“泥活字本”的標本,實際疑點甚多,幾乎可以肯定為木活字印本。對這類記載,必須仔細分析判斷後才能利用。

    至於貼補勘誤,固然活字本要用貼改、鈐蓋正字的辦法來改正誤字,但已印刷完成的刻本書若要改正誤字,除了用筆直接校改外,大概也只有貼補、加蓋一途。

    上面列舉的種種反例,都有可能造成版本判定失誤。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傳統鑒定運用的方法還不夠全面,沒有窮盡版面上反映出的活字印刷的全部工藝特徵,特別是獨有的“拆版”工藝形成的特徵。



注釋

[i] 感謝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沈乃文、張志清、王洪剛諸師友對寫作此文的幫助。

[ii] 參見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版;姚伯岳:《中國圖書版本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版;徐亦農:《活字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版。

二、版面組件重複使用是活字印刷的特徵

 前面說過,活字排印有兩大工序,即“拼版”與“拆版”,“拆”的過程,也給書葉留下重要特徵:活字印刷是用少量字模印多量文字,其組版零件如活字、板框、界欄、夾條、頂木都是重複使用的,這必然會使同一枚活字、木條、木塊印成的文字或線條、色塊出現在同一書中的不同書葉上。這是活字印刷的獨有特徵,是雕版印刷絕不會出現的現象。簡單地說,活字本的“字”是“活”的,鑒定者只要在一本書的不同葉中找出同一版框、界行和活字印成的邊欄、文字,就可以準確斷定該書為活字排印本了。運用這個方法,即使初學者也可以準確地判斷一本書是否活字印刷。

在古書鑒定中,要判斷兩部書是否同一版本,一個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比對版面,看兩部書中同一葉的版框、欄線、文字、斷版是否相同,判斷它們是否同一版所印。活字本版面組件在不同葉中重複使用,正與同一書版在其所印的不同書中重複使用的道理相同,只不過整版換成了組件。在鑒定活字本、比對不同書葉的版框、欄線、文字時,可以從幾個地方入手:

一是版框。版框的面積相對大,帶有特徵的地方也多。古時活字排印書籍,由於人手和活字字數限制,一般只用一、二個版框輪流排印,多的也不過五、六個,尋找相同的版框還是很容易的。

二是可以看版心等處的字。為了排版省力,活字版在拆版時往往把要繼續使用的文字留下,只重排變化了的字,這樣就會使同一組版框排成的不同書版版心位置的書名、卷數等使用相同活字。

三是可以下工夫在文本中尋找相同的字,不妨也像看雕版的斷版一樣,從斷裂、殘缺等處著手。這樣尋到的證據將使活字本的鑒定結果變得準確而無異議。

對上述鑒定方法,試舉二例以見其意:

《雅誦》,[i]朝鮮銅活字排印本。卷首義例稱:“上(朝鮮正祖)在春邸,壬辰鑄十五萬字,元年丁酉又鑄十五萬字,皆以甲寅字為本,藏於內閣。經史諸書,後先印行。此編新印,亦用是字。仍命翻刻藏板,與殷盤周彝同壽其傳。”說明同時刊印活字和雕版兩種版本。觀察此書版面,字列整齊,無歪斜之字,邊欄四角無缺口,墨色均勻,版印精雅,活字特徵不明顯。但翻檢書葉,可以發現某些有明顯特徵的版框,每隔十餘葉便重複出現一次(如圖一的左邊欄);細審字體,出現於各處的同一字字形一致,有些字的同一部位都有缺陷,說明是同范鑄成的,這為此書系銅活字排印提供了直接證據。這本書是用義例中所說的“壬辰字”與“丁酉字”混合排印的。

 


                              (圖一:朝鮮銅活字排印本《雅誦》)

 

民國末年木活字排印的《珠泉草廬師友錄》[ii]也是這樣。這部11卷的書邊欄四角從頭至尾拼接嚴密,字列整齊,墨色均勻,封面後題“戊子秋月刊于衡田”,沒有關於活字排印的說明。但翻檢書葉,可以發現一個版心下部欄線斷裂的版框,每隔一葉便出現一次,而且此版框的版心書名用字一直未變動(見圖二。注意“友”字橫的中斷點),證明此書系活字印本。實際上排這本書只用了二個版框。細審字形,每字均不相同,應是刻字而非鑄字,當為木活字排印本。

 

          


                          (圖二:民國末年木活字排印本《珠泉草廬師友錄》)

 

當然,世間難有十全之事,根據拆版重拼的工藝特點,查找重複使用的版框、文字、界行等版面組件以確定活字排印本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首先,顯而易見對單葉印刷品無效。其次,此法比起傳統方法來似欠直觀,最好(或說應該)與傳統方法配合使用。對大多數活字本,用傳統方法鑒定就可解決問題,但不妨再用這個辦法加以驗證;對那些有疑惑而難決斷的,或“看上去”是活字本而沒有過硬證據的,我們討論的方法是一個能提供最終解決方案的方法,而這在鑒定中無疑是重要的。



[i]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ii]作者所存。下舉各例未注明收藏單位者,皆作者存書。

三、應用舉例

——兼談活字本鑒定的幾個疑難問題

 

    下面結合一些具體問題,說明一下各種版面特徵特別是版面組件重複使用在活字本鑒定和研究中的作用。

    1、古活字本鑒定——西夏印書

    近年來與古活字本有關的鑒定活動時有所聞,有時鑒定意見產生分歧。如我國現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是西夏印書,已成公論,但有些西夏“活字本”究竟“活不活”,專家們還有不同意見。一些形成共識的本子,其鑒定過程也很複雜。

    1991年9月,寧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廢墟出土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九冊。1996年11月,文化部科技司主持召開了“西夏文佛經《本續》是木活字版印本研究專案鑒定會”,據報導,與會鑒定專家最終一致認為:

    西夏文佛經《本續》,版框欄線接角處缺口大,版心行線與上下欄線不銜接,墨色濃淡不勻,印背透墨深淺不同,同一版面出現的同一字的筆鋒、形態不一,欄線及版心行線漏排、省排,經名簡稱和葉碼用字混亂、錯排、漏排,以及葉碼數位倒置等現象,具有典型的活字本特徵。《本續》為活字版印本無疑。[i]

按:在以上鑒定過程中,傳統方法幾乎全部用上,結論當然也是正確的。不過若用本文討論的方法,尋找重複使用的版框或文字,鑒定過程就會變得簡便準確明瞭,即使沒有倒排文字,即使不認識西夏文,也很容易令人信服。[ii]

    西夏文印本如此,其他文字的活字本也如此。

   

    2、字間筆劃交叉的活字本——《後山詩注》[iii]

    在此文的第一節我們說過,斷版和字間筆劃交叉是雕版印刷特徵,習見的活字排印不具備這兩種特徵。但我們也注明,在特殊情況下會有例外。朝鮮印本《後山詩注》就是這樣一本特殊的活字本書。

    《後山詩注》,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藏。《四部叢刊》曾影印,稱底本為傅氏雙鑒樓藏高麗活字本。影印時經過描欄,版框無法體現活字特徵,而文字大小不一、墨色不勻、字畫歪斜等現象明顯,有類活字。但是,此書上下文字之間出現很多筆劃交叉現象,有的還非常嚴重,一個字完全插入另一個字體內(見圖三)。按照傳統觀點,活字本字間筆劃不可能交叉,發現交叉就否定了活字的可能。[iv]

    那麼,是不是前輩藏書家把刻本誤認成活字本了呢?循此思路,我們仔細觀察了原書,發現除了交叉,其他活字本特徵明顯。我們又想,交叉的字會不會是連刻在一起的?但很快發現,在某葉和甲字交叉在一起的字,又會在其他葉出現,並與乙字組合在一起,說明此字是單體並重複使用的(見圖中“妾薄命”的“薄”字),這就證實了此書確是活字排印本。

 

                    

 

(圖三:朝鮮活字印本《後山詩注》中的筆劃交叉現象)

 

    根據曹炯鎮《中韓兩國古活字印刷技術之比較研究》一書提供的資料,此《後山詩注》用字或為1599年後約60年間所刻木活字“訓練都監字”中的“甲寅字系列”,印書時間可能在1650-1659年之間。活字本為何會出現筆劃交叉現象?可以推測,這種活字不同於我們常見的長方體活字,其形狀不規則、隨形,遇有兩字凹凸互補,就可能發生字畫交叉。[v]曹炯鎮的書中也指出,早期朝鮮活字所印書有字畫重疊現象,而那時的印書方法是將活字植入蠟中固定的。[vi]

    這種現象給我們提出了幾個問題:

    一、“活字本字間筆劃絕不交叉”的鑒定標準是有條件的,只適用於那些用形狀為規則長方體的活字排列,用版框、夾條夾緊固定成版的活字版印成的書。

    二、如果活字本身形狀不規則,把它固定在底盤上的方法,必然和我們習見的不同。若是用某種黏合劑將活字粘在底盤上,則這種技術就與畢升發明的活字技術類似,那麼,倒推畢升活字印的書,會不會也具有字間筆劃交叉的特徵?對這種現象,有必要深入研究。

    三、對用黏合劑來固定活字的早期活字印刷來說,既然印成品筆劃交叉,那麼活字形狀可以是不規則的。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一枚活字形狀不整齊,“既非正方形,亦非長方形”,就是“根本不具備活字應有的形狀”,因而就不是活字,並以此來否定古代銅活字實物,[vii]這是值得商榷的。

 

    3、含有排印工序的書——泰山瓷版《周易說略》

    有些書使用了活字排印技術,但又不僅限於活字,而是在排印基礎上再運用其他技術印製成書。通過我們介紹的方法,可以判斷這些書在印刷中是否運用了排印技術。此外對近現代影印古籍,還可以判斷其底本是否為活字本。

    泰山瓷版《周易說略》和《蒿庵閒話》的印刷方法,一直是版本界喜歡討論的問題。王獻唐在民國間初得此書時即提出,此書是用範造瓷活字排印的,[viii]張秀民贊成此說,並力辟瓷版說。[ix]近年來瓷版說點漸占上風,並有人認為系用“呂撫法”印成。[x]

    我們在用本文所述方法對兩部書進行觀察時,發現兩個現象:一是很多具有相同特徵和缺陷的字在不同葉都有出現,證明其底版確由活字排成;二是這些具有相同特徵和缺陷的字在同一葉也有出現,證明這些字是用同一個範母製造出來的。而其版面出現的斷裂現象,可以肯定不是活字版所具備的特徵。根據這些特徵,結合書中“磁板”、“磁刊”文字記載,我們贊成泰山瓷版是先用字模將瓷土製成單字,排版後再燒製成瓷質書版的觀點。

 

    4、印刷過程問題——程印本《紅樓夢》

    既然可以根據組件重複使用來確認活字本,那麼反過來,就可以根據已知活字本來研究與書版的拼、拆等印刷過程有關的問題。

    程甲本、程乙本《紅樓夢》是木活字排印的,本來不存在問題。但近年來紅學界有一種觀點很是盛行,認為萃文書屋排印《紅樓夢》,並非排完一葉即拆版排下一葉,而是全書排版完成後整體刷印的,甚至甲、乙兩個版同時存在、同時印刷。持這種觀點者以杜春耕為代表,他還稱“證明瞭下列兩個與傳統說法有異的事實”:

一、木活字版不是印了百十來部就要拆散重排的,它可以非常長久地連續使用,當然在漫長的使用過程中整修與加固是必要的。

二、木活字板可印的書的數量相當可觀 ,或許其運用壽命可以與雕板不相上下。[xi]

按:活字版能印多少書暫且不論,認為《紅樓夢》這種字數近百萬的大書,用活字排版後不拆版而“非常長久地連續使用”,是沒有道理的:對一個書坊來說,一是沒有這許多字,二是沒有地方攤放這許多版,三是完全與活字排印高效率低成本的採用理由不合。因為若想長久使用,何不直接雕版,而要去做雕版後鋸成碎字再拼起來的無用功,還要搭上和雕版一樣多的字盤木料?因此,該說法無論從技術還是經濟角度都是說不通的。要澄清這種觀點,除了多方說明活字印刷常識外,還可以拿出版面組件重複使用的直觀論據:我們只要在不同書葉內找到同一版框和文字的印成品(實際上俯拾即是,如圖四出現在程甲本不同回目中有相同缺陷的“夢”字),就可追問持上述觀點者:若未拆版重排,這些相同的文字又是怎樣印出的呢?

     

                   



                            (圖四:程甲本、程乙本《紅樓夢》)

 

    對版框、文字重複出現的位置和頻率進行研究,還可以瞭解活字本《紅樓夢》的排印情況,如同時排印多少版,排完全書大致需要多長時間等。

   

    5、同一套活字排印不同書籍

    活字版面組件重複使用,不僅體現在同一部書中,也體現在同一套活字排印的不同書中。抓住這個特點,我們就可以對同一批字排印的不同書進行更深入的鑒定和研究。還是舉兩個例子。

    首先仍然是程甲本和程乙本《紅樓夢》。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直有觀點認為,排印兩書用的不是同一套活字。至近年這一說法更是大行其道,甚至成了“活字不拆版”論的證據。[xii]我們認為,這一說法也是錯誤的,萃文書屋就是用同一套活字排印了兩個本子,排完甲本以後拆版,再排印乙本的。證據同樣是版面組件重複使用:在兩書中,可以找到大量相同的活字,在甲本使用過,又在乙本中使用(見上舉《紅樓夢》例中程甲本第一回與程乙本第二回的“夢”字)。

    其次是互相參證確定出版地點、年代和出版人。筆者存有一本《玄天上帝金科玉律垂訓經》,由大號木活字排印而成,書中沒留下刊印信息。而一部與此書版式相同的《日宮炎光太陽帝君真經》,卷首題“光緒三年丁醜歲倡修,符志遠刊印”。封面鈐有朱記:“盤子存益邑六裏杉木村福緣局,善人印經,不取分文”。經比對,我們發現有相同版框和文字在兩書中出現,證明它們用的是同一套活字,只是版框磨損程度不同。這就確定了《玄天上帝金科玉律垂訓經》與《日宮炎光太陽帝君真經》一樣,是在湖南益陽杉木村福緣局排印的,它的版框損壞得比後者嚴重,表明排印時間晚於後者,時間在光緒三年以後。同理,假如我們將來發現一部不同於已知版本的活字本《紅樓夢》,而裏面的活字在程甲本或程乙本中使用過,就可以確定它也是萃文書屋排印的。[xiii]



[i]見張樹棟等《中華印刷通史》,第88-89頁,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年第1版。

[ii]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在引述《本續》和其他西夏活字本的鑒定過程後說:“假使以上幾部西夏文著作真的是活字印,那當然是現存最早的活字本了。”稱“假使”,顯然對鑒定結果有所保留,沒有被完全說服。《中國印刷史》,544-545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版。

[iii]最先注意到《後山詩注》筆劃交叉現象的是好友王洪剛先生。不敢掠美,專此致謝。

[iv]如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第176頁:“活字印書每版文字與文字之間都是由一個一個的單字揀排而成的,因此字與字之間絕無彼此下上筆劃交叉的現象。”再如姚伯岳《中國圖書版本學》第290頁:“活字本各字之間筆劃絕不交叉、重疊。”

[v]承北京大學圖書館劉大軍先生見告,韓國現存有這種不規則的古活字實物。附此致謝。

[vi]見曹炯鎮:《中韓兩國古活字印刷技術之比較研究》一書的相關章節,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

[vii]潘吉星:《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第66頁,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

[viii]見國家圖書館藏《蒿庵閒話》王獻唐跋。

[ix]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575-578頁。

[x]張樹棟等著:《中華印刷通史》,第378-381頁。

[xi]杜春耕:《程甲、程乙及異本考證》,《紅樓夢學刊》2001年第4輯。

[xii]見杜春耕文。

[xiii]據《中國印刷史》,確定《水陸攻守戰略秘書七種》為銅活字本的理由,就是“因為它與福田書海林氏的銅版字體完全相同”。但書中沒有給出相同活字的圖片。

四、頂木、夾條痕跡在單葉、無板框活字印刷品鑒定中的作用

 

    至此,我們重點討論的問題,都是圍繞著活字“拆版”工藝進行的。而“拼版”工藝特徵雖然在傳統鑒定方法中已得到揭示,但仍有一些特徵沒有受到重視。如活字版的一些組件,像頂木、夾條,有時也會在印成品上留下痕跡,成為鑒定活字本的依據。此問題似尚未有人專門論述。

    按照金簡《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記載,武英殿聚珍版書排版時需要使用夾條和頂木。夾條用來分隔兩行活字,同時夾緊活字;頂木則在活字不滿一行時放在空白處頂住活字,填滿行格。

    利用頂木、夾條痕跡鑒定活字本,在實踐中也會使用到,特別是對沒有邊框的排印本更為有效。

    夾條和頂木的高度比活字(木子)低,以避免把它們印在紙上。一般活字印刷,版上有邊欄和界格,足以支撐紙面,不易留下頂木、夾條痕跡(有界欄可能不再需要夾條,但頂木總是需要的);那些無邊無界的,在刷印時會因缺少支撐,紙面張力不足,把這些低於字面的部件印到紙上。沒有邊欄、界格,鑒定活字本的依據少了,頂木、夾條印跡正好成為補充證據。對無法尋找相同版框、文字來作比對的單葉印刷品,這些痕跡更是不能放過。

    下圖(圖五)為武英殿聚珍版《絳帖平》的一葉,頂木、夾條的痕跡非常明顯。顯然,這是活字印刷獨有而雕版印刷或其他印刷形式沒有的特徵,熟悉了這些特徵,就可用於活字本鑒定。

 

 


(圖五:武英殿聚珍版《絳帖平》)

 

    咸豐間排印的曾國藩《討粵匪檄》(圖六),單葉,無邊欄、界行,無倒字,但看上去墨色不勻,文字不甚整齊。它的版面上方有一些等距離排列的規則小墨釘,正處於兩行字之間,應為夾條印痕,這為確定它是活字印本提供了有力依據。

 

                    

                           (圖六:咸豐間活字排印《討粵匪檄》)

 

    又如光緒間印《二十七年皖局朱道稟裁煤費稿》(圖七),單葉,無邊欄、界行,無倒字,文字整齊,傳統所謂“活字特徵”不明顯,只是從正反面看墨色略有輕重不均之處。但我們觀察到版面中間天頭有幾處等距離墨痕,均在兩行文字之間,當屬夾條痕跡,參以墨色特點,可以確定它是活字排印本。

 


(圖七:光緒間活字排印《二十七年皖局朱道稟裁煤費稿》)

 

    下面說一下“蠟版”問題。清代的“蠟版印刷”是近年來印刷史和版本學研究中的熱門話題,張秀民著、韓琦增訂的新版《中國印刷史》對此有大篇幅論述。該書給出了幾種“蠟版”印刷品的書影,有《轅門抄》、《題奏全錄》、《題奏全稿》、《題奏事件》,前三者均藏國外,不易見到,但清公慎堂印《題奏事件》國內尚多,僅國家圖書館就藏有百餘件,自乾隆至嘉慶,跨度達幾十年。

    按《中國印刷史》的說法,公慎堂《題奏事件》是蠟版印製的,但本文作者認為,國家圖書館藏的這些《題奏事件》都是木活字排印的,最有力的證據就是,這些印刷品中的大多數版面有頂木和夾條印痕,有的甚至占滿了空白版面(見圖八)。比較《題奏事件》與武英殿聚珍版《絳帖平》的頂木夾條印痕,如出一轍,這可以說是木活字排印的“鐵證”了。仔細觀察,我們還能在書中找到活字本的根本特徵,即字是"活"的,同一枚活字印出的字出現在不同頁上。如嘉慶六年十一月初七日第三頁第17行、十二日第一頁第15行、二十四日第三頁第22行的"旨"字,就是用同一枚活字印成的。另外,《題奏事件》卷端的書名年月和“公慎堂”三字,及版心“題奏事件”四字,是長期不動的,僅每日更換日期。這也是同一組活字在不同版面重複使用的表現。[i]

 


(圖八:清公慎堂活字排印《題奏事件》)

 



[i]按《轅門抄》、《題奏全錄》、《題奏全稿》實物未見,但從版面風格上,本文作者仍傾向於它們是木活字印本。有機會接觸到實物的人,只要仔細找一下頂木夾條痕跡即可確定。根據蠟的物理性質和古代雕刻技術水準,要把蠟版刻成這樣是有困難的。本文作者以為,清代的蠟版容或有之,但其印成品呈現的版面形態未必是我們熟知的。

五、活字排印過程在版本鑒定中的作用

    不論以何種印刷方式出版一本書,從籌備到完成都要經歷一個過程,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古代印刷依靠手工操作,在相當長時期內,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生產一本書所用的人工、時間、成本等相差不會太大,這就為利用排印過程來解決某些版本問題提供了可能。如果某一部書,文獻記載的出版情況和當時實際生產情況相差懸殊,我們就要對該記載的真實性保持足夠警覺,在利用其斷定版本時格外慎重。

    清代道光年間蘇州人李瑤用活字排印的幾部書,是印刷史和版本史上的著名作品,因為它們是“仿宋膠泥版印法”印製的,幾十年來一直被當作畢升以來現存最早的“泥活字本”而載入史冊。而斷定它們是“泥活字”本,主要依據就是幾部書上都有“七寶轉輪藏定本,仿宋膠泥版印法”的牌記,及序跋凡例等處出現的“用畢升活字法,排印成編”;“是書從畢升活字例,排版造成”;“即以自治膠泥版,統作平字捭之”等說法。[1]

    但仔細閱讀書中所有與此相關的內容後,我們認為,李瑤的這些說法並不意味著他確實仿造出宋代畢升發明的“膠泥版”。相反,李瑤並沒有,也沒有能力製造一套泥活字用來擺印“膠泥版”書。

    李瑤沒有留下製作泥活字版的具體資料,但他在書中記錄了《南疆繹史勘本》所用的時間、人力、物力,足以讓我們瞭解到“仿宋膠泥版印法”的真正含義。道光十年重印《南疆繹史勘本》“補勘書目”李氏跋文和凡例題記,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1、印刷時間:跋稱“工閱二百四十餘日”,而凡例後題記稱“不才于此史,昨以寓公、以窘鄉,苦心孤詣,逾三月而校勘之本定,又五月而排版之工畢”,則二百四十日乃合校勘之工與排版之工而言,排印實用一百五十餘日。

    2、工人的人數。跋稱“工役百餘指”,每人十指,“百餘指”即十餘人。

    3、所用金錢。跋稱“糜用平泉三十萬有奇”。按當時的銀價,道光九年,河南白銀一兩合京錢1400文;道光十二年,湖州白銀1兩合錢1250文。若取乎其中,李瑤印書時的銀價大致1兩合錢1300文,平泉三十萬相當於銀兩230兩。[2]

    4、排印工作量。道光九年排印的《南疆繹史勘本》,計卷首二卷,繹史三十卷,摭遺十卷,連目錄合計818葉。除以150天,平均每天排印5至6葉。[3]

    我們可以將此書的排印過程與其他書進行對比。首先我們看武英殿聚珍版的排印過程。按程式,武英殿聚珍版處有供事24人專司排印,每10天擺成120版,歸類72版。活字排印只有歸類後才算完成一個版,而歸類和排字所用時間不相上下,算起來武英殿平均每天每兩個人完成不到1個版。李瑤所用的工人“百餘指”未知詳數,假定是12個人,每天排印5-6版,則每兩個人完成1個版左右,排版數與武英殿類似,歸類數則多於武英殿。需要指出的是,武英殿的24名供事是專門排字的,刷印、裝訂、臨時刻字等工序另有其人,而李瑤的“百餘指”包括全部人員,他用於排版的實際人手要比武英殿少,每個人完成的工作量則比武英殿多。算清楚這個帳,我們就會發現,李瑤的工人在150天內完成一部800多葉大書的排版、校對、刷印、歸類、裝訂,時間已經很緊張了,他們沒有時間去完成另一項更重要的任務——製造泥活字。而製造一套印書的泥活字需要多少時間呢?同是道光年間的翟金生帶領4個兒子製造10萬個泥字,用了30年。150天與30年,差距之懸殊可以說明任何問題。

    從造字投入方面看。武英殿聚珍版刻大小活字25萬餘個,除去棗木成本,僅刻工、寫工的工價銀就近1200兩。雖然泥活字和木活字原料不同,但寫、刻是不能免除的。李瑤所用活字是一字一刻的,有大小2種,按滿足印書所需最少3萬字算,須製造6萬個。[4]依武英殿的工價,僅寫、刻字工錢一項就需銀近300兩,已遠超出他的總投入230兩,這還沒有計入泥活字入窯燒制需要付出的建窯、燒窯、柴炭等成本。也就是說,如果李瑤果真製造了印書用的泥活字,他投入的全部銀錢還不夠刻字的,更別說支付紙墨、排印、刷印、裝訂等環節的諸多費用了。事實表明李瑤並沒有錢來製造一套泥活字。

    從書的印製成本角度看,《中國印刷史》著錄了一部《易經如話》,背面有木戳說:“用上白連紙及寫校之費,每篇本價銀三厘,裝潢每帙本價銀一分。”此書是鹹豐間木活字排印的。若依此價,80部,每部16冊、800多葉的《南疆繹史勘本》,連排印帶裝訂的成本在220兩左右,還是與李瑤的總投入相仿佛。可見李瑤花費的錢,就是當時請人用活字排印一部書所需的錢,他確實沒有錢去造字。

    再從李瑤的印書目的和條件來看,李瑤自己說得很清楚,他編印《南疆繹史勘本》就是為了賣書謀利:“今而纘此古史,托驥尾逐蠅頭”,“藉以示吾後人,知賣文為活之難乎其難也”,說的都是一個意思。既然是一項經營活動,必然要遵循經濟規律,就是以最低成本求得最大利益。李瑤當時流寓杭城,而且從一開始就是借錢印書,還經常求告無門,他不可能、也沒有條件採用自製泥活字的方式來印書。自造泥活字只能用來追求文化效益,不可能實現快速盈利的經營目標。李瑤賣書謀生,急於求成,不會採用這種方式。

    李瑤記下的印書過程表明,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人力製造一套泥活字並用以印書。“仿宋膠泥版印法”,只是使用了活字排印技術,並非製造了泥活字;“宋膠泥版”只不過是“活字版”的代稱。從版面特徵以及被《南疆繹史勘本》道光十年本的實際刊刻人蔡聘珍稱為“聚珍版”來看,印刷這幾部書使用的活字應是木活字。[5]



[1]前二語見《南疆繹史勘本》,後語見《校補金石例四種》。有研究者引為“自製膠泥版”(如李致忠《古書版本鑒定》),實誤。“治”與“制”雖一字之別,意義大為不同。“治”為經營、經紀之義,“制”乃製造、製作之舉。這對於判斷李瑤是否製造了一副泥活字是非常關鍵的。

[2]道光銀價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83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

[3]未見道光九年初印本,今據十年印本減去補勘部分得出此頁數,容有小出入。

[4]清代私人用活字印書,活字字數有記載的,張金吾木活字10萬字,翟金生泥活字10萬字,林春祺銅活字40萬字。

[5]參見艾俊川,《為李瑤泥活字印書算幾筆帳》,《藏書家》第十二輯,齊魯書社,2007年。

 

(作者單位:《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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