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子飞霜
苦石楼者，安徽和县裴建华先生的画室。
裴建华，号苦石山人、卧牛山客，1964年11月出生于安徽和县。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刻字委员会委员；曾任和县青年书画社社长、巢湖印社副社长。幼年自习绘画，兼习美术理论，尤其钟情黄宾虹山水。后得到黄宾虹弟子中国美院王伯敏、安徽省博物馆石谷风、林散之之子林筱之诸先生的指点，所作山水或浑朴或简约，积墨深厚而具华采，浓、淡、干、湿、焦、渍多种墨法并用，格调高古，意境深邃（图1）。书法从二王入手，上溯汉、秦；工行草、篆书。篆刻以秦汉为基础，兼习邓石如、黄牧甫、吴昌硕，同时广泛吸取钟鼎、碑额、镜铭等古文字精华，印风以平稳端庄见长（图2）。富收藏，以古砚为主，兼蓄文房用品、陶瓷、玉器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中国书画报》、《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安徽日报》、《中国收藏》、《收藏》、《华夏星火》等报刊发表书画篆刻作品、散文、美术理论、收藏知识等文章百余篇（幅）。1983年油画“邱少云”作品入选武汉军区某部《军地两用人才成果展（二等奖）》,2002年篆刻作品“苦石楼鉴藏”入选《安徽现代篆刻展》,2007年6月刻字作品“仁义道德”入选《安徽现代刻字艺术展》获优秀奖。1999年成功举办了个人书画展，王伯敏题写展标，宋亦英作序，张良勋题写贺词。《安徽日报》、《安徽工人报》、《安徽青年报》、《华夏星火》等报刊都曾对其作过高度评价。林筱之先生有诗赞曰：我爱裴君刀法精，多姿转折自成文。似看墙上雨淋处，月影参差屋漏痕。其个人辞条被收入1995年版《和县志》、《安徽历史文化名城》、《政协委员风采录·安徽卷》等书。
苦石楼所藏的古砚只有四十余方，数量虽不多，但多精美绝伦之品。如六朝四足辟雍歙砚、唐代箕形端砚、宋代北斗七星砚砖等档次之高，甚至在一般国家博物馆都很难见到。
误闯藏砚门
拜访苦石楼，裴先生开门见山：
“我原先不搞收藏。20年前，朋友送我两只汉罐，苦石楼再迁时给扔了。那时侯很自负，总认为民间工艺俗气。我收藏古砚台纯粹是‘误入歧途’。”
事情是这样的：
1992年春夏之交，应几位书画家朋友之约，先生首次踏上了素有“东南邹鲁、文物之邦”的徽州大地。在这里，他不仅饱览了黄山白岳的秀丽风光，搜集了大量的绘画素材，还深入到古宅深院，领略了闻名天下的徽商所留下的文物精品。
在绩溪上庄的一座老屋里，他无意之中看到了一方有四只高足的砚台（图3），出于好玩，他以极便宜的价格将它买了下来。一段时间过后，新鲜感很快消逝。于是，这方通身黑乎乎的，看起来十分平常的四足砚台，就静静地躺在了先生的画案上。
这一躺就是八年。
2000年，先生得到一本穆孝天、李明回合著的《中国安徽文房四宝》，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知道了“隋唐时期······有足砚十分流行”、“五代时期······无足的平台砚出现了”。难道这方砚还是五代以前的？一向喜欢“打破沙锅”的他来了劲头。一本《中国安徽文房四宝》反复读遍，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带上砚台来到芜湖，找到了中国名砚博览会五评委之一、著名古砚收藏家季汉章先生。季先生拿着砚台边洗边看，足足看了几十分钟。季先生说：这是古砚；是歙石，宋以前的，唐、可能还更早；可以编入砚谱。
季先生简短而肯定的话语，像灯又像雾，使他既激动又迷茫：激动的是，无意中竟得到了一件宝贝；迷茫的是，它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为什么“可以编入砚谱”？看来还得认真地研究研究。于是，他开始了四处找寻有关古砚的书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说砚》，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端溪砚考集成》、《中华古砚》，黄山书社的《歙砚丛谈》，上海书店的《高凤翰砚史》，湖北美术出版社的《阅微草堂砚谱》等等，一本本厚薄不一的有关砚台的书籍，堆满了他的画案。工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他对中国古砚的历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他将这方砚定名为：六朝四足辟雍歙砚。
六朝原指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在南京建都的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宋史·张守传》云“建康（今之南京）自六朝为帝王都”。后被借用为与北方魏晋南北朝平行的南方历史断代名词。四足砚当在东晋、南朝时代，但鉴于这个时间段难于细分，故以六朝模糊定之。很快，他草就了一篇探讨歙砚历史的论文《歙砚鼻祖》。
他将砚台和论文带到合肥，求教于省博物馆石谷风先生和省社会科学院文房四宝研究专家田恒铭先生。砚台和文章都得到了两位专家的肯定。田先生并录诗句“一生多被端溪误，到老方知歙砚佳”见赠。2001年，创刊不久的《中国收藏》杂志刊登了这篇论文。
苦石楼收藏的这方六朝四足辟雍歙砚为歙之老坑石，辟雍式，四足。砚身直径14.5cm，砚堂内凹，最深处达0.5cm，直径9.5cm，砚边宽1cm、水池宽1.5cm、水池深约0.5－0.8cm、砚高4.8cm、鸟足，高2.7－2.9cm，砚堂、砚背均有金、银星若干颗。
歙石，产于古歙州而得名。古歙州辖地在今皖、浙、赣边区的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等。歙石砚材大致可分三类；一曰星、晕（有金星、银星、金晕、银晕），二曰罗纹（按其形状分为古犀罗纹、松木罗纹，刷丝罗纹，水浪罗纹等），三曰眉子、眉纹、玉带；其他还有紫云、歙红、歙黄、歙青等。歙石的主要坑口有婺源罗纹山，歙县溪头、庙前、清溪、大谷运，休宁大连、冯村、前坦等。
四足辟雍砚石质为歙石珍品，色似黑实青，极沉。诚如宋代唐询所言：“如秋雨初霁，远望暮天，表里莹洁，都无纹理”，其上缀有金星、银星和氧化铁斑点。现代所说的金银星，主要指氧化后的黄铁矿、硫化银、硫化锌之类的物质。而此砚之星，是未氧化的黄铁矿，呈金银颗粒状，古砚中极为少见。（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不少学者在著作中加以引用，但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歙石，有的说是湘西的水冲石，有的说是庐山的金星石。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裴先生持砚求教于歙砚砚石研究专家胡中泰、程明铭先生，均得到充分肯定：胡中泰先生认为是“歙州”石，但不是龙尾石；程明铭先生则明确指出是歙县小川或大谷运的砚石。大谷运与得此砚的绩溪上庄紧邻，此砚为歙之大谷运石无疑。图4、拜访胡中泰、程明铭先生）
砚是由研磨器演化而来的。西汉早中期，砚的形制有两种，一是圆石饼配小圆研石；另一种是长方形砚板配方（或圆）研石。东汉时，砚一般有三足，部分有盖。汉代人席地而坐，在“几”上阅读、书写，砚足的作用是使砚具有一定的高度，方便使用，三足可致稳定。汉砚三足，旨在实用。砚盖的作用一般用于保护研石，如江苏徐州东汉墓出土的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兽嘴为扣石处；甘肃天水隗嚣宫遗址出土的盘螭盖三足砚，砚盖中间凹窝为扣石处。汉以后，与魏晋南北朝并行，南方进入六朝时代。六朝时代的制砚工艺广泛吸取了铜器、石刻、画像石（砖）等姊妹艺术的营养，取得了长足进步，砚的材质多样，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古朴雄浑。瓷砚、辟雍砚相当成熟，砚足由汉时的三足增至四足，五足、六足，甚至更多；同时，由于“螺子墨”的出现，研石取消，砚盖消失。从工艺发展史的角度讲，汉、六朝砚处于研磨器向近、现代砚的过渡时期。
隋、唐以后，制砚工艺更为精湛。唐流行双足箕形砚、“凤”字砚。唐末由于高脚桌椅的产生，人们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砚由地下移至桌上，砚足消失了，为取砚方便，代之而起的为抄手砚、太史砚等。至明清，石品花纹的开发引发了随形砚的出现，制砚工艺也完成了古砚的现代化转变。
辟雍砚，圆形，砚堂居中，水池环周，外为砚边。象辟雍之形，故名辟雍砚。后有方形或长方形者，名曰石渠砚。辟雍者，周王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礼·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汉·班固《白虎通》云：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石渠，得名于汉萧何所造用于收藏入关时所得秦之图籍的楼阁，其下砻石为渠，故名石渠阁。汉宣帝甘露三年与诸儒韦玄成、梁丘贺等讲论于此。辟雍、石渠均象征知识与教化，取辟雍之式为砚，起于汉。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圆形陶砚，砚堂水池分割明确，为成熟的辟雍式。
苦石楼所藏四足辟雍砚在汉辟雍砚的基础上有较大进步，一是砚堂水池更加规范，砚边与砚堂成平面，更利于储水。二是砚足由三足发展为四足。三是无砚盖。另外，砚堂微凹，亦为当时之制。穆孝天先生言：“到了魏晋时，已经出现了用漆烟松煤夹和而成的墨丸了。接着又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遗制。正因为如此，所以晋人多用凹心砚者，欲磨墨贮渖耳。”（见穆孝天、李明回《中国安徽的文房四宝》）。
纹饰是制砚工艺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判断古砚年代的关键。汉代砚的造型古朴，纹饰较少；六朝承袭汉风，古朴之外，纹饰趋于繁复，有青铜器及汉画像石（砖）之遗风；大唐盛世，艺术发展较快，砚雕细腻，已失六朝古风；宋尚意，取方正规整，少铭且少饰；元乃少数民族统治，时间短暂，制砚工艺相对不发达，虽有雄强之气，终嫌粗糙；及清康、乾盛世，国势强盛，追求浮华，制砚雕琢尤盛。
四足辟雍砚纹饰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砚边波浪纹，二是砚侧连珠纹（由乳丁发展而来），三是鸟形砚足。此砚的波浪纹和乳钉纹由青铜器、汉镜纹饰演化而来，古意十足。雕刻可谓大刀阔斧，砚面、水池、砚背斧凿痕迹显露，纹饰着刀留痕，下手迅疾、准确，有汉石刻遗风。砚侧连珠纹的点系侧刀硬切，不圆求圆，浑厚天成；砚足用大写意手法，略勾鸟形后，以短点刀作三角点填充为文，率意而豪放。
纵观此砚材质、形制和纹饰，寓精于粗，有魏晋放达洒脱之风，上承西汉之雄浑，下开明清之精细，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典型的六朝辟雍砚，是歙砚在我国制砚史第一个高峰时期留下的仅存实物（目前尚未发现同期的端砚实物），堪称“歙砚鼻祖”。
文章发表后，安徽歙砚厂厂长周美洪先生致信裴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
歙砚盛于唐，诞生年代当然在唐代以前。根据地质条件，歙州各地可制砚台的石材比比皆是；歙县建制于秦，开发于三国，东晋南迁，中原士宦纷至沓来，黄河流域文化广为传播，文风鼎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歙砚应运而生自在情理之中。由此推断，歙砚诞生时间可以追溯到晋或汉、秦。苦石楼六朝歙砚的发现为这一论点找到了不可辩驳的论据。先生功不可没，此乃至宝也。
歙砚产生于唐开元年间的观点流传至今已近千年，现在，这一观点已逐渐被一些有识之士所打破，苦石楼这方六朝四足辟雍歙砚就是一个确凿的物证。
三足立大厦
六朝四足辟雍歙砚自是砚藏重宝，按收藏界的一般认识，有此一件极品便可称为大家。然而，若是仅此一砚，且是偶然所得，那么苦石楼的收藏故事说起来也就索然无味了。
如果说六朝四足辟雍歙砚是目前仅见的能够确认的唐以前歙砚“绝”品的话，那么，堪称苦石楼鼎立三足的另外两方，可用“珍”、“奇”二字概括。
被称为“珍”的是唐代的箕形端砚（图5）。
我们知道，“端砚肇始于唐初”的观点在理论界和收藏界已无争议（至于是否武德年间，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现已被发现的唐代早期端砚，据笔者所知，有扬州博物馆所藏的1974年扬州东风砖瓦厂工地出土的箕形端砚和1965年12月25日广州市广州动物园出土,现藏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箕形端砚等。而从形制上比较这三方唐代早期端砚，苦石楼所藏的唐代箕形端砚和扬州博物馆所藏的箕形端砚基本相似，似略早于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的箕形端砚。
苦石楼所藏的唐代箕形端砚，长18.2cm，宽12.1cm，高3.3cm；老坑端石。
硯台的形制无论古今，无论方圆，从主流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无足硯，一类为有足硯。其分水岭为唐代的箕形硯。
硯台从汉中期形成较为规范的形制一直到隋，其500年间的特点有二：一是方圆并存，二是硯足由少到多。我们把这种类型的硯统称为有足硯。
唐末五代至今，硯台形制的演变脉络清晰：由箕形硯简化硯足，变为抄手硯；由抄手变为覆手再变为平底硯。随着随形硯的出现，硯底出现纹饰雕刻，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砚台形制——无足砚类。
砚台从有足到无足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从故宫博物院藏龟形陶砚和广东省博物馆藏“拯”字款箕形陶砚我们可以看出：
唐早期的龟形砚基本沿袭了汉魏以来有足砚的形制。但是作者从既便于磨墨又利于贮墨的实用功能考虑，将龟的四足制成前短后长，使得砚堂前深后浅。这说明作者为了达到设计目的，已经把着眼点放到了砚足上了。这时的砚足不仅起到提高砚身的原始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调节砚堂的作用。同样出于磨墨贮墨的考虑，“拯”字款箕形陶砚采取了直接削减前两足的办法，这就使得这方砚出现了两个致命弱点：一是不美观。削掉两足，所剩的两足未作相应的调整，而整体有失均衡之美。二是不实用。由于两足与砚面垂直，而不能与桌面垂直，磨墨时重心不能落到足上，故容易损坏。
苦石楼所藏的唐代箕形端砚在制作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纠正了上述两大弱点，采用的手法有两点：一是将砚底磨制成弧形，纠正有足一头与无足一头的视觉差，给人以美感。二是将足设计成梯形，使足既能与砚底完美衔接，又能与桌面垂直，增大受力点，既美观又实用。
箕形砚自身发展也有两个阶段：早期砚堂无折痕，承袭龟形陶砚和“拯”字款箕形陶砚的风格。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一方1976年合肥机务段唐开成五年墓出土的唐代箕形歙砚，形制与苦石楼所藏的唐代箕形端砚基本一致。晚期砚堂有折痕，开五代抄手砚砚堂与墨池分割的风气。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方1958年长沙牛角塘23号五代墓出土的“长兴三年三月内将钱壹仟五伯文买之”款后唐石砚，形制与广州市文管会所藏箕形端砚相似。2008年9月，宣城市举办第三届文房四宝节，蔡鸿茹先生莅临，裴先生持砚就教（图6），蔡先生认真鉴定后肯定地说：开门，唐代的，端砚；（砚堂）没有折痕，是（唐代）早期的。
这方唐代箕形端砚造型极美，两边线条侧视是一条平缓的弧线，从砚首起，似作词曲般地平稳起调，继而转调抑压，再逐步抬升高扬，至砚尾一个急速而圆转的收锋，似书法的垂露，饱满而含蓄，又似曲终之余音，绕梁三日。俯视砚两边是两条直线，首尾则是两条弧线，直线与弧线转承自然，整体中规中矩，又不失呆板。似钟，似钺，堂正雍容。
此砚之珍稀由此可知。
再说宋代北斗七星歙砚砖之“奇”。
说起“斗星砚”尤其是北斗七星砚，在砚藏界倍受推崇，称为砚中天人感应的最高境界。收藏砚台在文人眼里件极高雅的事，而藏砚大家莫不视斗星砚为砚中极品，可惜历代很少有人能看到实物。只是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依稀可见它的影子。宋代何薳《春渚记闻》记载：歙州（今安徽歙县）有位富人，某晚因山洪暴发，移住山上砚工房内。夜里发现床下有块垫床的石头发出异光，很惊奇，便请人把它磨制成一方砚台。砚石上“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在焉。因目之为斗星砚。”更奇的是，富人自得到这方砚石，家业更加兴旺发达，富人视之为镇宅宝物，轻易不敢告诉别人。每次观看，都要向砚恭敬地焚香拜揖再三。此砚后因方腊起义而亡失。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说：“端石有眼，眼中有晕或六、七眼相连排，星斗异形。”在《纸墨笔砚》中他又云：“天生之石、温润如玉，眼高而活，分布成象，为世之珍”。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云：“若余所见砚有百方，皆名砚也，不能一一悉记，举其可宝者言之。如端溪天成七星砚、绿端石砚……此皆砚之极少而至精妙者。”高濂在书中还附了七星砚的图形，以“共海内鉴家赏之。”
古籍记载似乎就这么几例，且赵希鹄见没见到实物语矣不详。现代倒是有几例报道。
日本政界人士绵贯民辅广有家财，是日本著名玩砚世家，砚的积聚令人刮目，藏有一方我国明代的北斗七星端砚。北京古砚鉴藏家张雅宗1996年在北京名砚斋举办的名砚展销会上得到一方歙石新砚，砚面底部居然有七颗有眼有睛的“活眼”，黄中微闪棕亮，极具神韵，按北斗七星顺序排列。其形似程度，令人称绝。可惜美中不足，与活眼并存的还有四颗“死眼（有眼无睛）”，分别排在七星状活眼的上下两方，混淆了视线。他按北斗七星的形状对这方砚进行了“改造”，将四颗“死眼”去掉，使仅存的七颗“活眼”更加突出显露。北京另一藏家于1997年在山东五莲县小窑村访得一块宋代斗星砚，是清光绪著名的官宦世家“管氏”旧藏。制式为抄手瓦砚，古韵超俗，为砚中极品。砚额上布有十二颗斗大的天然金星，位置恰巧有星象吻合。古人匠心之极，把十二颗金星浅浮雕凸出，星与星之间用阳雕线条连接，每颗金星傍边按星宿位置分别以行楷字体依次刻有：虚、牛、尾、房、亢、翼、星、觜、鬼、昴、娄、室等十二星宿名。
苦石楼所藏宋代北斗七星砚砖（图7），长28.3cm宽，17.5cm，高4.1cm，歙老坑石。
要说六朝四足辟雍歙砚得自偶然、是幸运的话，那么这方宋代北斗七星砚砖的获得，则充分说明了裴先生的敏锐和勤思。
2006年夏天他出差，公务之余他来到古玩城（这是他的老习惯）。时值中午，不少店铺都午休了。透过一家锁着的玻璃门，他看到了堆在墙角的乱石中有一块方正厚实的的砚砖。古代遗留下来的砚砖，一般都是石品极好的石材。为什么没有雕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不适宜刻。有些石品比较浅，雕刻可能导致石品消失；有些石品只适宜平面欣赏，雕刻砚池后，破坏了纹饰图案；有些石品本身就是石病，微露一些恰倒好处，雕刻后反而不美。二是当时没有找到砚雕高手，后代人或不识，或不爱，就这么放了下来。裴先生深知其中奥妙。于是，先后三次来到这个店铺，终于，老板来了。他拿起砚砖一看，黑乎乎的，似是一方歙砚砖，砚面有研磨的痕迹，但当时什么石品也没有看出来。然而，他没有轻易放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较高的价格买下了这方砚砖。回到旅社，迫不及待地开始清洗。当轻轻涤去砚面上的墨垢，几颗银星熠熠生辉——这不是北斗七星吗？！
这方宋代北斗七星砚砖体形硕大，质地纯洁。七星规则地排列在中上方，周围几无杂星。七星的“瓢”头正队北极星，与天象极吻合。七星和北极星均是歙砚老坑石所特有的未氧化的黄铁矿，呈银色颗粒状，在“秋雨初霁，远望暮天，表里莹洁，都无纹理”的石底衬托下，犹显清晰明亮，直得北斗神髓。真乃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瑰宝。
此砚背面除一群银星外，还有多片类似端砚鱼脑冻的白色斑块和墨玉似的黑色斑块。石品奇特而丰富。
北京故宫张淑芬也说“古来文人以砚为宝，而文人中藏大砚者又以砚中极品斗星砚为宝，其理何在？上应于天，下合于地，中不合于凡品，斯为其宝”。
斗星砚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并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是因为我国古代先哲无不对北斗星怀有一种极尊崇的感情和信仰。例如，道家认为，北斗星在所有的天象星辰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把北斗星称为“天罡”，崇尚其为天上最至上的神。诸葛亮禳星延寿的故事正是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映。六千年前，人们甚至认为天的中心即是北斗七星所在位置。依古人“天地相应”的认识，地下发现的北斗七星砚自然不同于凡品，而历来身价百倍，毕竟这是天与地之间的沟通啊！
精英聚雅室
苦石楼藏砚以宋代歙砚居多。
有宋一代是中国文风最盛的时代。宋代以文治国，历来重文轻武，北宋末至南宋为极致。
安徽是歙砚的产地，苦石楼藏砚以歙为主，有地利之便自在情理之中，但这么多宋代歙砚雅聚一室亦为奇观。裴先生自2000年起着意收集古砚，足迹遍布皖、苏、沪、浙、粤、湘、赣、鄂、豫、鲁、京等地，到目前为止共收集40余方，其中宋代的近20方，且大多数为歙砚，不乏珍品。现列举数方：
五代至宋初刷丝罗纹歙砚（图8）
长8.5cm，宽7.9cm，高2cm。
歙砚在唐代已负盛名，但极致是在南唐时期，因地方官吏将歙砚作为贡品进献宫廷而大受宠遇。精意翰墨的中主李璟十分宝爱歙砚，专门在歙州府设置了砚务，特选砚工高手李少微为砚务官，搜求美石为内府制砚，歙砚遂开始盛行。至后主李煜对歙砚更是极为推崇，而且还将歙州的龙尾砚，澄心堂纸，李廷珪墨三者并称，又合宣州陈氏紫毫笔为“新安四宝”，誉名“天下之冠”。李氏败亡后，歙砚亦随之停产了，传世南唐歙砚极为稀少。
2005年，裴先生在无为某古玩店看到这方刷丝罗纹歙砚，因索价过高而放弃。然而，收藏讲的是缘分，约半年，和县的一位画廊朋友却将这方砚送给了他。
此砚虽大不盈掌，但石质坚净，晶莹如玉，刷丝细密均匀。虽然砚首残破，但秀雅的造型，高超的工艺历历在目。尤其是砚岗，圆润饱满，秀逸中透出大度和庄重。今人砚雕基本之功、细微之处去古远矣，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眉纹鱼子鱼纹抄手歙砚（图9）
长17.2cm，宽10.3cm，高2.9cm。
墨池为直淌式，上有阴刻鱼纹。
抄手砚为宋代典型砚式，由箕形砚演化而来。抄手砚较之箕形砚，砚堂与墨池分割更为明确。砚堂平整，墨池深峻，既利于磨墨，又利于贮墨。砚背抄手式，取用极为方便。
抄手砚始于五代，流行于宋明，但各个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区别：五代、宋抄手砚砚体较低，明较高；五代、宋四侧内抑，明多垂直；五代、宋墨池直淌平缓，明陡峻；五代抄手至半，较浅，首呈弧形，宋抄手达砚边，但留有余地，过渡圆滑，流线精美，而明直抵砚边，陡峭如削。
此砚整体平正质朴，弦（砚堂四周轮廓线）饱满挺拔，线条愈简而愈工，为实用器。该砚石为眉纹鱼子，从磨痕看，似为两层，上层为眉纹，下层为鱼子纹。实因眉纹耐磨，鱼子相对不耐磨，长期使用，眉纹磨损小，故高；鱼子磨损大，故低。
此砚背左下角残缺，系入土时敲击所致。五代至宋时，吾土有此一俗：实用砚陪葬时，须人为敲去一角（或划上一刀），以别阴阳。
石谷风先生曾对笔者就此砚作了半个多小时的剖析解讲，亦足见其亦深爱此砚（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方典型的南唐官砚，确否，尚待考证）。
宋代鱼子纹抄手歙砚（图10）
长16.1cm，宽8.9cm，高2.95cm。
歙石鱼子纹。墨池内阴刻细密的水波纹，并浮雕一鲤鱼，首尾露出水面，腰身隐没水中，作跳跃状，极富动感。砚背右侧有入葬时的敲击痕。
歙石的种类很多，大致分为星、晕、罗纹、眉子等。鱼子罗纹系老坑石，石理紧密，坚重莹净，通体黄绿色，内含黑色斑点，类似鱼子，故名鱼子罗纹。
据石谷风先生介绍：端石生成于泥盆纪，距今约6亿年，海洋中生存着大量的单细胞生物——延虫。延虫死亡后层层沉积于海底，经地壳运动，海底隆起为高山，在特定环境下，延虫石化为端石之眼。而歙石生成年代在寒武纪，距今约10亿年，当时地球上尚无生物，故歙石无眼。歙石上的纹饰均为各种矿物质。
明清以后评判端、歙，或以为端胜于歙，盖以石色花纹论也。其实，歙石亦有绝美者，如鱼子纹。只不过鱼子纹存世极稀，见识者少，而容易被人们忽视。据了解，西安碑林博物馆亦藏有一方宋鱼子纹抄手歙砚。这两方砚石质、形制基本相同，同为宋代之物。目前尚未见到其他朝代有如此优质之鱼子纹歙石者。现代歙石有新出类鱼子纹者，虽不乏精品，但大多与此老坑石相去甚远矣。
宋代歙石兰竹纹仿瓦砚（图11）
长16.5cm，宽（残）12cm，高（残）2.5cm。
藏界有“宋砚无工”之说。的确，唐宋砚多以实用为主，删去多余枝节，以凸现线条内功。歙砚石呈层状，犹不宜作浮雕透雕之类，故所见唐宋歙砚纹饰多为简单的线刻。
这方砚用浮雕的手法，在宋砚中极为少见。砚面的右侧刻修竹两竿，竹下是坡石丛兰，砚首刻卷云。兰竹用双钩法，修竹疏密有致，线条纯净挺拔；云纹回环舒展，尤显高洁。雕刻风格与宋代绘画的双钩竹法如出一辙，文气十足。
宋代白眉纹抄手歙砚（图12）
长17cm，宽9.2cm，高4cm。
此砚得自合肥城隍庙古玩城一家兼卖新旧歙砚的店铺，价善。
此砚体形厚实，较北宋砚高，当为南宋物。砚墙有大片敲击伤，为实用器入葬无疑。砚面两条眉纹纵贯砚堂，一粗一细，如银晕般熠熠生光，确为发墨珍品。
此砚珍贵之处还在于它较好地保存了加工工序的信息。砚面加工完美，而砚墙内壁则稍显粗糙。左墙内壁有一半圆孔洞，深至墙脚。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没有电动机器的情况下，古代工匠先在砚墙内壁打孔，然后进行剔挖。打孔的作用有二：一是固定砚墙位置，二是防止砚墙迸裂。古之匠人作一器实不易矣！
宋代歙石合璧砚（图13）
长15.2cm，宽10.2cm，高1.5cm。
歙石细罗纹，内含少量银星，合璧式，背长方形覆手。
此砚满工，纹饰精美。四边起阳线，四角及腰部共阴刻荷叶6竿，叶筋柔和流畅，以细密的网纹作衬托，更显荷叶阿娜高洁；水池周边起宽带，上饰细密的水波纹。这种纹饰是典型的宋人风格，与上述鱼子纹歙砚水纹风格一致。
宋代庙前青桃纹歙砚（图14）
长13.8cm，宽9.4cm，高2.7cm。
砚身为长方形板状，背长方覆手，应为南宋之物。砚面四周起阴线，上部为桃形水池，两侧阴刻桃叶，左稍大，右略小，桃叶以单刀勾勒，短点饰筋运刀爽利，形同“写”出。下部为圆形砚堂。
此砚程明明先生定为庙前青歙石。砚雕艺术家吕志远先生认为此砚线条不够工整，应为文人自刻用砚。
宋砚虽以抄手式为主流，砚堂、墨池分隔的亦较为常见。
宋代瓜形澄泥砚（图15）
长20cm，宽15.5cm，高3. 1cm。
此砚得自黄河水坑，是黄河流域宋代澄泥砚的标准器。
澄泥砚实为陶砚的一种，原单指山西绛州所产泥砚。它与其它陶砚的区别在于取泥和制作方法的不同。绛州澄泥砚的制作始于唐代，其法至明、清时已失传。据史料记载，古法制澄泥砚，不仅取泥方法独特，烧制工艺独特，而且还须在净泥中添加多种矿物、药物，烧成后还要进行多种工序处理。故柳公权有“青州（红丝石，笔者注）为第一，绛州（澄泥砚，笔者注）次之”之说。
将此砚稍作侧视，便可从破损处看出，从内至外，银光闪烁，盖真云母也。
苦石楼收藏的宋砚还有：
五代、宋早期阴阳眉纹银星圆形歙砚（图16）：直径13.5cm、高1.5cm；宋代老龙尾抄手歙砚（图17）长13.5cm、上宽7.2cm、下宽8.3cm、高1.5cm；宋代端石抄手砚（图18）：长15.9cm，宽9.3cm，高2.5cm；宋代端石双足砚（图19）：长16.3cm，宽11cm，高2.5cm；南宋代抄手歙砚（图20）：长18.45cm，宽11cm，高4.3cm等等。
谈笑长识见
都说人物聚散凭的是缘分，其实不尽然。倘若没有深厚的学识功底和敏锐独到的眼光，送上门来的宝贝也会与你擦肩而过。相反，“捡漏”往往不是捡在人前，而是捡在人后。
一次笔者陪先生逛古玩市场，亲眼目睹了他“捡漏”的风采：
那是2005年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人民路古玩市场摊位稀少，十来个常逛市场的老面孔聚在一旁闲聊，看样子他们已经“视察”过了。我和先生顺着摊位看，他很少弯腰，基本上就没动手，眼看着就要把摊位看完了。就在这时，他停了下来，对我说：“你把那个拿来看看”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拿起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小木头（图21）。我刚准备问他这是什么，只听得他先向摊主发问 ：“这是什么？”摊主回答不清楚。他又问“多少钱？”摊主说“20（元）”。在一旁不甘寂寞的我顺口搭了一句：“5块卖不卖？”摊主显得很为难的样子“太少了，加几个钱吧”。没等他说完，先生就说：“还要加？依我就出2块钱。”摊主立即满脸堆笑地对我说“拿去吧，拿去吧”。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问：裴先生，这到底是什么？
答：这是明代晚期到清代早期的老红木砚台，背面是博山纹，是由汉代的博山炉炉盖的纹饰演化来的。这种砚不是放在书案上的，也不能磨墨，是画壁画时盛墨和舔笔用的；也有可能是大臣上朝时放在袖筒里，随时准备修改奏折用来舔笔的。
问：那里不是有很多木砚吗，你为什么看都不看？
答：那些砚不用看，新的。你看那上面款字是电脑体，也是电脑刻的，木材也差，既无欣赏价值也无使用价值。
问：你腰都没弯，怎么就知道这方木砚是老的呢？
答：鉴定书画看“气”，行家打开一尺半尺就知道八九不离十了。古玩也是这样，在那一大堆假东西中，真东西“跳眼”，就是它往你眼里钻。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神妙的话，然而，这也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接着，先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2001年，我拜访巢湖收藏界前辈郑老先生。郑老是歙县人，在巢湖工作，退休后就住在巢湖。郑老收藏书画、钱币、票证，尤以收藏将军书画系列和以梅为题材的书画系列最为著名。那天，我把自己留存的自1980年代以来的百余张旅游门票和一枚王莽的大布黄千古币送给郑老。郑老以一方宋代鱼子眉纹歙砚砖（图22，长19.5cm，宽12.3cm，高2.6cm）和一方宋代袖珍端砚（图23，长6.3cm，宽3.45cm，高1.05cm）回赠。郑老说：“这方砚是我多年前在歙县得到的，季汉章向我要了几次，我没给他，今天我把它送给你。我知道这方砚好，但我不知道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你能给我说说吗？”我说：“这是一方宋代的歙砚砖。它好就好在石品上。你看：正反两面都布满了鱼子，尤其是这种眉纹，像眼睛一样，古籍上还没有此类眉纹的记载。有人说端砚的石品比歙砚美，其实，那是对歙砚的石品认识不够。这方砚砖的石品可与任何端石媲美。”郑老又问：“这砚砖没有雕刻，看不出时代风格，你凭什么定为宋代的？”我说：“给砚砖定代，一看石质，二看尺寸。不同时代开采的砚石有不同的特点。歙砚有的坑口宋代就停采了。即使同一坑口，不同的位置石品也不同。从尺寸看，宋砚厚度一般不超过三厘米，比较秀气。宋以前和以后砚台都比较高。”
我问：你不怕他反悔呀？
先生回答：收藏东西靠缘分、靠知识、靠诚信。靠欺骗不行。今天你不和人家讲真话，明天人家就不给你看真东西！
看来，“捡漏”不仅仅靠运气，也不仅仅靠知识，还要靠人品。
说起“捡漏”，话题还真不少。
有一次，也是星期天。在一个古玩摊上，先生见到一方宋代的老砚，通身黑乎乎的，根本看不出石质。一问价，要的还蛮高的。他想：按说宋砚要这个价也不高，不过，工薪阶层玩收藏，当然要花小钱买真东西、好东西。于是，他果断地放下这方砚台。过了一个星期，一大早他就来到古玩市场。一看那方砚还在，心想：有门！无人问津，杀价有望。结果竟以区区40元成交。待把砚清洗出来一看他乐坏了——原来是一方含有金线和大块胭脂红的端石抄手砚（图24）！
还有一次，有藏家把先生叫到家里，拿出8方砚台，要一次性转让给他。开始要价很高，见他不很感兴趣，就说“600元一把走”。他说：“不瞒你说，这8方砚我只看上这3方，其他的都是垃圾”。对方看他讲话实在，最后以每方100元的价格让给了他。这三方砚分别是：
南北朝陶墨海（图25）
长、宽各18.5cm，高4.3cm；含瓷陶土质。砚面中心为大圆墨海，网纹地；一角有舔墨三角口，与墨池暗通。四侧下部均挖有长方形凹槽，四角留出假足。
南北朝砚式最多，实用性设计亦最多。如山西大同城南北魏永宁寺遗址出土的石雕方砚，有耳形水池，圆形、方形笔舔和莲座笔插。陕西西安北郊查家寨出土的蕉叶纹四足石砚，有耳形水池，方形墨槽和笔形凹槽。这在历代砚制中均不多见。
此式墨海自南北朝出现后，历隋唐宋元明千余年未露面，直至晚清、民国复见，甚为奇特。
宋代鱼子纹抄手歙砚
（图10，介绍见上）
宋代荷叶边澄泥砚（图26）
长13.2cm，宽10cm，高1.3cm；蟹壳青澄泥。
此砚以写意手法塑造的荷叶边，线条柔和，虚实相生，若隐若现。砚首以荷之卷叶作水池，自然质朴。砚堂由于长期研磨，形成一鸭蛋坑。此砚为早期澄泥，通体光洁细腻，有端石之美，绝不似后世澄泥之枯燥干涩，索然无味。
宋晚期砚式发生重大变化。此砚已见明、清随形砚之端倪，属承上启下之物。
另外，苦石楼所藏的汉代“君宜官”铭石砚（图27，研石长、宽各2.8cm，厚1cm；砚板残长7.5cm，宽4.9cm，厚0.5cm）、汉代黛板（图28，板长13cm，宽4.2cm，厚0.4cm、研石长、宽各2.5cm，厚0.9cm）、元代花草纹砚（图29、长15.7cm，宽11cm，高2cm）、明代日月怪兽歙砚（图30，长16.2cm，宽10.1cm，高3cm）、清代早期朱墨双面青花砚（图31，口径10.45cm,底径7.45cm,高3.3cm）等，购价都很低。这除了现时古砚价格低靡、藏砚人数相对较少等客观原因外，主要看收藏者能不能够辨别真伪，特别是能够在赝品堆里发现微乎其微的真品、珍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先生这身功夫也是在反复的失败中练就的。
先生曾多次对我说：搞收藏一要多读书、多动手。文史哲、专业的书报杂志都要读，越杂越好。这些看似对收藏没用的零星的知识，串起来、融会贯通了就是有用的。“多动手”是要求通过实践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比如：收藏书画的，自己也要练字学画，具备了一定的书画创作的实践知识，就能更好地理解藏品，对于赝品就能击中要害。二是要多看实物少动手。到博物馆、藏家那里看真品、珍品，到市场看赝品。动脑筋，多比较，找差异。“少动手”是针对收藏市场现状而言的，因为，现在的造假技术很高，不到一定的火候，是看不出来真伪的。三是看中目标就要当机立断，不必在小钱上斤斤计较。有些东西当时你可能不懂，但只要是真的，在价格合理、条件许可的前提下，都可以拿过来，慢慢研究。在没有研究透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轻易出手转让。
来源：坚东网艺友 作者：裴建华
